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的入與出：錢賓四先生與理學（上）

提  要

無錫錢賓四先生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錢先生一方面強調研習理學必須本於學者自身的實踐，一方面也重視對於理學的歷史背景與特質之客觀分析。他認為做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然而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理學之於錢先生，從作為人生的教訓與昭示人生的理想境界始，亦以回歸做人與為學合一的學問終。理學的道理，是錢先生的真生命而不僅是研究的對象；理學家的詩文，則是他日常相伴，造次不離的精神資糧。然而因為時代的不同，錢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畢竟與理學家頗為相異。面對中西文化的交會與衝突，錢先生一生致力於發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真相與意義，以為民族文化保留其可大可久的生命。宋人闢佛而爭道統，錢先生則轉而以整個歷史文化的傳承為道統。宋人一心要完成代表最高道理的宇宙與心性論的體系，錢先生則用學術思想史的眼光重新說明理學的各個層面，並進而分析其得失。這都是錢先生不囿於理學傳統的地方。

錢先生認為中國學術從明末之後，本來便應走向一個新的道路。由理學而史學，是從陽明學到浙東史學的發展。上接此傳統，下承時代的挑戰，錢先生之學所重在於認識歷史文化的傳統，而非抽象的宇宙人生之根本義理。然而他並非不講義理，只是承續浙東之學的「不離事而言理」，刻就具體的歷史文化中發掘事理與意義，因此對學者有極深的感發。錢先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及其民族與文化精神說，均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錢先生的學問，從為人之學始，深入中國學術的千門萬戶，且旁治佛學與西學，其內容早非理學所限。然而錢先生之學終究歸本於為人之學，自孔子以至於宋明儒，源遠流長，薪火相傳。

關鍵詞：錢穆　理學　實踐　做人之學　史學　道統　現代學術

一、從入之端

二、一生之浸潤涵泳

三、回應大時代的學術課題

四、結論

理學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自古以來的理學大師都強調，學者必須秉持「切問近思」的態度，透過自家生活的真切體驗來了解理學。若僅憑藉客觀解析與語言文字的論說，則永遠無法深入理學的堂奧。理學在中國現代學術及思想史中，依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現代學者往往偏從西方或所謂現代學術的立場來研究理學，卻不甚重視踐履的工夫。這種研究固然也有助於我們客觀地瞭解理學的一些特質與問題，然而其學說若缺乏真實體驗的基礎，不僅難以深入理學的精髓，且容易發生根本性的錯誤。無錫錢賓四先生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錢先生一方面強調研習理學必須本於學者自身的實踐，一方面也重視對於理學的歷史背景與特質之客觀分析。他認為作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而且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1]這種學術態度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獨樹一格，非常值得我們研究。

錢先生一生的學行與理學有極深切的關係。他早年便深好理學家言，生平為人行事則深受理學家的影響。他有關理學的著述甚為豐富，而可以代表其晚年定論的大著作則為《朱子新學案》。其一生學思所受理學多方面的影響及其有關理學的研究之成就為何，所牽涉均極深廣，非本文所能處理。然而錢先生之於理學從何處入與何處出──即其以何種方式接受理學的影響，又從何種角度對理學加以研究反思，當為瞭解錢先生與理學之關係的關鍵。本文謹著眼於此，並本此對理學與錢先生學術的根本異同加以探討。

一、從入之端

（一）作為人生教訓

錢先生早年讀書從人生教訓入門。他在十五歲那年，在音樂課中偶然讀到了《曾文正公家訓》一書，「不禁發生了甚大的興趣」，當下悄悄離開教室，一直讀到深夜，第二天一早還跑去書店買這本書。[2]他在四十六年之後回憶此事時說：

或許是我個人的性之所近吧！我從小識字讀書，便愛看關於人生教訓那一類話。[3]

《曾文正公家訓》與《家書》中，多為孔孟程朱的道理。曾文正論修養以「主敬」為主，更從宋人「居敬」的說法來。錢先生少年時對此書發生如此大的興趣，已可見出他對義理之學的特殊愛好。錢先生對於他自己早年所讀之書，又特別指出：

凡屬那些有關人生教訓的話，我總感到親切有味，時時盤旋在心中。我二十四五歲以前讀書，大半從此為入門。以後讀書漸多，但總不忘那些事。[4]

讀書從「人生教訓」入門，這決定了錢先生學問的一大基本特色。錢先生一生論學首重做人，與此有極大的關係。

錢先生於年輕時又特好古文，發憤讀唐宋八大家全集，自韓、柳、歐陽以至於王安石，並由王安石論議之文，轉而治理學家言：

讀《臨川集》論議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選錄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韓文公所謂「因文見道」者，其道別有在。於是轉治晦翁、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遂看《傳習錄》、《近思錄》及黃、全兩《學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經》，治先秦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訂訓詁。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5]

由此可見，錢先生治理學實在治經學、先秦諸子、考據學與史學之前。古文家講究文以載道，錢先生因古文學而喜好以明道為任的理學，本屬。而由錢先生之自述，可見他的學術個性，本來頗近於義理之學，並由此而深入學問的天地。錢先生對此曾說：

顧余自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阨，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矱，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6]

可見錢先生的學術不僅由義理之學入門，並於此「得力最深」，終生奉行理學家有關人生的教訓，而成其充實而有光輝的人格與學問。錢先生之於理學，從一開始便特重實踐與體驗，亦由此可知。

（二）追求文學與義理合一的美善境界

錢先生早年所好既在古文，他治理學便不能不受文章之學的影響：

余之自幼為學，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韓歐，下迄姚曾，寢饋夢寐，盡在是。其次則治乾嘉考據訓詁，藉是以輔攻讀古書之用。所謂辭章、考據、訓詁，余之能盡力者止是矣。至於義理之深潛，經濟之宏艱，自慚愚陋，亦知重視，而未敢妄以自任也。[7]

理學家致力於昌明義理，對於辭章之學，大多鄙薄不為。錢先生此處所謂能盡力者止於「辭章、考據、訓詁」而不敢自任以「義理之深潛」，其學術態度已與多數理學家有所不同。錢先生又曾追記他的小學國文老師所教文章中選有陽明〈拔本塞源〉論與朱子〈大學章句序〉，此事有助於使他：「此後由治文學轉入理學，極少存文學與理學之門戶分別。」[8]錢先生一生為學不僅沒有文學與理學之門戶，也不存程朱與陸王的壁壘。[9]然而理學家之所以有門戶，實緣於其辨明至道的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