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价值体系及制度体系的重构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制度体系；重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随后，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将这一社会概括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些论述，在他们逝世之后很少为人们所提及，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声音淹没了任何关于“自由”、“个人”的呼声。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同样很少涉及。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阐述“三个代表”理论时，突出地提出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问题，其最显著的创新之处正是在于将“人的全面发展”与“三个代表”真正统一为一个整体，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则为在现今阶段如何切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行动纲领。
一、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的最高价值目标
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开始了从农耕经济时代向经济时代的历史性转变。传统的价值系统已不能继续整合中国社会，中国出现了价值系统的分裂、断层乃至某种真空。代之而起的，在价值理性层面上，是对“大同世界”的执著追求;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则是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振兴。抗击一次次外来侵略者，通过暴力革命与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成为压倒一切的直接需求。斗争、造反与革命，本来是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与人民解放的手段。而在当时的中国，斗争特别激烈，造反特别广泛，革命特别艰难，经历了消灭私有制(包括资本家所有制和农民手工业者小生产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以尽速建成“大同社会”。人为地设置对立面，斗争被绝对化、扩大化，加上价值目标的过于高远，这些都造成了社会实践中价值的混乱与迷失。
经由一个半世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积累，经由从经济、半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艰难摸索，经由从被迫、被动卷入世界市场发展到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由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构建，特别是在继续努力实现从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同时又在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确定自己的价值核心或终极奋斗目标，构建合乎时代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的价值系统，以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继续前进的伟大动力。正是针对这一时代需要，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明，建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高纲领，而现阶段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奋斗目标的统一点，被明确地确定下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次。这里所解决的，正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现时代及未来的新价值系统的终极目标或价值核心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年版，第516 页）在具体解释这“三个方面”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年版，第516页）他们还指出:“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梗桔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年版，第516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取决于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而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又有待于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悖论如何解决?江泽民同志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中国目前的生产力远未发展到消灭分工和全部私有制的水准，社会分工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还阐明了，只有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确定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目标，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才会有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发展战略;反过来说，只有坚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给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最可靠的保证。只有通过这两者的积极互动与自觉配合，才能最终达到消灭私有制与分工，使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社会交往变成人们自己的自由的生活。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为引导我国未来发展、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意志、思想的新的价值系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与制度构建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超越的和现实的条件，游离于社会及群体之外、随心所欲地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作为处在生产力和社会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如何发展时强调提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年版，第515页）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所形成的制度范围内发展自己，依靠这一制度确保人们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历史发展是新陈代谢的不息过程，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前进的过程。
正因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水准与交往程度的限制，人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孤立的行为，它必须与社会和群体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先前，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的交往范围十分有限时，人们或隶属于氏族与部落，或隶属于家庭与家族，或隶属于等级与阶级，从而为某种异己力量所支配。今天，生产力和人们的交往关系已经为形成新的自由个人的联合体提供了可能。从前人们所结成的氏族或部落、家庭和家族、等级和阶级，作为一种集体，对于被支配者来说常常是一种梗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发达的生产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联合，将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 页）因此，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很地便要求整个社会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社会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优越、适宜的环境和必要的制度性保证。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本世纪头20年如何使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作了切中肯肇的全面论述，从而为现阶段如何从制度上切实保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建设与文化建设，通过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高屋建领地勾画了宏伟蓝图。把握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价值目标，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制度构建的意义，同时也可以使各方面的建设包括制度的构建，具有更为明确的方向和更加切实的路线。
一些论者常常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解释为人的素质得到普遍提高，能力(包括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得到全面满足;甚至解释为同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安排一切:早晨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饭后写批评文章;今天在这个部门工作，明天到另一个部门劳动，他们的个性、能力、性格、意志、气质都能得到自由施展的机会。应该说，这些解释所列举的各种情况都可能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些表现，但是恐怕还不足以说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1857 -1858年草稿)》中论述人的发展时曾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然是超越或克服了“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而使得这种“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得更为充分。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重构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人们由于生产力和技术的革命性发展，越来越克服自身自然属性的局限，而依靠社会属性的不断扩展、不断提升，使其“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不断增强。各个个人的存在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他们终于能够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 -109页）人不再是自然状态及半自然状态下以生存斗争或种的繁衍为其本质，以范围非常有限的家庭、等级、阶级利益为其本质，而能真正地以人与整个人类直接相联系的社会性为其本质，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为其本质。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同时要求重构整个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取向。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与人的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由于物质生产资料的主体部分已经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支配，物质生产活动将不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终极目的，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全面地支配着物质生产过程。在这一基础上，生产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将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或沉重负担，生产过程、生产成果对于他们来说，都将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劳动将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自觉需求，是人们发挥自己能力、潜能，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全面性社会本质的必要行动。劳动将使人们得以实现自我价值，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都将成为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而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将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享受自己的和他人的劳动成果。人们的劳动将不受职业、地域或身份的局限，而有足够的选择空间。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各种享受，将越来越讲究品位、质量以及文化内涵。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要求重构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从事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生产，是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一。可是，在先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精神生产主要由一部分人专职进行。掌握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工具的统治者，把他们的思想、意识、精神变成统治思想、统治意识、统治精神，人们的认知活动、抒情活动、审美活动都处于这种精神统治之下。以而论，差不多两千年来在认知上是独尊一家，膜拜经典;情感上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审美处世上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则要求确认人人都有权利进行精神生产，并努力使人人都有能力进行精神生产。这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当生产类似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伟大画家拉斐尔那样的作品，而只是要求“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8 -459页）。人们认知的才能、抒情的才能、审美的才能，应不再受到压抑或者只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社会应当能够创造出空前繁荣的高水准的精神生产成果。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要求重构政治价值取向。先前，政治参与为少数人所垄断，国家与成为维护阶级统治、施行阶级压迫的工具。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求政治职能转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高效的服务。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全体社会成员都有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公众参与政治的范围和力度都将逐步加大。它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应当保护和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历史首创精神能够充分发挥。“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为人民群众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而重构的价值系统是全方位的、完整的，然而这决不仅限于思想家、理论家的理论构建以及宣传家们的宣传提倡，包括一部分实践家的身体力行，成为表率。这一重构要落实在制度建设上，落实在法律、法规、章程、公约的建设上，落实在人们自觉的自律及有效的公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上。只有当新的价值系统转化为人们的普遍思维和日常行为方式，它才能真正获得人们的自觉认同，成为不是虚拟的而是真正的社会实践。因此，新的价值系统的构建、新的制度建设、新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促进。非如此，价值系统的重构便会流于清谈和空想。
三、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是现实的行动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 页。），并对这一结论作出更为具体的解释:“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 页）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是如此。它不可能一KA而就，更不会一觉醒来突然实现。它同样是通过用实际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逐步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最实际的运动。它决不是不顾实际条件，希求这一目标立刻实现，也不是将它的实现放到遥远的未来而无所作为，而是切实从现有前提出发，为一步步实现这个目标构筑坚实的基础。
逐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是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能够使人们有条件接受较高水准的，使其能力和潜能得到有效的培育;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能够使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人们有条件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从而突破劳动及社会角色地位的单一化、固定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片面化;也只有凭借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有可能逐步消除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和分裂，有条件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不再成为异己的、对立的力量。
生产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不仅为结束有产者统治无产者、从而使每个人能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了内在动力。正因为如此，要切实推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必须如“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出一条新型化的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繁荣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并提供广阔的空间，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必须伴以发达的市场经济，才能够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互相全面依赖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第一种形态下，人们处在家长制、奴隶制或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之下，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互相联系，为不开化的利己性所支配，不可能形成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体系。第二种形态下，一切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每个人的生产都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每个人的消费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活动和产品的交换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普遍的物质变换带来人与人全面的关系，人们突破了原先的地域、家庭或其他古代共同体的局限，形成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没有第二种形态作基础，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形态为第三形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它与第三形态中各个个人通过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而联合起来、互相进行自由交换并不是一回事，但是要进步到第三形态，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的互相交换是不可避免的阶段，非此不足以打破先前或自然发生的、或性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不足以改变先前哪怕是共同体形式下的闭塞与狭隘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时，必须通过活跃的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包括世界市场上的全面联系，使人们从传统不开化的利己性控制下解放出来，让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再在这一基础上向第三形态前进。“十六大”报告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和竞争，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正是体现了这一历史发展的需要。今日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的战略步骤，实际上都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紧密联系着，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则又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并决定着改革与开放的正确方向。《德意志意识形态》谈到共产主义时说过:“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 页。）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没有在世界市场联系基础上形成的人的全面关系、多方面需求及全面能力的体系，或者是超越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形成的渗透到一切方面的全面联系，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只能是幻影和怪想。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还同所有制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有一段人们所非常熟悉的名言: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对于“共同占有”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论家、政治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有助于对这一结论的理解:
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 页）。……
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
氏族与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都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在这些所有制关系之下，社会绝大部分成员都不可能自由而全面发展。即使是统治者也决不可能全面发展，因为奴役他人的人自己不可能真正自由，更不可能克服自己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是要使生产工具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这显然同等级权力控制下的国家所有制及寺院经济、庄园经济式的共同体所有制不是一回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个人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指的是每一个个人都有同样的劳动权、自由选择职业权，不分地域、出身、性别，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要逐步打破现有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域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等等各种界限。而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实际上是指人们能够在消费方面都能够得到必需的供给;真正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最根本的内容是给每一个人都提供同样的“各尽所能”的基础和条件。当然，无论“各尽所能”也好，“按需分配”也好，都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但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就必须一步步加强实现“各尽所能”的现实基础，同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通过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完善和社会第二次分配，积累和扩大“按需分配”的比重。在现阶段，必须如“十六大”报告所要求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两者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立足于我国原有基础，踏踏实实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为使“各尽所能”逐步由理想变为现实，除了给每个人提供发挥其能力的外在条件外，还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大力增加教育与科学技术的投入，营造广阔的公共空间，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使人们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培育和开发。这就是要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接受科技、文化熏陶的机会，即全面提高自己道德、文化、能力素质的同样的机会。没有这一切，“各尽所能”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同时，还要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大缩短劳动时间，使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其他工作，发挥自己的潜能。与此同时，教育事业等等本身也应当改革，从单一的知识教育转变为全面素质教育以及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与当代社会群体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表现为千差万别的自由个性，然而这并不排斥以一定的指标体系来加以衡量和检测。这个指标体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人们的认知、抒情、审美、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开发体系这方面包含学校规模、水准及人们受教育的程度，社会教育的渠道、水准及影响人们的程度，信息联系发展水准以及所传递信息的质与量，社会关系的时空范围及密切程度，等等。
人们的智慧、知识、感情、意志、能力发挥与实践体系这方面包含人们从事活动、活动、文化活动的自由空间或公共空间;择业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开放的环境，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各种机会等。
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获得基本保证的制度体系这方面包含政治、、道德建设，社会各类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和协调体制建设等。
人们享受生活、发展自由个性、不断完善自身的自律体系这方面包含人们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普遍性程度，生活品质，自尊、自爱、自重、自律以及彼此之间互敬、互助、和而不同、友好相处的水准等等。
上述这些指标大体都可量化。按照这一指标体系，可以较为具体、清晰地显示出我国当代各主要社会群体在走向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方面究竟达到了哪一个层面，主要问题究竟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更准确地确定努力方向与重点，抓住关键所在，实现突破性的发展。
占我国人口总数约65%的农民，是我国数量最为宏大的社会群体，人数约为8 -9亿。现在我国农民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沿海地区及内地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民、离开乡土进城打工的农民)比起传统的农民有了很大变化，他们已经深深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同世界形成越来越广泛的直接联系，正在成长为现代农业经营者。但是，当今我国农民中尚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真正走出古代。他们仍然被束缚在一小块固定的土地上，承受着沉重的税费负担，孤立、闭塞、无法真正自主自立。如果说，前一类农民(包括一批现代农民家、农业经营者、现代农业工人)已有了走向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定的基础，那么，后面这一大类农民走向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则仍然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具备前提。要在中国最广大中推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一要允许农民自主地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要发育出发达的农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品市场从而形成完整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使农民真正自主、自立、自由，通过市场而使自己具有现代的全面性;二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将现代文化知识、现代经营管理、现代国内外信息交给农民，使他们不再处于无知、落后状态，将他们的能力包括潜能开发出来，使他们也同样能够直接汲取世界范围内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成果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三要缩小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通过村民自治，让农民进行自我管理，使农民从繁苛的税费中解脱出来，而这又是做到前两点的一个前提。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都是一支最为宏大的队伍，要做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最为艰难的也正是这一社会群体。但是，一旦将这支数量最大的社会力量真正解放出来，使他们能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为数约1 .5亿的产业工人和约1 .2亿由农村进城打工的民工，是我国第二大社会群体。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与市场经济及社会大生产联系比较密切，经由生产活动和商业、服务业活动，他们互相之间乃至与世界范围的生产、贸易形成了全面的依存关系。在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他们较之大部分农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结构急速调整和不断升级，出现了一大批下岗职工，而且这些人中大多年龄偏大、知识层次较低、再就业能力较弱，女性所占比率又特别大。至于大多数民工，常常干着最为艰苦的工作，却未能享受和城市工人同样的待遇，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大多年轻力壮，但是文化基础较差，科学技术水准不高，在全面发展方面局限较大。除去这两部分人之外，还有一大批已经退体的工人以及一批仍在参加工作却有残疾或其他困难的工人，他们在发展方面所遇到的障碍可能更多;对于他们，应当由社会给予更多关爱与帮助。
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还有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互相结合职业的日益壮大的社群，包含科学家、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卫生技术人员、中学以上教师、商业服务业中级以上从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其人数已在6千万以上。这一社群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教育水准和专业技术培训资历，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了解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各类信息，工作环境较好，对其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权、支配权、控制权、发言权、监督权，工资薪金收入较高，熟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较强的现代价值意识，能较自觉地按照现代文明规范行动，生活质量较高。在走向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他们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社群队伍将会进一步扩大，并将逐步成为劳动者的主体部分。根据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需要鼓励他们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整体水准。
我国私营企业主约400万人，个体工商业者约3000多万户，他们自负盈亏，密切关注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级市场状况，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我国推动生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及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需要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许多私营企业主还积极走向海外，不仅与国内市场而且同国外市场结合在一起。他们中不少人有较高收入，有较强的独立性。但是，他们中企业规模较小者特别是广大个体工商业户受各种管辖与牵制过多，企业规模较大者也面对一些现行体制的约束和属下职工不断改善待遇的强烈要求，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空间并不很大。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从外部提供更为宽松、更为规范化的法治环境，并从内部加强企业及行业的活力以及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协调好与国家、市场及企业内部职工的关系。这是使他们扩大自由而全面发展空间的基本前提。
为数500万以上的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为数约与此相当的乡村行政事务和公共事业管理者，是我国当今又一大社群。这一社会群体的主导部分有着世界眼光，有着广泛的、直接的国际联系，具有相当高的学历和工作历练，整体素质较高，在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是真正全力以赴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先进文化的成长，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又不被权力所腐蚀，在带动整个社会向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上述不同的社会群体及这些群体中不同成员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进程不可能完全一样。他们都必须从现有实际出发，解决妨碍他们朝这一方向前进的最迫切的问题。人们需要承认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乃至不同的个人，发展不可能同步。党的“十六大”确定我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正是坚持从这一实际出发。从小康社会走向大同社会，路程更长，但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无疑可以使我国所有的不同社会群体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协调好彼此关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扶携前进。
五、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是新世纪全人类的最高宪章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党人确定的长远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化建设的现实行动纲领，同时它应当成为而且也可以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价值基准和行动指南，因为人类非如此不足以回应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挑战，非如此不能使地球村各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协调，和谐相处以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向前发展，非如此不能使人类普遍地、共同地将自身的文明素质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
据最新的统计，世界上20%的人占有生产总值的86，消耗近60%的能源，而20%最贫困的人只享用生产总值的1%。这一事实表明，异化至今仍多么严重而普遍地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推进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都是针对这种种异化，要求形成能够引导人们超越这些异化的新的价值体系。
"9-11”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反恐怖主义斗争，这场斗争还在继续之中。由于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依然存在，许多导致恐怖主义的因素仍在膨胀，恐怖主义很可能成为笼罩整个新世纪的巨大阴影。这一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尖锐性和震撼力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地带来全球的繁荣和富裕，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并没有自然地带来人性的普遍提升和更多的安全。由于技术至上倾向长时间压抑了人文精神，技术的成就助长了自以为是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断扩张，信息技术非但没有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反而在它们之间制造了更深的鸿沟。由于时代价值基准没有及时调整，资源和财富继续为一部分人所垄断，而且掠夺者与被掠夺者、富者与贫者、强者与弱者的反差愈来愈强烈，这种分野又常常和宗教、文化、种族等等因素混杂交织在一起，不满、不平、不安的情绪便不可避免地到处弥漫。这一切，便给恐怖主义的滋生与活跃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和众多的机会。"9"11'，事件促使人们反省。据德国《明镜》周刊2002年3月25日版报道，连美国大鳄乔治·绍罗什都强烈要求人们关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主张穷国和富国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因为存在极大差距的世界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整个世界最有意义的反省就是全世界迫切需要高扬人文精神，迫切需要确立新世纪人类的共同宪章，这就是构建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经济、、文化制度体系，以此来沟通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类，来协调与规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利益群体乃至不同个人的行为。
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新世纪全人类的最高宪章，就是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利益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和实现的条件，都有不妨碍、不损害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义务和职责。这就是确认世界的多元化、多极化发展，反对形形色色的单一主义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霸权主义。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宪章，就是承认家庭、农场、工厂、公司、社团、政党在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总系统中都有其存在的依据与权利，同时也都有不妨碍、不损害其他正当组织存在的义务与职责。之所以要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组织多元化的发展，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离开了群体、离开了社会，就不能作为人而存在。社会群体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必要保证。
个人也好，民族、国家也好，自由与自律总是相关联而存在的，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同样，发展与保守也相关联而存在，同样也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自由与自律相结合，发展与保守相统一，便是秩序与制度。除海耶克所说的存在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外，秩序还体现为各种不同层次的章程、公约、议定书与之中的秩序以及尽管仍处在变动之中却已相当稳定的制度化了的秩序。当然，在先前强权横行的时代，在单一文明统制、主宰世界的时代，在“冷战”统治全球的时代，当时所形成的种种秩序、法律和制度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民族、群体、组织和个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秩序的重新构建。党的“十六大”主张，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世界多样化，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要求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正是适应了秩序、法律和制度重新构建这一历史需要。当然，世界范围内秩序、法律、制度的重新构建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决不会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复制现实，而只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曲折的、复杂的自然史过程。但是，在这个自然史过程中，国家、民族、群体、组织、个人又都不是消极无为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各种章程、公约制度化了的规则、程序、规范，都是各种实际存在着的社会力量互相汇合而成的合力的产物。因此，世界经济新秩序、世界政治新秩序乃至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建立，都需要致力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们的不懈追求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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