學問的入與出：錢賓四先生與理學（下）

三、回應大時代的學術課題

（一）明歷史之真相

錢先生對於古今學術所「得力最深者」雖「莫如宋明儒」，在大陸淪陷以前卻很少從事有關理學方面的論著。這與錢先生一生所要處理的學術議題，有密切的關係：

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1]

「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這一問題，所涉及的範圍極廣大，本質上非理學與辭章之學所能涵蓋。所以錢先生雖從古文學與義理之學入門，在學術的路向上卻逐漸轉而為囊括經、史、子、集的通人之學。錢先生自述其為學的過程係由古文學而理學、而經學、而子學；又因考訂《墨子》，而轉治清人考據之學；[2]最後「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3]並以史學為其學術的主要方向與歸宿。錢先生為學之過程既然如此，所以他對各家各派特別不存門戶之見，主張兼容並蓄，以成就更高的見識。[4]而其兼容並蓄的方法，則主要為一種無處不在的史學眼光。[5]錢先生天資高邁，興趣廣泛，所以能夠深入各家各派的學術。然而各家學問不免有種種衝突，若要兼取其長並得一通盤的認識，莫若各就其發生的原因、背景及其所成就的意義乃至限制作一同情的瞭解，究明其間的關係，並分別存之。所以他「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並非偶然。此外，「中西文化孰得孰失」這一課題，基本上為一史學問題。當時一輩開風氣的學術界大師如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都專研中國學術思想與文化史，以解答有關議題。錢先生早年篤實地遍讀經、史、子、集四部要籍，年方逾弱冠卻遇上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