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福利到社会投资型国家

 【摘　要】：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在其路线“第三条道路”中，提出了新型福利概念、构建积极的福利观、在新责任观和平等观基础上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等重要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当下国情，正确理解和把握吉登斯的福利概念，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福利；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                  一、西方福利观的演进、代表观点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立法而建立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西欧是这个制度的发祥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 世纪英国的《济贫法》和18 世纪80 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的工人社会保障计划，其中后者对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影响较大。1881年11 月，在俾斯麦的劝告下，德皇威廉一世在《黄金诏书》中宣布建立《社会保障法》，并于1883 年通过了《工人疾病保险法》，后又颁布《事故保险法》和《伤残和养老保险金》两部法规。这三部法规是强制性的，但保险范围只限于有正常工作收入的工人，其精髓思想是：“只给政策不给钱。”俾斯麦统治时期所实行的社会保障是战后西欧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其最初设想是要将产业工人纳入国家的体制，以维护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在过去40 年间，国家福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解决社会问题、分担社会风险、普及社会权力以及增加个人生活机会等为目的的。18 世纪到20世纪之间，从农业、地方和传统结构向有限化、国际化和现代社会的转变出现了。在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英国工党首先倡导建立，继而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二战后到20 世纪50 年代末是起步时期，50 年代末到70 年代初是福利国家大发展时期，70 年代中期以后是西欧各国福利制度的调整时期。英、法、德、日、美以及北欧的一些小国都陆续建立起不同程度的福利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福利思想。                 1883 年，以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后于1884 年得名为费边，即我们所知的费边社。面对当时的英国社会，他们汲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放弃了激进姿态，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手段达到社会主义。他们始终以支持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为目标，认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工人应该拥有生产工具。在费边社的努力下，英国通过了国家保障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及整顿等法案并落实到国家立法中。工党成立和费边社不无关系。费边社虽然既是英国工党的智囊团，但事实上它又一直是个独立的团体。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趋势只能通过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渐地向着新的原则的转变，也即是说采取渐进主义手段。这股思潮对吉登斯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1929 年至1933 年间，世界经济衰退比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的影响都要深远。此次经济萧条以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为起点，进而延伸至的大崩溃，资本极度短缺，这给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使得许多国家的福利制度破产。各种不同学派对金本位、经济自动调整的特性以及以生产带动经济的模式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全面管理比其它任何可选择的体系最有可能产生最有效的经济结果。凯恩斯断言，市场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而政府应该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就必须把有效需求提高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1 ] 对“需求不足”的重视和他创造的允许政府能够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形式使其理论方法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所接受。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性就在于其作为一种制度的地位并对整个经济生活实行政治控制，以保证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福利国家。                 作为另一种重要思潮出现的新自由主义(也称新右派) 是全球经济困难时期的产物，其主要思想来源于其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在当时的学术界，很多社会家所持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经济生产形态。但哈耶克认为：竞争性市场比传统社会主义更有效率，也更有利于自由和民主制度。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2 ]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无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他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应完全自由，不要国家干预；现实生活中，国家一方面有义务消除绝对贫困并保障最低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又去决定所有人的“公正”地位，这样的状态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一个原本旨在减少贫困的机构转变为一个平均主义的再分配工具。因此，他坚决反对国家福利政策，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是一个错误概念的产物。当追求平等和再分配变得比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创造更重要时，个人的选择和个人对自己的责任就被削弱了。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经济增长比任何平等的政策对提高国民福利和促进社会平等都重要；而且福利国家威胁了个人的自由，效率低下，因主张普遍提供，反而导致福利供给的过剩和不足，且大部分给了不需要的人。最终他们认为福利国家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神话，福利服务市场化才是最好的选择。国的主要作用是推进而非提供，应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                          二、吉登斯对传统福利观的批判性考察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欧美及日本等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福利政策改革。瑞典、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是在20 世纪80 年代福利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的经济衰退是各国改革的主要动因。两国政府的改革措施以削减福利支出为核心，重点是进行结构调整和福利具体政策的完善。由于政治和社会的背景不同，英国和瑞典的福利制度改革在实践上起点不同，改革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措施不同，改革的结果和绩效也就有所不同。但两国都不约而同在某些领域进行国家福利的适当私有化、市场化，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公平和效率。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重要政治和思想流派就是“第三条道路”。该流派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对20 世纪70 年代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来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进行了反思，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方向上做比较，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改革新观念。吉登斯认为，凯恩斯主义赞成政府适度干预经济，有着对过去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期望；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市场创造了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对民主制度的重要意义超过国家制度本身。克林顿在1992 年的总统竞选中说道：“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机会。”[3 ]这段话表达的正是吉登斯思想的精髓。                 传统的福利政策主要是为外部风险服务，用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被动的维持人的生存的状态，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消极福利政策。吉登斯指出了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出现的结构性根源。当时的大背景是工业化阶段，雇佣的有偿劳动具有核心和决定性的作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但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国家建立福利制度无一例外地是为应付外部风险而采取的事后补偿制。传统工业社会中，人们面对的风险都是可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或具有发生特征的外部风险，如生育、养老、工伤、疾病，等等，他们都可以以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传统福利政策一般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的制度，“实际上，大部分福利措施的目的是解决已经发生的事，而不是切断事情发生的根源， 这是国家失效的主要原因”[ 4 ] 。而且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在关注风险时往往忽视了公民自主性的发挥，在“国家是实现公正的主要工具”思想指导下，重点强调的是国家、政府对于其他公民和其他人负有一系列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这具有一定的积极合理成分，但是他们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这无疑会给国家、政府带来庞大的负担，并给社会公正带来巨大的伤害。作为现代性的负面，人类对自然加进了更多人为和社会因素，其发生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若是后果严重的风险，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会影响广泛，甚至全人类。吉登斯认为风险性质的变化是导致传统福利制度发生危机的根本。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的风险更加难以预料，吉登斯称之为人为风险的是指：“我们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动框架中要积极面对的风险”[4 ]，这是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下产生的风险。相对于外部风险，人为风险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传统福利国家体现的是生产主义，外部风险，传统的家庭分工等观念，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福利国家失去了原先的基础，而解决外部风险的手段无法解决人为风险”[ 4 ] 。正是因为风险性质的改变从而导致了传统福利制度危机四伏，这种危机不再是简单的国家在福利供给上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上的危机。在危机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吉登斯提出了他的积极福利政策。积极的福利政策认为应对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积极的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                          三、吉登斯积极福利观与社会投资型国家                          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放弃社会福利政策则势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因此，重要的是必须将“政府行为”转化为“全民行为”，形成风险与安全之间的新关系。也即是吉登斯所提出的国家要改变传统的福利政策模式，代之以积极的福利政策，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其中首先要进行的就是观念上的调整。吉登斯提出的福利改革原则即是——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这是第三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吉登斯主张在“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 5 ] 。国家自上而下的包办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依赖、道德风险及官僚主义，使权利和机会变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把享受个人和集体带来的好处看作是理所当然，而承担责任和义务却是额外的。第三条道路重点致力于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的培养，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作为个人，应将自己对社会关爱的回报发挥到最大化，为他人和社会承担义务，应该“有予有求”，实现社会的真正公正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第三条道路的设计师吉登斯更是认为，公正虽然意味着每个人无论如何都享有平等的人权，不论经济上是否成功都能够获得有尊严的物质保障，而且它还应成为促进个人发展的动力因素。他认为第三条道路的福利观恰恰能够积极处理哈耶克所谓的国家干预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吉登斯建议实行一种“广泛包容”的平等政策，“‘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力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5 ]强调平等除了意味着公民资格和相应的权利、义务外，还意味着机会均等和参与公共决策，使个人自由扩大。                 观念上调整之后，在其原则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概念。其要点包括，首先强调人力投资，而非直接提供资助。国家不应该操办一切，应转变就业机制，改变传统家庭模式，促进妇女就业，以期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这其实是一种提高国家竞争力和整体人民素质的战略性选择。其次注重利用风险资源，强调福利国家在改革中应适当利用风险资源，建立积极福利。“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把人民与风险隔离开来，接受风险是繁荣的前提条件。”[3 ]有效的风险管理应该将风险看作是促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它鼓励人们放弃不是必不可少的福利救济，以主动精神去工作，去创业。其实从个人角度看，若摆脱了狭隘的物质主义和福利依赖思想，则个人的自由、资助、自信和自我的独立感、幸福感会得到最大的发挥。最后是对福利国家结构方面的调整，即扩大人力投资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国家、、个人，整个社会都参与进对福利资金的投资；并扩展社会关注对象，若福利“只具有消极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就如美国的福利制度那样) ，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5 ] 。                 与吉登斯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等要点相对应的即是其关于社会福利的具体主张。第一，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就是强调福利国家应积极进行“培训和性的社会投资”，不再是简单发放救济金，提供失业保障，而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技能，提高就业能力，减弱对福利的依赖。同时，在贫困国家的援助问题上，吉登斯主张应结合贫困地区实际，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纯粹的经济援助只会引起贫国对富裕国家的依赖。提出“可供替代的发展方案”促使公民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和提高冒险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帮助弱者自强，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第二，吉登斯主张风险性质转变，则具体政策应随之变化。如老龄问题其实是貌似旧风险的新风险。他认为，“从65岁开始算老龄纯粹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创造”[ 4 ]，它始于1889 年俾斯麦第一次确定的官方退休年龄；养老金也是福利国家的发明，实质是一种储蓄形式。这种人为划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具有一定弊端：首先会使老年人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并成为负担；其次这种划分方法无视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状况的差异，一刀切，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吉登斯认为，正确解决老龄问题首要的是必须调动老年人的能动性，“老年人不需要被看作在身体上和经济上要依赖社会其它部分”[4 ]，必须要使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武之地。为此，首先就应该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这在一部分国家已经实现；其次，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应自己养活自己。这样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享受更大的幸福。第三，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吉登斯从减少社会排斥着手。“平等和不平等的分界线是自我实现”[6 ] ，重点在提高被排斥者的社会能力，包括限制精英的志愿排斥和提高社会底层人民的抗排斥能力。吉登斯主张主要解决方法为：重建公共领域，增加上层下层的对话，营造公共的生活环境；利用福利制度调节再分配；加强教育和培训。托尼·布莱尔的“教育、教育、教育”已成为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                          四、批评与借鉴：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                          在吉登斯看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者不是把福利国家看作是实现充分社会主义的绝对障碍，就是看作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唯一一个妥协方案”[ 4 ]。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实现是一种阶级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长期存在的非稳定状态。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既不是对政府有利的结果(马歇尔和克罗斯兰的观点) ，也非用来保持工人阶级地位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吉登斯的福利观实际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福利最小化”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对福利过分强调”之间寻找妥协，以构建积极的福利社会。吉登斯看到在解放(阶级政治) 之外的生活政治，以生活政治作为自己思想的目标。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重视阶级分析和对两极分化的批评，认为福利概念真正的深厚基础正是阶级政治。马克思主义不排斥生活政治的介入，但不能去掉解放政治这个基础，改良不能取代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不可忽略，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福利制度的基础。同时，吉登斯还认为，不可能找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制度，将终结于此。他不同意有关后的看法，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是晚期现代性社会，而非后现代社会。其实，作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部分，吉登斯的福利思想的可操作性并不强。从某种意义上，吉登斯的福利思想只能是对当前福利国家改革方向的定位。                 吉登斯在当代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对当代资本主义也是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而且，吉登斯是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的决策顾问，对当代英美国家影响力很大。是传统型的社会福利国家，虽然和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国家中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实行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教育产业化等问题上。其中西部大开发正是吉登斯关于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在实际政策上的反映。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福利是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层面。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旗帜鲜明地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状况，中国普通民众和少部分精英对社会福利普遍有着消极的看法，曾经有人将福利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 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不能像西方或北欧国家那样大幅度投入福利资金，福利范围始终有限，往往只有少数尤其贫困或丧失劳动力的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能得到标准偏低的社会救济，普通民众则无缘于国家福利服务，从而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与福利相连的就是贫困。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福利即是对穷人的救济，认为社会福利就是社会救济。这种观点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不公正观念的产生，阉割了公民权利。其实，公民权利是真正福利制度大厦的根基，而非救济恩赐和怜悯施舍。受后一种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福利概念被认为是个小概念，而社会保障才是大概念，福利概念和制度被包含在社会保障概念和制度当中。因此，正确认识福利概念对现阶段中国福利政策的实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吉登斯所提出的福利概念和福利改革思想，无疑对我国的改革事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                          【：】                 [ 1 ] 　厉以宁. 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经济[M]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00.                 [ 2 ] 　王明毅. 通往奴役之路[M]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101.                 [ 3 ] 　杨雪冬，薛晓源.“第三条道路”和新的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4 ] 　安东尼·吉登斯. 超越左和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5 ]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 郑戈，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2001.                 [ 6 ]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 . 孙相东，译.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