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回鹘古代历法

【内容摘要】关于古代回鹘的历法，史书中少有记载，幸赖敦煌、吐鲁番回鹘文写本的发现与解读，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回鹘人曾使用过多种历法，既有来自中原的生肖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建除满历法及年号纪年法，又有来自波斯的七曜历和来自于阗的于阗历，更有古回鹘人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以五行与十二生肖相配的纪年方法，后者对藏族时轮历的形成可能有所影响。

【关键词】历法 回鹘文 文献 敦煌 吐鲁番

维吾尔族是个悠久而文化发达的民族，其文化在宋元时代得到了较大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为数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为我们认识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填补了汉文史书记载上的许多空白。本文即以这些文献为主要依据来探讨维吾尔族祖先回鹘的历法及其演变。

从很早的时代起，维吾尔族的祖先就开始用十二属相来纪年了。有一种意见认为，早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十二属相历法即已产生，它是由生活在阿尔泰山一带的古代游牧部落率先使用的，十二属相的内容与经常出没于他们身边的动物及游牧相适应。后来，曾活动于阿尔泰山及其附近的许多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祖先都先后从这里吸收了用十二种动物名称纪年的方法。清代著名考据学家赵翼认为，汉族人的属相历法是通过匈奴人学会的，他在《陔余丛考》卷34中考证说：

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十二辰，但以鼠年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遂相沿不废耳。

至于此法何时传入中原，他认为当在汉宣帝时期。他说，十二属相“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时在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与齐民相杂，遂流入中国耳”。这种说法虽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也似乎不无道理，故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本人也曾接受这种说法^[1][63]。近读陈庆隆^[2][447-450]、李树辉^[3][50-60]等诸氏大作，仔细思量，回鹘十二生肖纪年法借自汉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各种考古发现都倾向于证明汉族使用十二生肖的时代要早于突厥、回鹘诸族。

维吾尔族开始使用属相历法的时代当在很早，但由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透视其早期传播历史，只能将之追溯到漠北回鹘汗国时代(744～840)。迄今发现的较早的使用十二属相的回鹘古代文献是为纪念其第二代可汗磨延啜(747～759年在位)而于8世纪中叶勒立的突厥卢尼文《磨延啜碑》、《铁尔浑碑》和《台斯碑》。《磨延啜碑》标有7个纪年，即羊年(743)、鸡年(745)、猪年(747)、虎年(750)、兔年(751)、羊年(755)、鸡年(757)。^[4][P25-51]《铁尔浑碑》同样也标有7个纪年，分别为蛇年(741)、羊年(743)、猴年(744)、鸡年(745)、猪年(747)、鼠年(748)、龙年(752)。^[5][6]《台斯碑》仅有一个纪年，即鸡年(757)。^{[7][P238-244]} 这些说明当时的回鹘人是使用十二属相纪年的。汉文史料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99称黠戛斯“以十二属纪年。假若岁在子，则谓之鼠年；在戌，则谓之狗年。与回鹘同也”。

漠北回鹘多从事游牧经济，以各种动物名称纪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故此历法久盛不衰。

9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了来自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的进攻，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政权土崩瓦解，部众四散。其中迁入西域及河西走廊者，由于受到当地发达的多种文化的影响，回鹘的历法也开始随之走向多样性。漠北时代的传统历法——十二属相纪年法仍在通用，例如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几乎全是用十二属相纪年的，此外，十二属相纪年法还见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各种宗教文献、文学作品等多种文献中。十二属相在回鹘文文献中分别被写作：1. sïčγan或küškü“鼠”；2. ud“牛”；3. bars“虎”；4. tawïšγan“兔”；5. luu或lü“龙”；6. yïlan“蛇”；7. yont“马”；8. qoy(ï)n“羊”；9. bičin“猴”；10. toqïγu“鸡”；11. it“狗”；12. tonguz“猪”。一年之中，从二月到十一月分别写作äkinti (或ikinti、ikinči) ay、üčünč (或üčinči) ay、törtünč ay、bišinč ay、altïnč ay、yitinč ay、säkizinč ay、toquzunč ay、onunč ay、bir igirminč ay，都以序数以依次取用。兹以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为例：

其一(P. 3046卷背)：?

ït yïlïn qutsï-nïng qïwtu-qa bergüsi erdi qutsï bermädi men ötädim^{[8][P117-119]}

狗年，库兹应送还剪刀，(但)库兹没有还，是我借给他的。

其二(P. Chinois 2998)：

qutluγ qut……yont yïl bešinč ay altun el yalawač kältimiz šačuqa yüz ellig-ning qïz qolaγali qïz^{[8][P115-116]}?

吉祥的……马年五月，我们金国(即于阗一笔者按)的使者为了向百户长之女求婚来到沙州。

其三(安西榆林窟第25窟回鹘文题记)：

qut-luγ yont yïl toquzunč ay-nïng yegirmi säkiz-kä^[9][P84-86]

吉祥的马年九月二十八日

值得注意的是，惟有第一月和最末月的写法不同，它们不用数字表示，而分别被称作aram ay和čaγšaput ay。前者意为正月，后者意为斋月，14世纪的维吾尔族文献《高昌馆杂字》就是用aram ay和čaγšaput ay来表示这两个特殊月份的。^[10][P36]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都是如此使用的，如：

qoyn yïl aram ay bir yangïqa (UW Sa02. 1)^[11][P6]

羊年正月初一。

bičin yïlčaγšaput ay iki yangïqa (UW Sa28. 1-2) ^[11][P59]

猴年腊月初二。

在回鹘文宗教典籍中，这种用法也很常见，如回鹘文《玄奘传》：

čaγšaput ay buu luu kündä

腊月戊龙日^{[12][P402-403]}

显而易见，这种方法与汉历的一月、十二月不用数字而用“正月”、“腊月”来特称相仿佛。čaγšaput源自粟特文，原义为“斋戒”、“禁忌”。回鹘摩尼教是由粟特人传入的，粟特人之持斋月即为每年的末月。吐鲁番回鹘文书称十二月为斋月，当与回鹘人崇信摩尼教有关。

这种十二属相历法，每月上旬都用一特殊的字yangi来表示，如：

taqïγu yïl törtünč ay säkiz yangïqa (UW Sa21. 1) ^[11][P45]

鸡年四月初八。

tonguz yïl aram ay on yangïqa (UW Pl01. 1) ^{[11] [P123]}

猪年正月初十。

其中的yangï意为“新”，与汉族农历称每月上旬为“初”的习惯一致，当为受汉族历法影响的结果。回鹘人不仅用十二生肖纪年，而且还用于纪日，如敦煌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题记即谓为其抄写的时间在康熙二十六年的六月初八日，是日为辛鼠日(sim sičqan kün)。^[13][P258]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ⅡY 19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回鹘以十二生肖纪日的具体表示方法，即küškü kün鼠日、ud kün牛日、bars kün虎日、tawïšγan kün兔日、luu/lü kün龙日、yïlan kün蛇日、yongt kün马日、qoy(ï)n kün羊日、bičin kün猴日、toqïγu kün鸡日、ït kün狗日、tonguz kün猪日，等。^[14][P32]

这种纪日方法与今天西南的少数民族，如彝族、黎族、傣族和北方的蒙古族使用十二属相纪日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是十二兽的名称各不相同。此外，门巴族和拉祜族也有以十二属相纪日的情况。

除了属相历法外，回鹘人还曾使用其它历法，如干支纪年法、七曜历及五行与属相相结合而成的历法。

干支纪年法，是汉族人首先创造的，据传，早在上古帝尧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它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成，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循环相配，可组成“六十花甲”。其中的十二地支原与十二种动物名称本无什么关联，只是到了公元前后，汉族人才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学会了用十二种动物名称纪年的方法，将每个地支与一个动物名称相配，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使干支纪年法与生肖纪年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东汉著名家王充的著作里就有反映。《论衡·物势篇》：“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同书《讥日篇》：“辰为龙，巳为蛇”。

回鹘人接受汉族的干支纪年法当为9世纪中叶西迁高昌、河西以后之事。不过，回鹘的干支纪年法与汉族又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如同汉族历法一样，以十二生肖附会十二地支，同时又把汉族所谓的“十干”内容也加了进去，构成独特的新历法。

十干，在回鹘语文献中多有出现，写作šipqan，依“十干”排列顺序，回鹘文依次写作qap甲、ir乙、pi丙、ti/ting丁、buu/bu/bü戊、ki己、keng/qï庚、sin/äzin辛、äžim/žim壬、kui/kuey 癸。兹以吐鲁番出土编号为TM14(U4759)的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之题记为例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arïš arïγ bo nama sangit nom ärdini ačari kši karundaz sidu üzä aqdarïlmïš-ï adïnčïγ mungadïnčiγ taydu-taqï aq stup-luγ uluγ vxar-ta adruq 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 yitinč ayta alqu-sï barča ala-sïzïn tüzü yapa adaq-ïnga tägi uz yarašï ädgüti bütürüldi∷sadu sadu ^[15][P179]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迦鲁纳答思(Karunadaz)总监翻译，在大都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虎年七月将其全部译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

其中的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 yitinč ayta，直译即为“于十干的壬虎年七月”。据刊布者推断，是年应为公元1302年。同一个纪年中既有十干(šipqan)，也有壬(šim)、虎(bars)，系出三种纪年法，体现了回鹘人使用干支纪年法的独特性。类似用法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法华经观音成就法(Avalokiteśvara Sādhana)》之木刻本（编号为T III M 192b (U 4710)中亦有出现。其跋文中称该文献系元代回鹘翻译家本雅失里所译，译成时间为“qutluγ bing šipqan-liγ küskü yïl birygrminč ay bir yangï aγïr uluγ posat bačaγ kün（吉祥的十干的丙鼠年十一月初一大斋日）”，以干支推之，是年应为1273年或1333年。

七曜历，有可能是古代迦勒迪人(Chaldean)的创造，也可能诞生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在闪族(Sémites)中传播，后传入犹太人与波斯人中，再后又传入印度与中国。^[16][P335]所谓七曜，指的是密(Mīr，日曜日)、莫(Māq，月曜日)、云汉(Wnqān，火曜日)、咥(Tīr，水曜日)、温没司(Wrmzt，木曜日)、那颉(Nāqit，金曜日)和鸡缓(Kēwān，土曜日)。20世纪初于吐鲁番发现有回鹘七曜历断简。这种历法的特征是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名称来分配每周的七日，各记以粟特语的名称，然后配以音译的汉文十干和突厥语十二属相，最后再用粟特语译出汉族的五行之名(木、火、土、金、水)，冠于相应的日期之上，而以红字记之。^[17][P81]由于日曜日为摩尼教徒持斋、礼拜的日子，粟特语称此日为Mīr(密)，故特在日曜日下以朱笔书“密”字以为标示。^[18][P56]

至于回鹘人何时开始使用七曜历，由于史无明文，无从考究。据伯希和、沙畹考证，粟特语七曜之名称，早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即已由中亚康国之通晓天文的摩尼教大慕阇传入内地。^[18][P52]981年，北宋使者王延德到达高昌，见当地“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19]这里所谓的“开元七年历”，实际上指的就是七曜历，以其于开元七年传入唐朝而得名。这里应消除一种误会，不能把“开元七年历”简单地理解为开元七年这一年所使用的历法。我国著名天文历法学家陈久金先生在谈到王延德对“开元七年历”的记载时曾作过如下解释：

这句话的含义不详。开元七年为公元719年，此时仍行用麟德历，这句话之义似应理解为至公元981年，高昌国仍行用麟德历。^[20][P242]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

由上可知，高昌回鹘当时使用的七曜历是由波斯传入唐朝的，传入时间是唐玄宗开元七年，后再由唐朝传入回鹘。

下面再看以五行与十二生肖相配的纪年方法。这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历法。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这种历法还是较为常用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qutluγ+五行+ qutluγ+十二属相，如qutluγ topraq qutluγ bičin yïl(吉祥的土猴年)；

2．qutluγ+ki+五行+qutluγ+十二属相，如qutluγ ki ot qutluγ qoïn yïl (吉祥的ki火羊年)；

3．以第若干甲+ki+十干+五行+十二属相，如ikinti baγdaqï ki šipqan-lïγ oot qutluγ ud yïl (第二甲ki十干的土牛年)。

其中的ki，很可能相当于汉语的五行(五气)，也有可能是汉语“吉”或“己”的译音。这三种形式稍异的历法，其实可归为一类，即五行与十二生肖相配纪年法，这里姑且称之为“高昌残历”。

高昌残历之五行顺序为木、火、土、金、水，与当时通行的汉族所说的五行顺序完全相同。五行之说首见于《尚书·洪范》。五行的次序，《尚书·洪范》表示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与两汉之际为谶纬神学所采取的五行次第是不同的。《淮南子》卷3《天文训》所列次序为木、火、土、金、水。后讲五行，遵循的都是这个次序。这五种名称，七曜历中的排列次序为火、水、木、金、土，与汉族不同。高昌残历中的五行次序与汉人相同而有别于粟特语之七曜。可见，高昌残历中的五行当来源于汉族的阴阳五行之说。在高昌残历中，以“五行”代替“天干”，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以十二生肖取代十二地支。五行与十二属相依次相配，可组成火兔年、土龙年、水兔年等。这种历法在维吾尔族中今已不再行用，而在藏族中却依然盛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藏族时轮历的纪年与高昌残历几乎完全相同。

那么，时轮历与高昌残历有什么关系呢？因缺乏足够的资料，我们只能做一些尽可能合理的推测。

高昌残历和时轮历都是以五行和十二生肖相配而构成的，以60年为一轮。因藏语称年轮的变化为时轮 (Kalackra)，故得名时轮历。在18世纪藏族人从汉人中引入时宪历之前，时轮历一直是藏族中惟一通行的历法。至于时轮历的来源，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多认为是从印度引进的。但笔者却不以为然。依西藏古代典籍记载，时轮学说原在北方苫婆罗(Cambhara)国很发达，10世纪后半传至印度，以后由迦湿弥罗(Cachmire)再传吐蕃。吐蕃接受以60年为一轮的历法始于1027年。苫婆罗国境内有私多水(Sita)。^[21][P144]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可以看出，此私多水当为今塔里木河。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此苫婆罗当为高昌或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盛行五行与十二属相历法的某城或某地。从时间上看，高昌残历早于藏族时轮；从地域上说，高昌回鹘与吐蕃毗连，二者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11世纪以后形成的藏族时轮历很可能直接导源于回鹘历法。

同时，回鹘历法还采纳了来自中原汉族的“建除十二神”，这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T. II Y 29a、T. I 600、T. III M. 138、T. II D 89和T. II. Y 29b的多件回鹘文写本中都可见到。^[13]人们常以之与十二地支或十二生肖配合使用，除了用于纪年外，还可以用以纪日。

建除之名早见于中国古代史书。《史记》卷127《日者列传》中已有“建除家”之谓。《淮南子》卷3《天文训》将“建除十二神”与十二地支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记载：

太阴所建……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小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根据这一搭配关系，结合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我们可将“建除十二神”与十二地支，以及回鹘语译音和回鹘语词义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在安西榆林窟第12窟前室西壁甬道南侧的回鹘文题记中，我们即可以看到以这种方法纪日的情况，兹引录如下：

taβïšan yitinč ay šu on-beš-tä käl…tep özüt bulunčï oγul sangay qad elči tämir ’äsäm tämür ätabäg munča muntaqï-lar kälip bu uluγ taγ aüm-kä küši tamduru bardïmïz qutluγ bolzun ädgü kälzün täk män kičig yaβïz elči taγ süm b…

兔［年］七月收十五日来……寻求灵魂……乌古尔·桑盖、喀德·艾勒齐、铁木尔·艾山、铁木尔·阿达伯克等来此。我们到这神圣的山庙烧香。愿［人们］幸福并在此平安!我,渺小而卑贱的仆人……山庙……^[9][P78-80]

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较为奇特的现象，即回鹘纪年中竟出现有于阗语月份名称。如编号为P. ouïgour 2的回鹘文书信中即有“to bičin yïlin tončor ay(土猴年tončor月)”的记载。^[8][P88-90]其中的tončor原为于阗文月份的名称。于阗文原作ttamjara，意为秋一月，相当于汉历的七月。这一记载说明，于阗历对沙州回鹘的历法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回鹘文文献中，土猴年一般都表示为topraq bičin yïl，惟有这里使用了汉语“土”的译音to，明显表现出汉文化的影响。

此外，回鹘文文献中还有不少使用了中原的年号纪年法，现知者有元朝的至治(1321～1323)、泰定(1324～1328)、元统(1333～1335)、至正(1341～1368)及清朝的康熙(1662～1722)等年号。兹不一一叙述。 

注释：

[1] 杨富学. 维吾尔族历法初探[J]. 新疆大学学报, 1988,  (2).

[2] 陈庆隆. 从借字看突厥、回纥的汉化[J]. 语言研究集刊, 1976, (47-3).

[3] 李树辉. 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J].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99, (1).

[4] 王静如. 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J]. 辅仁学志. 7, (1-2), 1938.

[5] [苏]С.Т.克利亚什托尔内著，伊千里译.铁尔浑碑(研究初稿)[J],民族译丛,1981,(5).

[6]卡哈尔·巴拉提.铁尔浑碑研究[J].新疆社会(维吾尔文版), 1982, (3).

[7] 杨富学. 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8] 杨富学、牛汝极. 沙州回鹘及其[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9] 杨富学. 西域敦煌宗教论稿[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8.

[10] 胡振华、黄润华整理. 高昌馆杂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11] 山田信夫. ゥ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 第2卷[M]. 大阪: 大阪大学出版会, 1993.

[12] 冯家昇. 冯家昇论著辑粹[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3]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M]. Leipzig, 1950.

[14]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Ⅶ[M]. Berlin, 1936.

[15]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Uiguren[M]. Berlin, 1985.

[16] [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7] [日]羽田亨著，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18] [法]伯希和、沙畹著, 冯承钧译.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A].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C]. 北京：中华书局, 1958.

[19] 《高昌传》[A], 宋史.卷490 [M].

[20] 陈久金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天文历法卷[M].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21] [法]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苫婆罗[A].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C].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