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眼光及现代文学史建构
近期，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针对学术上相对主义或消极解构主义的诸多弊病，一种试图尽快重新确立某种意识形态绝对权威，独尊某种学术理念或理论体系的倾向逐渐强化起来，此种“回归独尊”的学术倾向固然有强劲的传统观念和某种信仰为支撑，但操之过急却很可能适得其反，且其学术绝对理念本身也不免有些虚妄;再如针对学术上自由主义的空疏散漫和主观主义的“别有用心”，有些资深学者及其门人在忧患中开始大力提倡史料学方法和“重回语境”，却不期而然诱发了“溺于史料”的学术倾向，显示了某种近乎无聊或纯粹客观主义的“无所用心”;又如受“数字”时代物化思维、量化管理的制约，在“抢抓机遇”猛搞学科建设的体制导向下，急功近利导致的学术套餐式的丛书、论集、文丛被大量生产出来，虽花样翻新却明显受制于“物”，徒有“量”的增加。
凡此种种，不免要引发更多的问题和困惑。但纵然问题再多些，困惑再大些，学者学子们也还是要竭力寻求解困之法和学术之道，因为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法则和价值指归。就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他们上下求索的一条出路就是:尽快在必要的专业知识基础上熟练掌握某种（或多种）学术方法，炼就自己的“火眼金睛”，从而以高水平或独特的学术眼光有所发现，有所创获。比如在文学研究领域，熟悉和认同后殖民主义方法的，就有了对强势文化或文化霸权的冷眼相看，以及对文化侵略、文化失语等现象格外关注的目光;熟悉和认同解构主义方法的，则易于生成“巫山云雨皆堪疑”和“见谁灭谁”的别样眼光及批判视阈;熟悉和认同美学与新批评方法的，对作家的审美趣味和作品的形式则情有独钟，崇尚细读细品，对结构、语言、形象的细微之处，往往能发现其妙味余韵及创构的佳境……此类“方法”与“眼光”相对应、相适配的现象，可以说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也有着相当充分的体现，多年来我们其实都在通过探求方法而努力寻求着各种各样的新的学术眼光，从而不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被忽视被遮蔽的真相。因此运用不同研究方法也就可以写出不同的文学史，体现出不同的文学史眼光。但奇怪的是，我们在研究具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时，灵活多样的方法运用和各种角度的透视分析业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却在文学史写作中很少体现这些研究方法和成果，许多文学史仍比较单一地遵循某种稳定的写作模式（如所谓历史与美学的统一，或背景、内容加形式），使文学史建构总是处于一种滞后的大同小异的状态。而当某种“独尊”意识再度强化时，这种文学史书写还可能继续大行其道。在此，笔者针对学科现状及现当代文学史撰写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功利型社会一味讲求量化，追求速度所造成的速成、速配效应及其所诱发的种种弊端，除了与学界同仁一样在本学科继续倡导严谨扎实的学风、增强学术精品意识之外，还想在诸多方法与眼光之中，特别强调以下三种“适配”而非“速配”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眼光。
一、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
现当代文学学科那些有价值的研究，尤其是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专著宏文，其实多数都是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综合地考察研究对象的结果。笔者看到的本学科许多知名学者的论著，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文学史的纵横或多向建构的少量史著，便多属于成功运作此种“综合型”研究方法的厚重成果。事实上也只有那些学养深厚，并能整合、驾驭多种方法者，方能赢得文学史的写作资格。同时，全局性眼光也体现在，能够借鉴与化用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综合整合且兼通兼容，来多方面地建构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锻铸坚实而丰硕的学术成果。即使在现代学术背景上运用传统治学方法，甚至重新尝试使用文言，进行“古典文论”式的表达（如钱基博《现代文学史》，钱钟书《谈艺录》），亦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大量的研究却常常满足于比较空洞的宏观研究，尢其容易满足于注目历史上的“热点”和“亮点”，关注“文化中心”，对历史上的“文化边缘”或“弱势文化”则多有忽视。比如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西部文学便研究不够;在西部文学研究中，西部现代文学研究则更其薄弱。在西部现代文学研究中，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史料发掘整理工作也做得很不够。给人的印象是，西部除了重庆文学、西南联大文学、延安文学等少数“亮点”之外，就是一片片广阔的“文化沙漠”了。其 实，在西部还是有一些地域文学值得关注的，如西安现代文学，桂林现代文学，新疆现代文学及西部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等等，在这些地域文学研究中，史料上的发掘整理也明显不足。如西安现代文学，常常被学术界所忽视。人们往往在关注延安、遗忘西安的历史惯性思维中，总以为西安现代文学乏善可陈。事实上，西安的《黄河》杂志，作为谢冰莹女士主编的重要文学期刊，是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刊物，作者的全国性特征相当突出。这个刊物的史料整理和综合研究显然很有必要。这就是说，如从全局性眼光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则绝不能忽视西部现代文学。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研究东部文学或文化中心文学的“西进”或“西游”现象，通过充分的史料发掘，研究西部读者对东部文学的“接受”或东部文学的传播。自然，顾及地域文学及其互动性研究，更是为了真正把握文学全局，只有全局性文学研究充分了，也才能很好地整合、建构出更为有机、更具分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既要避免干预而忽视台港澳文学，也不要因为某种文化优越感而忽视西部现当代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其实，通过张承志的《金牧场》、阿来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及姜戎的《狼图腾》等西部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少数民族文化完全可能对汉语言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绝域产生大美，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出现的诸多危机更需要我们汲取各种各样的文化营养，而西部文学在这方面无疑也可以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
我们既要顾及全局，亦要看到差别。能够识别事物，参透原本就与人类的比较思维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学术研究非常需要自觉的比较意识，拥有明辨明敏的比较眼光，只有这样才能纵横比较，明察秋毫。虽然目前在比较文学领域，有的固守文学本体的纯正，有的建构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有的宣告走向比较文化研究，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学术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必要画地为牢，为了捍卫文学审美研究的纯洁性而拒绝走向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跨比”境界。只要是从文学出发或以文学为基点“比”开去，说开来，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就都是可行的。近些年来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即大力提倡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昭示了批评空间的开创与研究领域的拓展。在此笔者特别想强调这样一点，就是文学比较与文化研究的“联姻”。因为比较意识的强化和对文化研究的青睐，可以连通融会，由此造成研究的开阔性、细致性和趣味性;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各有优势和劣势，二者的紧密结合则可以互动互补。由此比较文化研究的视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无疑也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善于比较或以比较为“潜话语”，其实原本就是开放性世纪即20世纪以来中国人必须学会的本领，现当代文学学者大多也习惯于继承“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思维方式，高度关注中外文学文化的异同，将比较文学方法视为常用常新的内在方法。倘能具有强烈的比较意识，拥有开放灵活的比较眼光，就可以看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天地其实还是相当广阔的，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如在跨国的文学比较方面，仍显得比较简单肤浅，还有大量的国别文学比较可以纳入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跨地区（本国本民族的跨地域）的文学比较研究虽然出过一些书，但多数仅仅在相对意义上言说各个地域文学的构成和特色，相对独立的地域（如省市）文学史研究仍相当薄弱，自觉的相互比较研究就更少见，能够熟悉和理解不同民族语言 和文化传统并进行成功比较的学者队伍，甚至可以说还非常匮乏;社团、期刊与作家的比较研究，空间也仍然很大，仅仅对作家人生和作品的深入比较就还有许多课题可做;现代性别文学的比较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人们的疑虑一样众多，女性学者的有限努力多已陷入困顿，惟有两性学者更多更好的沟通和对话，才能将相关的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的思考引向深入，对“文艺性学”或性别与美学的关系也才可能获得更为充分的理解;文学的“代际”或发展研究，可以引发对“文化代沟”影响人和文学的高度重视，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生活面貌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感知可以在文学老一代、文学新生代、文学萌芽代等“代际”之间生成许多有意味的话题;现当代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的科际整合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环节，即使现当代文学与其近亲如现代影视戏剧、书法绘画、舞蹈等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缺少充分的资料整理和深入的系统研究，文学与各种媒体（如书籍、报刊、网络及电信等）的互动关系也还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们一专多能的治学功力也有待于继续修炼。对学术而言，学科界限往往是人为的，有时甚至妨碍人们对事物的整体认识，因此学术界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强调，将有利于我们学术事业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比较，必将极大地激活我们的思考，各各选择适合于己的方法，展示个性化的学术眼光和风采，由此必能继续扩展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阈，取得许多可喜的新成果。
三、与持续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
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文化再造的角度，我们无疑应非常注意未来学术力量的培养。这里想引出一个话题，即学风与研究生培养。近些年来，出现了相当可喜的现象，譬如现当代文学学位授权点多了，导师队伍壮大了，报考和在校研究生人数快速飙升，其规模空前庞大，应该说学科的后备力量相当充足。但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培养也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在本科生及较多的同等学力者中，大多数人以为现当代文学好考易学，却认识不到“入门容易入道难”，更缺乏攻关拔寨的学术勇气和精神准备;在校研究生为文不规范不严谨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出现了较多的雷同或低层次重复的东西，一些研究生对剽窃、下载、剪贴或“学术蒙太奇”的速成之法心领神会，甚至还存在着买卖等恶劣现象，这些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学风不好，影响亦远，对学科的形象也会有所损害。而无论是老先生还是中青年学者，只要是导师或学者，也都有个学术自律问题。有的知名学者常以“太忙”为理由，为其信笔涂鸦或忽视学术规范行为进行辩护，却不经意间给后生学子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培养学术新人，我们可以主要采取正面引导的办法，如在高等学校、学科研究会等机构所设的有关奖励中设立研究生学风奖，对当今研究生灌输吃苦耐劳、十年磨剑的治学方法，同时也可以积极推广有的学者所提倡的“快乐研究法”，因为与生命需求同构的“快乐研究法”既可以激励来者，也可以慰安自我，从而共创学科的未来。
研究方法与文学史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拥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相应的学术眼光，就会建构或重构出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来，并由此进入学术文化持续创造的过程之中。除了一般教科书类型的文学史需要较多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之外，研究型史著则可以完全不受此限制。也就是说，鉴于现当代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应该允许学者带着属于自己的“有色眼镜”来观照她。
由此同一时间段的文学史，也可能随着一些 档案的解密、资料的发现以及党派观念、文学观念的嬗变，从而出现颜色不同的文学史。客观上说，分级分类的文艺观念也许是最诚实最宽容最人性化的文艺观，由此产生色彩有异的文学史著当属于正常现象。而同一地域（国家、民族地区或省市地市等）的文学史，也可能出现多种各不相同的文本，即使都写中国西部文学史，也完全可以由于研究主体的不同，写出面目有别、互补互动的文学史来。西部学者可能着力撰写的是肯定性甚至带有宣传性的西部文学史著作，东部学者可能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建构着否定性或反思性较强的西部文学史著作。
很多事实证明，多样化的方法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中，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多样的方法与多样的眼光，可以极大地拓展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层面、视野、境界及内涵，多样化研究方法的坚守与多样化眼光的择取，正是一个学科赖以发展的基础。过去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身处庐山内外必是各有所见，亦如身处学科或课题内外，进入有进入的感受，出来有出来的感受，进进出出，无穷尽也，原本属于正常现象，因此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庐山”没有人来观赏探询了。对我们的学科来说也是这样。积极借鉴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就会获得丰富、开放的文学史眼光。但要警惕简单沿袭某种单一方法，避免学舌的尴尬和视阈的偏狭。那种见“美国学者如何说”、“日本学者如何看”甚至“学者如是观”，便诚惶诚恐，恨不得亦步亦趋的做法，固然有学术传播上的意义，但却很容易由此失去自己的学术眼光和独立判断。其实，即使面对同样的“第一手资料”，如何甄别、分析也仍会有不同的眼光与结论。如形形色色的“派别主义”（不一定是宗派主义）者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派别眼光”，即使从同一份档案卷宗中，也会看到迥然不同的东西，给出也许是相当对立的解释。见仁见智，似乎是人文领域尤其是审美与情感领域的“铁律”。“别具匠心，独具只眼”，甚至被人们目为极为难得的天才素质和从事文学文化创造的前提。而在文学领域——最尚主体自由的精神领域，最重情感丰富性的心灵世界——各个身在其中的作家或读者，创造者或接受者又完全可能是“单一”的，固执的，有着自己的偏爱或独嗜。但正是由于这样和允许这样，才造成了如马克思所说的，构成了精神世界的林林总总，才有了紫罗兰和玫瑰花等众多的花香。精神生态学告诉我们，并没有哪一种精神命定是最高贵的，甚至也没有哪一种物质是最重要的，存在的“属性”也可能因为情感等主体因素的作用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从纯粹的物意义上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心理学意义上完全是可能发生的。此外，文学研究与情感体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的对话过程中，骨子里也是在寻求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我们在强调学术方法与眼光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强调生命体验，包括阅读体验，不要沦为某种研究方法或工具的奴隶。这也就是说，学者应从自己的真切体验出发，而不是从某种人云亦云的概念或方法出发，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章，产出烙有自己印记的成果。这也许可以说是浪漫的文学研究吧。在人文学术陷入困境时多萌发一些这种学术性的浪漫之思，或许不失为一种救助之道。
过去，我们习惯于从客体出发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如今既可以继续如此，更可以从主体出发去选择研究方法:面对同样一个研究对象，研究者首先寻找的是适合于己的 研究方法，自己最适合最拿手最感兴趣的方法往往可以引导自己找到能够体现自己特点的研究角度，这样的研究角度对研究者来说就是“最佳视角”;如果将研究对象也视为主体性存在，于是对象主体与研究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便不再是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由此而来的“主体间性”便可以创化出绝非静态固化的“存在”，相应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也便不再是仅仅为了寻找过去时态的东西，而是主要为了“实现自我”或“新的文化创造”。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体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既要遵循学术方法的普遍，也要有与学科甚至学者“个性”相适配的学术方法，同时由于思想方法与眼光视阈的内在联系，拥有不同学术个性的学者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彰显出不同的学术景观，建构成各异的文学史著。笔者以为，鉴于学术眼光与学术方法关系十分密切，意欲继续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本学科的持续发展，尤其需要更高层次和更加深邃的“全局性眼光，比较性眼光，前瞻性眼光”。实施和增益这种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当会有助于我们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产出更多更好的见解独到的学术成果，增强学科建设的信心与学术自由的信念，矢志为学科发展与学术民主而继续奋斗，由此我们的学科前景也才会更加光明，学科生命亦可充满活力，不至于连存在的合法性都屡遭一些人的质疑。在此，笔者由衷为我们“依然年轻”的学科祝福，祝她在多样的方法与眼光的运作和使用中，杂糅兼容，常研常新，为学术文化赓续与再造不断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