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赋权和沟通：回顾与展望

【正 文】
    这个时候特别适宜就媒体表达以及交流机会的问题回顾一下1995年《北京行动宣言》，因为许多同样的问题——以及新问题——最近在2005年11月于突尼斯闭幕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上又再度得到重申。对我个人来说，再度反思一下十分有益，因为我从1994年曼谷妇女与媒体会议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伦多会议一直参与其事，我也参加了北京妇女与媒体世界大会(Sreberny, 1995)。就国际性的辩论和规划而言，十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人们也许有理由声称有关性别和交流问题在2005年的全球议题上比在1995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促进“性别平等和赋权”成为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三项，而世界信息社会峰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虽然仍然颇有争议——交流问题的重要性。诚然，性别问题在世界信息峰会的过程中是一个经常讨论的议题(Sreberny, 2004)。
    我不能，也不想整个地回顾北京峰会的所有成就以及它所遗留的缺陷。而只是想在如下三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在问题的概念框架方面的延续和变化；
    ·在改变了辩论条件的世界中，媒体和一般交流的广泛发展；
    ·正如世界信息峰会辩论所呈现的，当代对于性别和交流的特别关注。
    从性别视角来看全球问题，会使人关注不平等和隐蔽性，关注赋权和参与，公领域与私领域模糊的边界，关注对经验、知识和妇女对发展与和平进程的需求的把握。从传播角度看全球化，会揭示出当代全球化许多与过程所依赖的基础技术设施；揭示一系列公众都可享用的媒体渠道，这些渠道为国内和跨国受众报道全国的和国际的政治文化问题，它们使越来越多的受众得以获得各种交流技术形式如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使公众得以参与建立话语过程。将这两种视角合在一起便会质疑交流的民主化、民主的交流以及世界妇女的解放。
    四R的思考
    代表(Representation)、权利(Right)、承认(Recognition)与再分配(Redistribution)也许可以作为民主化的四个方面来考虑，每一方面都被用来支持全世界妇女为参与各种形式的公众生活而进行的斗争。
    权利对民主来说是一个中心议题，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的民主而言；而且权利也是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部分。诚然，民主不仅由正式的负责政府和公正、自由的全国性选举来衡量，而且也由一套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结社自由即简而言之的“公民社会”来衡量(Potter et al. , 1997)。这些权利包括明确的、尤其是作为政治权利的选举和竞选公职以及更多的交流权即自由表达权，还有建立独立社团的社会权利(Dahl, 1989; Potter et al. , 1997)。确实，参与和融合越来越被视作扩大的公民意识的一部分，这种公民意识超越了正式的和民族的界限，而且包含许多活动形式，并促进全球团结(Falk, 1994; van Steenburgen, 1994)。
    围绕权利问题在国际上有激烈的辩论。它们是普世的，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它们珍视个人甚于集体吗？是否越来越把公司看做具有权利的经济主体，而不是文化群体、少数群体语言和被边缘化的人们？国际的权利架构如何运作？如何禁止滥用权利，如果发生滥用权利，如何惩罚？最近在海牙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立即发现了全球霸权——美国要求某种豁免权，这样便可以避免权利和责任，而不是承认它们。
    关于权利的辩论在两个领域特别有意义：信息社会中的交流权，以及承认性别权利——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交流权是2005年突尼斯世界信息峰会辩论的中心议题。在大国和大利益统治之下的世界信息大会上弥漫着一种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将信息技术视作狭义发展的解决之道；这使人想起1950年代关于媒体作用的辩论和1970年代关于世界信息与交流新秩序的辩论。公民社会围绕“交流权利”的斗争建立了起来，这一斗争不把信息技术和媒体分割开来，而是继续将一系列权利结合在一起，这些权利包括语言的权利、言论自由、知识产权和关注公域的问题。许多选民，包括原住民、劳工和性别组织投入了这一斗争。信息社会交流权利组织创立了一部交流权利宪章，并发表了对交流权利进行概述的文件(http: //cris. communica. org)。在阿莱格雷港召开第五届世界社会前不久，2005年1月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信息和交流会议(http: //www. ipsnews. net/new_adv/cworldforum_prog. asp)，并发展了全球媒体观察组织，该组织对公司和政府侵犯公共交流的事件进行追踪。
    这里集中关注这一辩论所涉及的性别问题，我将此问题与强调妇女权利的长期斗争联系在一起。即便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在对待妇女要求完全的公民权利方面也毫不妥协，致使分析家认为“主权民族国家与妇女民主无关”(Dickenson, 1997, p. 107)。妇女“在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民主权利赤字”(Dickenson, 1997, p. 111)已受到两方面的重视，一是改变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全球女性主义团结，一是民族国家层次之下的草根组织“命运社区”那方向相反的压力(Dickenson, 1997, p. 111)。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性会议上妇女所进行的漫长而艰难的斗争，导致1993年在维也纳最终承认具体的性别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妇女在数十年间共同的政治与政策实践使全球社会承认性别平等对于发展过程至关重要(Steans, 2002)。1994年在开罗会议上制定了人人获得基本权利和减少产妇死亡率的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发展峰会又增加了关于基本医疗和营养目标，WSSD+5(Johannesburg, 2000)重申在2015年实现男孩女孩同等享受普遍的初等教育的发展目标。2003年，171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各种形式歧视公约》(CE-DAW)，公约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1995年北京第四届妇女大会通过了一个行动宣言，宣言明确了12个领域(包括媒体)内需要采取行动，以达到性别平等；许多方面在嗣后的北京+5会议上得到了再度强调。开展了全球性运动以反对贩卖妇女与儿童(www. hrw. org/about/projects/traffcamp/intro. html)，有的运动则反对各种形式的对妇女的暴力(www. unifem. undp. org/trustfund)。
    对“人文发展”的概念修正了以往将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的思路，强调了人的发展。后来又做进一步微调，包括性别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测量(GEM)——后者又包括妇女参与经济与政治生活的指数(hdr. undp. org)。
    这样，通过在不同层次的联合国会议重申行动计划，通过政府承诺达到这些目标，至少在正式的层面上，在性别平等和妇女人权的问题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全球共识”(UNIFEM, 2000)。所有全球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民主化、文化生产，都包含性别问题，不承认性别不平等，就无法理解全球化。
    第二个R，即代表问题，总是包含政治过程和媒介两层含义。上面讨论的政治斗争明确地包含了给全球妇女以公民权、在议会增加当选妇女的比例、拆除对妇女有限政治发展的无形限制等措施。有时候，运作较好的民主政体也需要调整正式的政治参与机制以改善代表比例。UNIFEM(2000)对“世界妇女进步”的分析表明，妇女在议席中占有额的增加主要取决于诸如定额制等特殊措施，与一个国家的相对贫富无关。
    说到代表即媒介，全球性媒体的集中化显然威胁到文化多样性和政治赋权。在许多国家中正在对主流媒体丑化、歧视妇女、扭曲性别关系和性表达的描述发起进攻。另一个战略是发展替代的媒体来代表我们自己，使用通讯技术作为民主化的工具，推进被主流的职业机制与政治机制所阻碍的多样化和参与。在文字和形象上表达我们自己，寻找一种声音，向妇女提供竞选公职所需的信心、表达和支持，这样便可以改良政治代表性。
    第三个R，承认，说的主要是相互性——那是一个辩证过程，某人知道被别人承认，并知道别人承认自己。我们彼此倾听，共存同在。妇女媒体的发展以及信息和交流技术的运用，其意义在于发展妇女可以在其中交谈的空间，寻觅知音，倾诉所思所欲，彼此承认，并在妇女社团政治以外的许多斗争中相互支持。正如霍尼斯(Honneth, 2001)所说，“各主体之间承认的辩证法最重要的要求……是一个人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格、习性、品性和特征的人的存在。简言之，一个人要自我理解，就非要获得他人的认可。”
    关于承认与再分配之间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多。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为争取政治与文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依赖于某些物质权利。在全球化加速的过程中，最富者与最贫者之间的差别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明显，这部分是由于全球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的流动使这些差别更为透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提醒我们：“在无数新的经济机会存在的同时，还有28亿人口仍然每天依靠2美元过日子。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每年的收入相当于最贫困的57％的人的收入。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许多地区，最贫困的人生活每况愈下”(UNDP，2002：2)。在伊拉克战争中所花费的数10亿英镑原本可以花费在小学、洁净饮水、基本卫生条件、充足的食品和防治疾病上。只需20亿英镑(大约36亿美元)就可以向世界上挨饿的人提供一年的食品，只需10亿英镑就可以为500000人提供洁净饮水。媒体广泛报道2004年亚洲海啸的状况在富国激起了令人欢迎的慷慨援助，于此导致人们开始讨论发展援助，特别是英国政府建议在公众同情与全球经济逻辑的基础上为非洲开展一场援助活动。
    全球化在理论上是无视性别问题的(Moghadam, 2005; Peterson and Runyan, 1993)，但在大多数社会中，性别不平等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因全球化过程而变得更为严重了。关于收入不平等和资产占有的数字众所周知很有问题，有时被具体化，被神秘化了(见Bridge，2004所述的辩论)。如果说生活在十分贫穷状态的人中大多数为妇女是并不言过其实的；在许多国家和部门，妇女挣的少于男子，在劳务市场高收入、高荣誉部门妇女的代表比例远远不足。在政治领域，在191个联合国成员国中，不到10％是由妇女作国家元首的，不到10％的政府阁员是妇女。在社会领域，与同龄的男子相比较，更多的妇女是文盲，更多的女孩不能继续就读。在许多国家，减少婴儿、孩子和产妇死亡率指标被忽略，更多的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类发展报告，2001)。
    身份政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与为物质重新分配的斗争并不矛盾。得到改善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有可能促进政治民主。一个民主政体成员应有机会得到社会尊重和承认，这一公认的思想应该是要求重新分配的基础。2003年12月日内瓦为信息社会峰会筹备的关于信息社会的辩论，一再将拥有参与的机会视为先决条件。假若没有全球技术资源的合理分配，或曰再分配，那么整个信息社会峰会的辩论就毫无意义。正如瓦尔比(Walby, 2001, p. 129)所说的，“承认的政治仅仅是再分配政治的女佣人”。
    这样，权利、代表、承认与再分配可以被视为民主化的四个方面，妇女活动围绕这四个方面通过一个强调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政治参与空间的复杂的组织网络而发展。妇女媒体和交流活动本身是重要的组织性与文化性活动，同时也是她们可以进一步强调她们所关注的问题的空间。通过这种网络强调她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受国家所给予妇女空间的限制，这种空间每每并不是很有利于妇女。新交流技术的模拟联系有助于扩大民主的空间。如雨后春笋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Boulding, 1988)每每活跃于最基层，同时在全球层面上协调行动——它们实际上在多“层次”同时运作。这样，女性主义活动的多空间的状况搅乱了这些政治领域的简单次序：地方层次并不总是活动起步的地方；全球层次并不因为最大而更重要；有时，在全球层次取得的成就可以在地方层次产生深刻的影响；有时，国家层次似乎最难于改变。
    所以，全球化就性别而言可能产生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更大的公开性和全球评判标准似乎更严肃地对待了性别问题，有些规范机制，至少在全球层次，触及了性别问题。另一方面，不同性别获取权力和资源的机会不一样，这种情况由于全球化而愈加严重。2004年9月为世界领袖所首肯的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第三条呼吁各国尤其要促进性别平等，给女性以权利；其他的目标也多有性别方面的含义。
    然而，如果妇女自己不去强调全球问题中的性别含义，很少男人会这样做。赫兹(Hertz, 2002)认为在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辩论中，几乎不涉及性别的问题。妇女为实现性别平等而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如果说不是数百年的斗争的话。妇女跨国运动的许多成就在于在联合国机构中就有关性别平等与在全球问题中关注性别平等项上建立全球层面的共识与言语。
    从基层到光纤：妇女全球网络
    社会学家认识到跨国女性运动的意义，认为它预示着“网络社会”的到来(Castells, 1996)，显示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Falk, 1994)，表明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Sreberny, 1998)，是“全球促进网络”的主要典范(Keck and Sikkink, 1998)。尽管妇女运动有漫长的，但却是“新”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的例子。在通信与信息领域，妇女的另类网络数十年来一直忙于从基层组织发展到国家级和地区级组织，以创立一个“网络中的网络”(Sreberny-Mohammadi, 1998)，创立“跨国女性主义网络”(Moghadam, 2005)，或者“一个网络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许多领导者，但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包揽一切”(Walker, 2002)。
    交流对于网络、表达、政治行动等进程是基本的。媒介和信息技术作为联系工具和基础设施，作为辩论的空间和声音的频道是重要的。媒介的空间存在于以上民主方面发声的地方，存在于它们传播的方式。
    妇女早就承认并应用新的技术力量了，这包括互联网、邮件、传真，以及老式一些的媒介如印刷、“蜗牛邮件”和电话。她们用这些来建立围绕一定事件和问题的团结网络，潜在地将基层妇女组织和决策中心联系在一起，使普通人不仅可能参与地方的和全国的市民政治，而且还可以作为跨国的社会运动成员参与全球性问题(Harcourt, 1999; Sreberny, 1998)。
    妇女是跨国网络的积极建设者。在建设网络和网络中网络的过程中，全球的女性主义发展了将基层、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在此，我不得不顺便指出“妇女”一词总是代表了太少和太多的东西，总是有一种过于简单的本质主义，把妇女的相似性夸大到了超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界限的危险地步。要切切牢记“性别认同的形成以及妇女体验卑下的方式，与其他核心变量如种族、阶级、年龄、代际、性取向、历史、文化和殖民主义等相关，并受其影响”(Riano, 1994, p. 35)。跨国过程提出关于世界妇女的资源和权利差异的辩论(正在进行)，而妇女之间的权利差异就像妇女与男性之间的权利差异一样也需要考虑。争辩性的交流是妇女网络内部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国家内和国家间的种族和阶级，西方特权和文化偏见，这些问题构成了网络的内部政治(Rai, 2003)。
    代表自己：建立网络
    妇女的媒体和交流有许多理由成为妇女网络的一个实质性焦点。对主流媒体的性别批评，要求更充分的代表性，要求更多地承认妇女的关注和观点，要求重新分配决策角色，要求就业上施行更大的男女平等和交流权利(前述四方面的交流版)。妇女已发展出许多另类媒体，以之作为妇女声音的表达渠道和承认的方式。
    交流是许多组织的焦点，是所有组织的实践，因此，以传媒为中心的团体对于网络总的过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许多网络具有一种特别的媒体焦点，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戈的CAFRA(加勒比女性主义研究和行动联合会)、巴巴多斯的WAND(新方向妇女行动组织)、澳大利亚的SISTERLINK(姐妹联合)、黎巴嫩的IWSAW(阿拉伯妇女研究院)、肯尼亚的FEMNET(妇女网)。纽约的国际妇女论坛中心等组织，成为全球妇女活动的信息交流中心。它出版《论坛》，经营" Women, Ink" ，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www. unifem. undp. org)资助的营销与分配服务机构。它资助地球北方出版物在地球南方销售。Isis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和菲律宾的马尼拉运作(www. isiswomen. org)，这个非政府组织创建于1974年，为妇女提供信息和交流的服务，支持“妇女赋权，并通过创建交流信息网络及渠道完全参与发展过程”。Isis有一个全球网络，它的资源中心拥有南方妇女制作的视听作品和出版物；正如许多同类项目一样，它进军互联网，使它的资源为更广泛的人们所共享。
    还有新德里的亚洲妇女交流网，它出版《影响》杂志，致力于“通过交流动员亚洲妇女取得更为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承认目前存在于地区中的多样化”。还有在宗教文化范围内运作的网络，如“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之下的妇女”(www. wluml. org)，这是一个国际团结的网络，出版一个新闻季刊和不同题材的专著，涉及对妇女的暴力、生育权和剥夺选举权等等。它们和地球北方的妇女组织有很密切的联系(英国的妇女反对原教旨主义组织)，它们每每关注少数族裔群体中妇女的矛盾。它们的声音往往无法在主流文化中听到。这些组织的共同行动创建了关于妇女人权的主要门户网站(www. whr. org)，而“妇女权利、发展与和平共同学习会”则致力于赋予南方妇女以权力(http: //www. learningpartnership. org)。
    这些信息和交流网络大部分源自1975年内罗毕联合国妇女世界大会，大会创建了“妇女十年”计划。WOMENNET包括9个国家的10个主要网络，它初建时明确致力于与世界共享研究成果和交换信息，快速而定时地出版一系列资料，包括季刊、新闻杂志和通讯活页；书籍、小书和幽默画；画片和明信片；资源箱、手册和培训资源；不定时的报纸、研究和书目；新闻特写和视像产品。大量材料使用的手段各式各样，从最基本的(手、钢笔/铅笔，打字机)到高端技术(电脑、VCR和复印机)。分配渠道也十分广泛，从国内、国际邮寄和传送服务、汽车、电话、会议到传真、网络、电子邮件和互联网。
    “新”信息和交流技术的传布要求进行训练。进步传播协会的妇女网络支持计划(ICTs)在1993年开始，作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它们训练妇女使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帮助妇女认识到扩展媒体和交流以容纳新技术的急迫性，解决妇女获取新信息交流技术的机会以及妇女参与决定这些技术如何设计和安置的急迫性。北京会议提供了一个形成思想的机会，当时政府论坛改变会址使人们担心能否在正式会议上进行有效游说，因为它取消了有意义的全会，并只提供有限的通讯设备。全球妇女做了有力的回答。潜在的网络结构动员了起来，包括全球电传网络(Frankson, 1996; Gittler, 1996; Harcourt, 1999)。在会上，进步传播协会的妇女网络支持计划突现了一个由妇女领导的计划，给予参加会议和非政府论坛的30000名妇女进入互联网、电子传媒和信息服务的机会。该协会说，这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向基地妇女显示这一新技术对于妇女是合适的，并可由妇女来操作。”
    妇女中进行的跨国辩论和咨询由此在互联网，如国际“虚拟论坛”诸如GK97，北京+5和+10，妇女2000年会议上出现了。在这些网上和其他地方的讨论中，强调了许多在实现北京会议提出的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年深月久的文化价值、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它们鄙视妇女和女孩的贡献、工作、思想和生活；妇女和性别平等在决策过程中很少被考虑；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影响相互矛盾，且不均衡，相当一部分妇女受到负面的影响。
    代表我们自己：媒体中的妇女
    数十年来，妇女一直就媒体发出特别的声音，这涉及到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传统偏见，比比皆是的歧视妇女和淫秽的形象，妇女在新闻报道中几乎销声匿迹。媒体是1995年北京大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00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重申了它对于全球媒体的运作和内容的关注。(http: //www. un. org/womenwatch/daw/csw/47sess. htm#conclusions)
    有项建议，便是改善就业中的性别平衡。有人努力收集妇女在媒体中就业的数据，但经验性数据十分缺乏，甚至西方国家也是这样。有人认为增加了妇女在媒体中的就业本身并不会带来节目本质的变化，不会大大改变新闻话题的先后次序。在亚洲，人们指出，“女记者的增多并没有明显改变信息的内容、风格或陈述的方式。即使越来越多的新闻由妇女报道和编辑，新闻的决定权仍然在男人手中，……妇女的就业并没有激烈地改变新闻议题或排列顺序”(Balakrishnan, 1994, p. 42)。虽然就业中的性别平等是一个有益的目标，“在这产业中最理想的状态是妇女半边天”(Balakrishnan, 1994, p. 45)，但它需要在媒体就业的每一层次和每一方面来实现。
    对偏见的关注集中在媒体中妇女过低的代表性、性的客观化或性别暴力形象——妇女成为男性忽视、男性性欲和男性暴力的目标。有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我们关注的并非是审查制度，而是人权，包括被适当代表的权利。对于诸如新闻等信息形式，还有另外一些关注，归结起来就是“妇女在哪儿？”关于妇女的新闻报道不大被认为具有新闻价值；新闻都盯着城市；妇女作为固定角色被边缘化；在具体节目中妇女远不像男子那样抛头露面。倒不是有哪些妇女问题，而是媒体应在所有问题上反映妇女的观点。到处有妇女，妇女对政治对经济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必须得到表达。另一种观点认为，常常是对妇女的态度、偏见、成见、假设等等无形的壁垒妨碍了妇女，所以组织内的自信培训和支持小组可以帮助妇女摆脱孤独和异化，使她们有能力与众不同，创造别样。妇女的职业组织，诸如广播电视妇女协会(www. iawrt. org)也提供国际声援。
    这些话已讲了很久，两份学术杂志反映了其重要意义：《国际女性主义政治学刊》和《女性主义媒体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些过程。
    代表自己：妇女另类媒体
    一旦决定“代表自己”，妇女便积极地开发了许多媒体形式，这些形式适合地方的需要和现状。这些媒体包括以下数类。
    另类出版物，包括报纸、刊物、杂志、简讯，以及偶尔出版的专著和活页。1990年，Isis International出版了一份书目清单《第三世界妇女出版物》，它罗列了300多本出版物。特别有影响的是纳米比亚的《姐妹》，南非的《直言》，尼泊尔的《阿斯莱特》和摩洛哥的《泰马尼亚火星》(Lewis, 1993)。《泰马尼亚火星》杂志由左翼政党的妇女集体创办于1983年，由男子以民主方式组织并撰文。它创建了一个论坛，与家长制特别是有关个人的摩洛哥法律条文进行斗争，以致力于人权和一个更为公正与平等的社会。这个论坛促进了对妇女被奴役的根源的讨论，它还发表调查报告，讨论以前被禁止的话题如娼妓和休妻，并从更广阔的语境中考察家庭、经济、教育和法律。它最终导致在摩洛哥15个地方创立妇女行动联盟，它催生了其他出版物，诸如Nissa al Maghrib(摩洛哥)、Nissa(突尼斯)和Fippo(塞内加尔)(Lewis, 1993)。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妇女创办了许多报纸和杂志(Khiabany and Sreberny, 2004)，在网上也很活跃，包括网上日记(例如，门户网站http: //www. irandokht. com/portal)、伊朗女性主义论坛(Iranian Feminist Tribune, www. iftribune. com)和Bad jens(www. badjens. com)。Bidoun(www. bidoun. com)2005年春季刊的封面刊登了身穿袍服的伊朗妇女开汽车的形象，配了句幽默的话：“自由烦人；新闻审查逗人。”
    一批支持女性主义报刊的另类妇女报刊服务中心在全世界发展起来，包括亚洲的《深度报道》、新德里《妇女特稿社》(www. wfsnews. org)、美国的《翅膀》(www. wings. org)和一家智利妇女新闻通讯社FEMPRESS(www. fempress. cl)。最近，“妇女电子新闻”(Women' s Enews)为订阅者提供电子邮件新闻(www. womensenews. org)。
    另类广播、电影和录像在许多当地的语境中得到使用，以帮助确立妇女及其社群的身份认同，增进技能，减少恐惧，为未来而奋斗。这包括SEWA(个体联合会)从1984年开始就在印度使用的录像(www. videosewa. org)；在玻利维亚和拉美其他地方原住民妇女中的录像和广播。哥斯达黎加的女性主义国际广播致力于“给那些从未表述过思想的人以表述思想的机会”，认为广播就是与其他妇女会面、对话和参与的过程，重视妇女个人见证的改革性力量(www. fire. or. cr)。
    一个早期的行之有效的例子便是津巴布韦哈拉尔的“通过广播发展计划”。非洲媒体妇女·津巴布韦协会(FAMWZ)(www. famwz. org. zw)通过参与筹备以发展为目的的基于当地条件和需求的计划，为乡村的居民提供能听到国家广播的可能性。这是津巴布韦广播公司全民教育和发展频道日常节目的一部分。在地区，组织了以妇女为主的听广播俱乐部，讨论妇女所面临的从土地到决策的资源分配与获取的不平等，并设法考虑媒体是否有可能开发获取其他资源的机会。俱乐部成员每星期听半小时的录音带，录音带是广播员从所有俱乐部提供的录音带中编辑而成的。俱乐部随后录下她们的回应，相关的政府部长、商人或捐款机构的代表应邀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这一过程帮助建立了四十多个俱乐部，其做法延伸到类似的男子和成人俱乐部。
    从网络联系到建设网站
    通过数字化和放开过程，由于媒体和“新”通讯技术越来越融合，妇女对媒体的关注再次集中在信息和通讯技术上。通讯技术是网络联系的重要工具，使跨国的交流愈益快速、便宜，为更多人所拥有，虽然许多技术仍然不是有些人所能企及的。
    网络联系主要通过网络和电子邮件得以实现，使得更多具体的联系和目标项目成为可能。妇女和环境网络在加拿大本土和非洲的研究者之间建立联系；墨西哥的妇女集体创办的关注自由贸易和结构调整的Mujer a Mujer协调在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和尼加拉瓜的项目。有许多电子电讯稿(如Isis的妇女视野；菲律宾的南西亚妇女信息项目)和无数的女性主义讨论团体，许多在进步交流协会麾下活动(www. apc. org)。一系列现行与女性主义有关的项目在全球知识网站上得到传布(www. globalknowledge. org)。
    为了支持妇女行动和计划而运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可以做许多事情。它使人们关注与妇女有关的问题。它加强妇女团结性运动。它可以加强传统妇女的网络活动。它可以被用来维护妇女平等参与市民与公共生活的权利。APC妇女网络支持计划和妇女以及妇女组织一起将信息和通讯技术整合在一起运用。这样加强了妇女的能力，改善了组织间的信息流动，赋予每个成员以从事她们工作的权利，改善她们组织的总能力，以便于取得它的战略目标。这样的运用有利于掌握信息和通讯技术，将信息组织并转变为知识，并将其传布到全球更广泛的地区中，以促进发展基于平等、自由和正义，包括性别平等价值的文化。
    如何命名正在涌现的新的社会经济联合体，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知识社会”，但在2003年“信息社会”成为ITU协调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主要的辩论焦点。第一届峰会于2003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于2005年11月在突尼斯召开(http: //www. geneva2003. org/wsis/indexa01. htm)。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又使性别提上议程
    在2003年12月，全球公民社会和妇女组织的代表再次竭力使全球化的世界信息峰会讨论通讯在中的角色。程序再一次要横扫内容政治，以真正发展一个人人可得的、公开的、对公众负责的信息环境，造福人民，而不是盈利。
    在讨论过程中容纳公民社会，这次峰会是头一回。先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广义地界定公民社会诸“家庭”。这些“家庭”分为三组：职业性的(学术、科技社群、媒体、创业者和积极的文化推进者)，选区社团(城市和地方当局、工会、议员)和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有特殊需要的社会群体：青年、妇女、原住民、残疾人等、宣传促进者、多股东)。一个真正的危险是妇女被当作“特殊需要”群体，而不是用作整个辩论过程中的性别视角。虽然认识到为了过程的运行，性别平衡很重要，但这并不等于接受了性别的视角。所以，妇女又被纳入两个平行的政治过程：一是加入信息峰会本身，一是界定问题确立议程。以妇女为中心、以性别为焦点的活动再一次丰富了起来(Sreberny, 2004)。
    信息社会峰会的性别分会(www. genderwsis. org)的关注，是在峰会上提出性别问题，使性别视角的助长者能够加入峰划以及每一步的实施。乌干达的WOUGNET(乌干达妇女)见证了非洲妇女活动者的日益重要性，发展了性别分会的网站，主持了网站上的辩论，并被授予e-Inclusion类的2003年峰会奖(www. wougnet. org)。由于有UNIFEM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支持，性别分会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上非常有效地鼓吹遍及全球的信息社会将有助于人的发展和性别平等。同时，包括了许多富有成就的妇女组织(APCWNSP; ISIS, IWTC, FEMNET)的非政府组织性别战略工作组，帮助将性别问题写入日内瓦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之中(Hafkin, 2004)。这样，就再也不会缺乏妇女的声音，缺乏分析材料、详尽的案例，缺乏国际组织援助、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和基层需要了。国际社会能听见吗？它将如何回应呢？
   
    显然非常需要分析妇女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环境中与技术的特殊关系，需要更广泛地理解性别与交流之间的关系。诺利斯(Norris, 2001, p. 92)指出社会分层的大格局不仅决定了进入虚拟世界的机会，而且决定了能否完全参与其他更寻常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形式。另外，政府和产业部门都致力于促进数字化和融合的双重过程，已不大可能在一个论坛上议论媒体，而到另一个论坛上谈论信息了。互联网电台和视频流、宽带传送、电视连接、手机视频通话就是传播技术融合、将内容送到每个家庭的例子。还有更多的技术很快就会出台。联网、内容和通讯技术相互的界限正逐渐模糊(Gallagher, 2002)。这样，如果妇女要在设计、进入、使用和代表性方面获得平等的话，我们需要更一以贯之的、包含更广泛概念的战略。
    性别、网络和信息社会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通讯技术的内容不仅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工具，而且其本身也是问题。大量的工作集中在媒体领域中的性别、代表性和承认。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发生了一大转变，即从关注“妇女和技术”转变为理解“技术中的性别”。(Faulkner, 2001)诚然，索伦逊强调要理解“性别和技术是如何被共同建构的”，那就意味着“排斥并非偶然，但也并非先决”(Sorensen, 2002, p. 11)。在发展的和发达的语境中，人们已经理解信息和通讯技术需要性别视角。
    APCWNSP有效地确定了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中获得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所需关注的问题，确定了在世界信息峰会上可以引发辩论的材料①。
    进入和控制
    无论是妇女获得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还是对这种技术的控制权(这些技术如何使用和由谁使用)都不与男子的平等。不同的因素，包括在就业、、社会阶级、文盲率和地理位置(北方和南方，城市或乡村)中的性别歧视意味着世界上大部分妇女仍然没有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机会。由于信息加速进入互联网，没有这种进入机会的人就会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但互联网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知识和进入本身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人们批评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规划，认为它们过于关注进入技术和信息源，似乎只要给妇女提供电脑和鼠标就可以解决她们的发展问题了。
    教育、训练和技能开发
    这里的障碍包括发展家妇女持续不下的文盲率；软件的设计不考虑妇女和女孩的需要；训练方法常常很特别，不符合妇女的实际需要；在妇女进入技术职业领域方面存在深刻的性别和文化障碍。
    APCWNSP建议“妇女的学习应该扩展到女孩，有性别针对性(使训练妇女具体化，保证对使用者的支持，为妇女所在社区提供辅导)，并不断深化(妇女作为使用者、技术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变迁推动者)”。
    和劳务
    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日益勃兴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数据输入、医疗转录、地理信息系统和软件生产。但仍然存在强大的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因素。
    劳务市场盛行性别隔离政策，妇女不成比例地从事较低工资和较少安全的职务。虽然电传办公、灵活办公时间和家庭办公等安排把妇女带入劳务市场，但妇女在这些领域仍享有很少的权利、很低的报酬，健康、社会或就业保险亦赋阙如。出外挣钱并不一定能改变家庭的劳动分工，妇女会因此而肩负双重的乃至三重的负担。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恶劣工作条件、漫长工作时间和单调乏味的工作程序，往往伤害妇女的健康，并且造成环境和其他成本。技术领域的妇女所关心的包括合同条款、工作强度、工资、培训、医疗和安全——如电脑屏幕和重复劳动造成的伤害。
    与同工的男子比较，妇女平均少得30％—40％的报酬。国际劳工组织2001年的就业报告用“数字性别差异”来说明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妇女在新技术领域低就业率。报告还指出，性别隔离的模式亦出现在信息中：“不但在拥有信息通讯技术的人和没有这种技术的人之间存在工资差别，在信息通讯技术行业内也存在工资的两极分化”(引自APCWNSP)。印度妇女只占有该国软件工业27％的职位，而1990年代成千上万的加勒比海和其他地区的妇女获得了数据处理的职位。妇女中的年龄划分也很严重。年轻的熟悉的妇女从事新的服务业，而大批35岁以上的年长妇女则成为多余，部分由于她们从事的行业萎缩，部分由于她们掌握的技能过时。
    内容和语言
    围绕内容的问题包括使用的语言、编码的文化和所构成代表性的本质，这就像过去围绕媒体对妇女的成见和歧视的辩论。在互联网上，英语的统治地位非常引人注目。要突破信息的语言障碍，就需要发展多语言的应用工具和数据库，非拉丁系字母的界面，适于女性文盲的图形以及自动翻译软件。
    权力和决策
    虽然妇女信息通讯领域拥有更多的职位和技术，但她们在决策机会和资源控制方面仍落后于男子。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国家层次，妇女在所有信息通讯技术决策的结构中代表比例都很低，这包括政策与管制机构，负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部委，以及私有的信息通讯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信息通讯技术的决策常被看做(应由男性专家处理)的纯技术事务，而非公民社会也应参与意见的政治事务。电信工业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也使这一产业的决策越来越与公民和地方社区无关，这进一步恶化了妇女的决策和控制权问题。这又与长期以来一直在媒体研究中辩论的关于妇女在出版、广播和文化决策层缺席的问题相通(如Gallagher, 1995)。比尔(1998)认为，文化政策应该被视为一种性别技术，具有共同建构和反本质主义的意思，这与索伦逊的观点是一致的。
    要创造使妇女最大限度地从信息通讯技术中获益的条件和规定，要保证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政策机构履行其职责，代表比例都至关重要。更为平等的代表比例将使妇女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从信息通讯技术中获益，同时可以保证负责这一宝贵资源的机构履行其责。
    私密与安全
    对于妇女来说，私密、安全和互联网权利——包括妇女觉得可以免于骚扰的安全的网上空间，享受言论自由、交流的私密性和免于“偷窥”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互联网创造了私密的网上空间，这空间往往跨过国家的界线，这是它的传播中重要的民主化方面，它赋予社会中被欺压被伤害的那一部分以权力，可以为妇女很好利用。
    但是国家立法，如英国的调查权力管制法、日本的窃听法和最近美国的国内安全法都潜在地威胁到私人互联网交流，这有可能以反恐和打击网络犯罪的名义破坏民主。
    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切断互联网通讯以打击针对剥削妇女儿童的性压迫，打击种族主义团伙是合情合理的。但正因为创立了私密的空间，受虐受害者之间可以互吐心曲，可以与他们信任的人、与他们选择的人倾诉衷肠；这证明互联网在反对性剥削和种族主义压迫方面是最强大的武器。
    人口贩卖、淫秽内容和审查制度
    虽然就言论自由和审查制度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利用互联网散布淫秽内容、进行性剥削、播种仇恨引起妇女的关注。有的妇女希望开发可以删选内容、追索制造者和淫秽网站的技术；而有的人认为这做法本身就侵犯了权利，有可能扩展开来以限制其他言论自由的形式。在激烈辩论的语境中，目前人们清楚并以为重要的是妇女应该被告知一切，意识到一切问题，并投入到一定会有的讨论和辩论中来。
    互联网使缺乏强大财力的普通公民和组织的声音得以传布。到2005年，估计有10亿互联网使用者，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领域，在那儿可以自由辩论与人民生活有关的政策。它使小团体和个人、以前在工作中互相隔离的男女得以交流、上网和共享信息，以史无前例的形式准备行动。信息通讯技术的价格必须让所有人支付得起，其基础设施的发展必须保证被边缘化的群体不每况愈下。这对所有关注性别平等和社会改造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战略的出发点。在一个每每瓦解地方化民主机构的全球化世界中，互联网为保卫和扩展参与式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能加强多样性，为众多的声音、多元的思想和意见，为多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平台。但只有当发展维护并加强了地方与地区的语言文化多样性，只有当公民社会在涉及互联网管制与拥有的政策形成中可以发表意见，这才可以真正发挥作用。
    很明显，问题范围很广，反映了比仅仅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中更为流行的不平等模式。正如诺里斯(Norris, 2001, p. 91)说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分层模式”，因此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得、使用以及对它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存在一个标准的不平等模式。索伦逊讲得很有说服力，他考察了有关，发现注意力多在社会排斥而不在社会接纳机制与动力，因此，真正的挑战正在于如何实现接纳(Sorensen, 2002, p. 16)。
    世界信息峰会性别分会不断重申，信息通讯技术对于发展，对于愈益增长的向所有人普及信息社会好处的需求，其意义就在于要明白信息通讯技术是达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并不是目的。性别分会强调指出，需要跨部门来考虑妇女的各种需要和视角，而且要集中研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仅男女之间，更重要的是贫富之间，南北之间，城乡之间，强势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在2003年12月日内瓦世界信息峰会第一阶段的末尾，性别分会出几条最终行动建议(www. genderwsis. org)：
    ·性别必须是行动的基本原则；
    ·平等参与有关信息社会的决策；
    ·从多种模式的角度来考虑新旧信息通讯技术；
    ·信息通讯技术的设计服务于人民；
    ·使妇女有能力完全参与；
    ·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估以指导行动。
    很明显，权利、代表、承认和再分配四者通过这些分析得到了弘扬。
    结论
    公民社会围绕世界信息峰会的辩论中，出现了对性别问题的关注，而妇女开展的全球行动那漫长而生动的，正为推动这种关注提供有力的经验。将性别视角纳入全球治理体制，世界信息峰会本身就是那过程中的一部分。
    性别分会是组织最佳、联系最好的一次会议。它明确要求在计划和实施世界信息峰会的各个方面强调性别，并取“性别视角”。至于媒体方面，以女性为本的思路强调在内容和就业中增加女性的比例(Galllagher, 1995)；同时还要求对女性的承认以及赋予她们发言的能力(Sreberny, 2002)。承认妇女的发言权与为物质再分配而斗争并不矛盾。获得社会尊重和社会成就的机会，倒是可以成为谋求更多平等的基础(Honneth, 2001)。针对性别的思路则以为，可以通过开发、扩散和使用通讯技术的过程进行性别地位的社会建构。但在国际讨论会上发言的妇女不仅人数很少，分量也远远不够。主动认同性别平等问题的男性并不多见。这并不意味着弃“媒体/技术中女性”思路而取“性别与技术”思路，而是争取二者兼得。言论需要行动来支撑，但世界信息峰会上还没看到行动(Sreberny, 2004)。
    当代网络革命扩散得很快：电话花了75年才普及5千万人，而万维网却只花了4年。电子经济发展神速，所以“数字分化”就不光指缺乏联网的能力，而且还对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有深刻的影响(Infodev, 2000)。国内贫富之间在信息通讯技术服务水平上的差距，本身并不足以将信息通讯技术置于发展议程的首要地位。毕竟，贫穷国家拥有较少的工厂，较少的汽车，较少的医生和护士，人均热量摄入也低于富裕国家，他们肯定更需要这些东西。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的差距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大于其他领域的差距。有证据表明存在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贫困陷阱，这是因为信息通讯技术在参与全球交换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没有充分获得这项技术的国家将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体制之外。由于数字化的促进、政府以及全世界工业部门的支持，通讯、电脑化和媒体的融合意味着在一个研讨会上辩论媒体，在另一个研讨会上辩论信息技术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但是，纯技术的思路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将一切都寄托在硬件的传布，而无视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同时可能发生的变化。这适用于整个世界信息峰会的辩论，特别适用有关妇女的问题。这在其他相类的全球论坛，如世界社会论坛，也非常明显。在世界社会论坛上，女性主义者又一次发展了她们的网络和批评(www. penelopes. org)。
    在北京峰会和世界信息峰会之间有关性别和通讯的讨论有很大的重复性。一而再地话题、再而三的诉求使人压抑。但另一方面，也有令人乐观的方面。很显然，新一代妇女正投身于这一事业中；妇女创造性地交流实践比任何时候都广泛；全球社会认识到女性赋权的必要性。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世界信息峰会似乎承认融合和性别的重要性，而北京+10会议却存在遗忘媒体和通讯的危险性，尽管在最初的《北京宣言》中将它们列为中心议题。在2005年3月，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9届会议的从AMARC到妇女电子新闻组织的一系列妇女媒体、信息和通讯组织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呼吁各国政府保证将妇女、媒体和信息以及通讯技术纳入北京+10会议的议程；通过世界信息峰会及千年宣言，并付诸实施。在妇女政治交流中最主要的教训似乎是需要不断的催促和重复，以使性别问题作为世界信息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使通讯问题贯穿于北京会议的辩论之中；政治上口头的成功是短暂的，需要不断地强调。自然，实施是一个更大的障碍。
    “妇女希望得到什么？”是一个出色的并只有妇女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不会都要求一模一样的东西。各处的妇女仍在为摆脱压迫性的传统、无知、性歧视观念和大男子主义的枷锁而斗争。全球化、民主化和通讯交流的过程正围绕权利、代表、承认和再分配这四者而建构，并深入地表达它们。也只有在性别平等的条件下这四者的表达才能充分。未来是全球一体的，是人人参与的，是男女更为平等的。妇女还要撑起半边天！
    注释：
    ①以下一节使用了大量APCWNSP材料，可见www. apcwomen. org/gem/icts.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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