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反思
【内容提要】
中西比较诗学的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状况几方面表明它正存有着难以突破的瓶颈现象。通过分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意义，能更好地反思中西比较诗学如何才能继续切入进当今的文化转型和文学生产中，起到真正积极有效的作用。
作为有效的知识生产，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曾置身于近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中，使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参与到了社会批判和社会设计中去，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并起到了相应的社会作用。虽然中西比较诗学现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领域并仍在发展，但是由于学科旨趣的笼统抽象、研究范围的断裂、研究范式的停滞等因素使它未能与当下最前沿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现象衔接，也未能切入当代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中，故而目前的比较诗学没能再像其在20世纪初期与80年代一般取得辉煌成就和作用。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且难以突破，故将之比拟为“瓶颈”现象。那么，瓶颈现象是如何全方位表现的?何以导致此现象?又是否能有解决之途径呢?
一
所谓瓶颈现象，按其形象应具有两个相应特征:1、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2、目前存在难以突破的“堵塞”状态。细究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和现状确有此特点。首先就发展历史而言，中西比较诗学曾经取得过的辉煌成就，笔者在此无需赘言 ① 。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上，近十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再有实质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范围来看，纵观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便不难发现:所谓“比较”一直存有裂缝和断层。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这业已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不争的学科前提和范围。而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则似乎永远理应被淡漠和缺席。这种不加反思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视域是理所应当的吗?如果它不能涵盖中西比较诗学理应包括的全部范围，那么为何这种断层的比较现象并未在各种时髦文学理论被引进和盛行的当今引起重视和突破?
第二，即使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来比较的视域，在西方最新的理论发展趋势下，二者之间也并无“比较”可言。从百年来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来看，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发轫期到高峰期，逐渐形成了自己较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即①把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的术语、范畴进行异同比较;②对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后面所蕴涵的理论体系和美学精神等进行宏观比较;③将二者进行相互阐发和借鉴等。在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这些方法都取得了重要的实践和推进，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著作和成果 ② 。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方法支撑比较诗学的持续发展空间，在当前巨大的社会发展和语境变迁面前便会显得后劲不足和固步自封。无论是上面所列的哪种比较方法，中国古代文论事实上都难以和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对话和有效比较。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理论观念不断受到挑战和变化，文化研究范式的兴起等要素，导致诗学本身已难以仅在封闭的文学/文本内部展开。在西方当代“批评理论”盛行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同时，中国诗学与它们的关系仅能表现为引进与被引进，以及实践上的时间先后关系（或许连引进和实践都还并不充分和完整），中国古代文论已很难直接和后社会、消费文化中的新兴文学现象和观念比较，这种研究的堵塞现象也是难以短期弥补或解决的。
第三，从最近的研究情况来看，从1994年至2004年间在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论）方面的学术共有180多篇，就笔者披览所及，从这些论文中可概括出以下三大研究特点:1、传统研究方法（如前文所列举）在个案上的实践有所减少，纯粹的中西彼此异同比较或阐发并不多，“中西比较”更多时候是被作为一种整体知识背景来帮助梳理和讨论某个具体的文学现象 ③ ;2、对比较诗学进行学科和反思，剖析中西诗学“比较”的意义、二者的可通约性和合法性等问题 ④ ;3、针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反思比较诗学发展的困境危机，以及提出相应的战略思考等 ⑤ 。这些最近的发展情况，一方面说明了比较诗学继续是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它受中国社会/文学发展的影响，也受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化研究的挑战而面临一定的困惑和危机。另一方面，学界看到了发展的危机和困境，但针对危机，除了在价值和战略上的总体呼吁外，并未产生真正具体的实际个案研究。虽然讨论云集不断，但是诸如比较诗学究竟如何具体的和文化研究范式结合等根本性问题仍无法得到解答和实践，这无疑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笔者所描述的瓶颈现象。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以上这些现象呢?
二
瓶颈现象的第一层表现，即中西比较诗学只看 重和进行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比较的定势观念背后实则暗含了两层逻辑:1、只有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论，才能代表中国;2、中国当代没有文论，或者中国当代的文论不屑一顾，没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这二者实质上共同表达了中国当代没有诗学思想的普遍观念，更表达了学界对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认可接受。
在此笔者且不去探讨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样的诗学方能真正代表“中国”?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尚需另属文论之。但是中国现当代肯定有文学思想，尽管它可能是“失语”的、“西化”的或是“僵硬”、“畸形”的，至少我们可以在时空上给以肯定，这些历时性的文学理念和思想曾经内存或正出现在当代中国，中国当代有其文学思想值得与西方比较。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文论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绝对“一元化”的独特现象，有着苏俄文论中国化的“独特”文论思想和话语。虽然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论是被不加选择和鉴别地把前苏联文论生搬硬套的结果，所导致的文论“本土化”和“独特化”是革命专制社会的独特意识形态表现，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认它是“中国当代文论”，不仅不能否认，还更应分析这段时期文论的独特文化表征和内省价值意义:比如它如何典型反映了忽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论发展的特殊性，盲目夸大某种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将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的诉求。如果对之加以中西（中俄）文论的梳理和比较分析，无疑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关于文论与社会、与、与国民性等关系的探讨，使其能作用于当代文论的发展和建设。再例如，既然杰姆逊能以西方当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对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文本作出新的解读和意义阐释，那么将他的批评方法同中国当代学者对这些作品的研究进行比较，想必也一定能从中受益匪浅，这其实也内属于“比较诗学”。同样道理，当代中国诸如女权主义文论、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同样有其自身风貌和特点，难道这些就不能与西方当代的文论思想比较吗?
看来，造成研究范围断层的原因还并非当代中国与西方没有文论思想或是现象可比，而是研究者从观念上就忽略了整个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新现象和变通范畴，往往将其视为西方的产物而“悬置”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性因素，漠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发生和发展（尽管这种发生和发展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因而中西方当代文论无“比较”可言也在情理之中。进而分析，这种普适性的认识又是由“比较”背后的特定民族心态和身份价值取向所决定的: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下进行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化，这使得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发展倾向不仅表现为古/今矛盾冲突，而且也表现为中/西价值冲击。具体到文论思想，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从话语形式到学术规则、审美诉求等都非现代社会形态，而中国的当代文论在很大程度上又带有西化色彩，所以在寻求“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诉求中，我们既无法割舍传统文论的独特价值意义，同时又认可当代正在与西方共时发展的文学现象和思想。中国文人所企盼的是拥有一个既现代又民族的文化和文论，但如何建构一个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与文化形态，却一直是苦恼了中国文人/学界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难题。所以，在文化认同和文学研究中突出中国文论的民族性（具体表现为古代学术规则）、凸现中国传统文论的非现代性意义，希望依此来弥补或拯救当代中国现代性社会追求中的缺陷和危机，甚至希望以此拯救当今全球现代性诉求中所面临的人文精神等危机，让古代文论作为一种价值资源能与西方文论比较，从而有效参与到中国当代乃至世界的文化与文论的建设中，成为中西比较诗学背后真正的动机和价值旨趣。所以只要论及中西比较诗学，就仅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西方的比较也就理所当然了。当然，这样的研究视域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发挥过作用，并且切实参与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建设，成为非常有效的社会知识生产。
自晚清的梁启超、王国维开始，到鲁迅、周作人、吴宓等一批学者，他们对中外文学思想的对比研究被视为比较诗学的第一个显赫时期。20世纪初有影响的这批著作并不是自觉的学科建设，而是应时所需，在更重大的文化价值追求下用西方文论来理解诠释中国文学和文论。这在当时中西文化相对缺乏交流和影响的情况下，其开拓意义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晚清社会风雨飘摇，中国千年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在不断遭遇西方国 家的枪炮和文化的侵入与影响下，寻求民族自强是必然的时代诉求，“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实践从工业、商业到文学思想屡可见之，“比较”成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手段参与到了当时社会兴败的脉搏跳动中去。因此“比较诗学”本身不仅是为了满足文学理论话语的内在完满诉求和欲望，更不是被关闭在学院内的体制化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生产，而是中国文人自发地对传统文化/文学的反思，期望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文论建设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具备认识和批判的能力的结果。从王国维到鲁迅，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大批知识分子对西学领会的精深与娴熟，显然是当代中国读书人望尘莫及的。而其中的差别不仅是学术修养与功力之别，更是研究者个体对历史经验和文化政治意识的紧张程度不同所致。这种对“天下”的“己任”热情和张力绝非当代学科化、学院化、技术化的学术习气所能弥补与替代，“比较”也因此被不同时代的学者注入了不同的解读与实践成效。
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苏的比较诗学之所以能再次取得辉煌成就，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样是因为文学作为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武器，参与进了当时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70年代末开始问世的一批比较诗学巨著:如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和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等，一方面对“文革”期间被压抑和扭曲的传统文化给予了重新审视和解读;另一方面，中西融会、积极比较和鉴戒的研究方法，对50、60年代只能接触到苏俄文论的封闭中国思想界来说有着极为积极重要的解放与创新意义。8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盛行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呼唤对“人”的重新定义，要求对人类普遍价值进行重估，反应在文学观念上则是对“主体性”和“文学性”的追求，渴望重新发现文学的自在结构特征和美学价值，从而将文学和文学观念从僵硬机械的意识形态附庸地位中解救出来，成为“人的文学”并能参与到新一轮的文化解放和重建中。当时中国学界如饥似渴的对西方各派文学理论加以介绍和吸收，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流派、法国解构主义等文论思潮更是作为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有效武器而被看好和重视。因此，“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在欧美比较文学界走向衰败之时，却在80年代的中国繁茂昌盛起来并一时成为显学，产生了一批开拓奠基之作。这些实践和著作有着较为明确的学科意识和较为成熟的方法论，对进一步了解西方文论、深化认识传统诗学的内涵和意义，促进比较诗学学科的建设发展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现在仍需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拓展相关工作，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背后所暗藏的不足与危机。
在新的社会发展景况下，时代给予文学的是另外的特点和发展土壤，对文学的非本质主义，外在性结构因素研究已逐步取代了以文学内部为目标的本质主义研究，用Gerald Graff的话来说，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所谓“理论的爆炸” ⑥ ，在此大环境中，即使在西方比较文学界也呈现出学科危机。正如北美著名比较文学学者斯帝文·托塔塞所说，“在传统比较文学大国，如英国、法国、美国，由于理论批评越俎代庖，由于文化研究的影响，由于比较文学教授席位的减少，比较文学研究正在变化，它在学术领域和体制领域都丧失了原有地位。” ⑦ 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大体与之相当。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文化，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和“文化研究”理论从80年代后期被源源不断地介绍进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尽管有不少学者尝试用最新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化现象，可是这些做法仅是将西方当代文论部分“中国化”，比较诗学还并未因此而取得新的研究范式和成绩。所以，我们不能总把目光局限于总结和梳理、传承前人的治学得失，更不能在狭小的学科藩篱中画地为牢，否则无法真正推进比较诗学的发展，所谓瓶颈现象也就在所难免。那么，如何突破此堵塞状态呢?
三
首先，最需要的就是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学科旨趣渲染，例如追求“共同性”和“普遍性”等理念。始于对学科成立和的自觉，中西比较诗学现已确立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价值意义，一般都将其归纳为对“世界诗学”、“共同诗学”的追求，欲寻求跨民族-国家、跨文化的文学共同 等。这样的诉求从钱钟书、宗白华、刘若愚到叶维廉之观点，以及现存的各种比较文学概论的论说中都可找到 ⑧ 。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在钱钟书和宗白华的时代，重新发现文学的自主性价值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内涵，而重新迈向中西交流和互释，特别是让国人认识到传统学问的价值，接触被封闭了几十年后的西学发展状况，打通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的障碍，这些都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时代任务和意义所在。因此，在70、80年代着眼于宏观诗学精神、范畴比较、双向阐发等实践都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正如王国维与朱光潜在进行研究时的“问题意识”与“设身处境”不同，钱钟书与刘若愚所关注的焦点和旨趣也不尽一致，这些殊异反映出的不是个别私人的研究兴趣、态度和方法问题。深而论之，不同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差异往往说明了不同的语境和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研究任务与意义。没有一个恒定性质不变的历史观，也没有在历时和共时中保持本质统一的西方或诗学精神，这二者之间更没有跨时空的、绝然的二元对立与区别。王国维和鲁迅，甚至宗白华与钱钟书都没有如我们今天这般处在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后时代和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都市文化中，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与我们今天既有重合但又有很大分野。
所以，这种所谓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诉求背后的思想价值资源其实是很空洞乏力的，它只能让“比较”停留在空疏的异同辨别上，缺乏真正作用于文学实践和发展的动力。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以在文本、术语范畴或者宏观精神上比较异同，但是欲就此建构一个共同的，纯客观的、完全超越现实文化的理论框架难以想象。无视这点存在，而继续陶醉于去寻求虚幻的“共同诗学”等文化乌托邦，继续封闭性的对文本和文论术语、范畴或是所谓的普遍精神加以对比和研究，则必将无法进入当下的社会实景和言说实践中去，无法再继续发挥“比较”应有的特色和作用。在找寻着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世界性普遍美学和诗学的同时，虽是在以高举文论的民族特性为始，但是却只有以消解了文论的民族特性为终。比较诗学也因此将自己的学科意义和视野从广阔的参与社会文化作用，收敛为相对狭隘的文学意义和追求，不自觉的从当下的文化转型中“退席”，自囿于一定的学院派研究领域，缺乏社会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在当今的社会转型发展中难以再显示出它曾经所拥有的意义。
其次，对瓶颈现象的突破还必须从内省“比较”的方法论意义开始。正如前文分析，如果“比较”只是将西方与中国古代进行单纯对立和比附，抽空了二元现象内在的时空关联及其互动性，便失去了研究者对日常生活和实践过程的复杂存在的感知能力，通过“比较”而进行的文化（文明）价值优劣判断，不仅不能摆脱“趋同”来彰显“异趣”，而且恰恰假定和进一步加深了将西方文化理念视为唯一的内在矛盾。这种“虚拟”的“比较”只能是把当下从历史时间的厚度上剥离，把知识及其属性从它们所在的历史情景和主体建构中孤立出来，并作简单化、类型化的处理，把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过程简单化为静止封闭的类型。其实，比较诗学的研究是一个具体到学者个体或是文本个案对话中的“言说过程”。在这里，不可能有一个全能的“本民族代言人”或“发言者”来顾及所有的方面。不同的学者只能具备一定的“在场效应”，他所进入的对话空间必然具有经验局限性。从当今的外在环境而言，无论是偏重于西学或中学的研究者，首先都无法离开西方思想文化的强烈影响，也不可能追求完全封闭文化中的本土自主性和独立性。即使是“中国的”诗学研究，也很可能陷入不自觉和非批判地接受西方思想的某些隐含预设中，忽略了西方思潮、西方汉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意识和兴趣指向。不同的学术规则、文化身份和具体的历史境遇决定了不同文化圈中研究者的基本旨趣，如果缺乏对西方学术文化共同体基本旨趣的批判检讨能力，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就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既无法有真正的本土化，更无法涉及重建。
最后，作为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或是局限在人为划定的学科分界中，而忘记更多更大的、知识分子可能或应该关注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代的学术背景下，如果将西方社会学术视野和规则所作的自我批判，简单“中国化”成中国人维护自己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口实，那么此种心理下的民族文化辩护和“比较”就更显浮浅无力。作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比较诗学的研究者不能放弃自身文化批判和反省的责任与能力，必须避免在目前愈加成熟稳定的学院制知识生产的氛围中“获得某种习性后，便往往不会再追问它的合法根据，怀疑它的有效 性:特别是当我们从中获得既得利益时，便更少质疑自己该扮演何种角色” ⑨ 。具体而言，从事中西文学比较的学者应该跳出仅为学术压力或科研成果而服务的/专著生产目的，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比较的视域放在纯粹的文本和术语范畴、体系、美学精神等问题的研究中，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最新文论进行翻译和引进。作为研究主体必须触及到隐藏于背后的当下社会因素，对当今国内的文化结构、社会表征和意识形态等有清醒认识，并且突破学科藩篱进行多重视野的挖掘与参照。当代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无法脱离它在全球资本主义文化话语的包围而存在，中国本土学者的自主意识和相关策略活动是无法摈弃和抵制这种必然包围的，作为学者应当清醒认识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变化和大背景。在这个所谓的“大众文化”时代或是“消费主义”社会，中西诗学比较和探讨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将那些表面上需要运用中/西方对立模式的话语、策略等，成功转化为对中国当代的现实语境问题并进行阐释和反思;或者说从表面的文本和宏观诗学异同比较，深入到通过百年来文论的比较得失来参照社会机制和意识形态的成因和特点，从而通过对学科建立和研究历史的推进和反思，参与到对社会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的有效资源方式中。如果比较诗学的研究者真正具备了知识社会学的解读和反思能力，在良好的中西学术资源参照下，在学院化的体制生产中仍能“匹夫天下之责”，就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找到研究的新范式和途径。毕竟，王国维、鲁迅或是刘若愚等比较诗学前辈们都不是为了学科生产而学术，而是在知识分子该有的人文情怀激荡下，在各种知识资源的整合中，用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实践开拓了一个学科和曾经辉煌的学术时代。
注释
①详情可参阅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见《比较文学论》，四川出版社2002年版;张海明:《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发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版），1998年第1期;汪涛:《论中西诗学与比较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张云鹏:《中外比较诗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载《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尤战生:《论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载《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等。
②相关归纳可参阅曹顺庆:《比较诗学研究的方法》，见《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单篇论文:程亚林:《中西文论比较方法辨析》，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蒋述卓、阎月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比较文论研究评述》，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等。
③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庆本、张华:《西方浪漫主义阐释的有效性——对屈原作品的个案考察》，载《文史哲》2001年第6期;方汉文:《“神思”新释:心理与语言——〈文心雕龙〉的比较诗学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伍世昭:《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五四”表现论》，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张思齐:《从中西诗学比较看宋诗的理趣》，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④具有代表性的有: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陈跃红:《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徐新建:《比较诗学:谁是“中介者”?》，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4期;黄宗广:《从历史建构审视“比较诗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刘耕华:《中西比较诗学如何可能》，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⑤具有代表性的如，曹顺庆:《寻求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期;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孙景尧:《消解还是被消解——当代文论发展和比较文学发展的管见》，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高玉:《论当代比较诗学话语困境及解决路径》，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王宁:《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
⑥Gerald Graft:Professing Literature:An Institutional Histor，Chico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3.
⑦Steven Totosy:From Comparative Literatore Today to-war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in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te:A WWWeb Journal1.3（1999）
⑧可参阅《共同诗学的问题》，见乐黛云、陈跃红等著:《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207页。
⑨周宪:《文学知识社会学的几个问题》，见《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