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新观念与中国的亚太安全构想（下）
下篇：的亚太安全构想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象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尤其是安全观念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思潮新观念；这些新特点和新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冷战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设计我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及其理论根据，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因素（包括、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其次，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块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
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 “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 “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
当然，不能否认，尽管总体上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这些新情况新特点，都是我们研究探讨亚太安全及其机制时不可忘却的大背景大环境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的基本安全利益与需求
我认为，在面向未来的亚太安全构想方面，中国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它们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的次序；它们之间基本上是有联系的和互利的，但有时候也可能产生某些小的矛盾。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同时满足它们，就应照顾比较靠前的利益与需求，只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才可能使全部利益与需求得到实现。［注12］
这三项基本利益与需求如下：
第一，有一个能保证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安宁、稳定的环境，即“发展需求”。
第二，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即“主权需求”。
第三，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和安全权益，即“责任需求”。
让我们将上述三项利益与需求，分别展开叙述一下。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证明，如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们的对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缺少足够广泛、足够有力的社会基础；国内的经济事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会根基牢固、“理直气壮”。当然，内部的事业成功与否，绝不完全取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政方针；但在这里我们既然讲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量保持一个安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大气氛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可能好好发展过自己，多半时候都被外患内忧所干扰。仅仅是在最近的短短20年内，才有了一个象样的建设过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但在当代世界仍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层次，因此，中国仍然需要以一个后来者的姿态，谦虚地建立和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良好关系，同时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如同江泽民在党的 15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争取再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看，全球范围的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不来自任何一个或若干外部敌人，而是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与否，换句话讲，最可能使国家不安全的因素在于内部经济的不发展、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俄罗斯现今的局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理解，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反复讲“三个有利于”原则的根本原因。对于对外安全战略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要求的主要含义就是，一切工作要服从于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大局，一切做法要有利于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宁与稳定，比如，它不仅一般地需要建立有强大威慑力的武装力量，有时相反，根据情况，它有可能需要暂时推迟建造国防化所需要的某些高精尖武器装备（如航母），它有可能需要周边地区的各种现有安全安排和协议暂时维持不变（如美日安保条约），它有可能特别需要我们的军队在一些易于发生冲突的 “敏感点”（如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海峡）保持比较克制的态度。这些要求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但无论如何它们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利益和需求，第一位的利益和需求（“发展需求”）。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直接与我接壤的国家有14个，可称作近邻的国家（如日本、孟加拉国、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另有十几个；本来，世界上有如此多邻国的情况就十分罕见，加上我国与大约十个国家曾经有过或目前仍然存在陆地边界和海域划界方面的主权争端，更增加了我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与复杂性。对祖国统一的最严峻的挑战，当然来自我国的“特危地区”台湾。台湾事务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它又与一般的内政问题不相同。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台湾当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大可能完全按照我们的希望，停止分裂祖国、谋求“台独”的活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饱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来侵略和压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最基本的主权权益都无法保障，它给所有中国人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惨痛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是中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最重要的战略考量之一。这一战略考量的存在，要求我国的安全防范能力和军事威慑能力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加强，包括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要求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得到令人满意的提升。不难看出，这一利益和需求同第一种利益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函数关系。譬如讲，从时间表上看，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很可能不是马上能够实现的需求，但如果忽视这种需求，就可能出大乱子；它要求军队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求对外威慑力量的适当增长。在资源总量和国家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如何确立国防开支与经济建设投资所占的比例，确保“主权需求”的充分满足，是政治家和战略家必须处心积虑处理的大难题。
比较起来，“责任需求”是三个主要利益需求中最不容易确定、弹性也最大的一个，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需求将在我整个对外战略中（包括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里发挥更大的影响。这种需求涉及的面很广，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种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权（如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核能源控制俱乐部”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各种维持和平行动、难民救援行动和打击毒品走私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然而，中国的全球责任与利益仍然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前景，目前阶段仍然是以地区重要国家的责任与利益为主，后者是前者的阶梯和基础。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需求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与军事稳定，减少冲突及其潜能，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福祉。这里特别应当包括：消除或缓和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南中国海地区的海界磨擦，防止中亚因油气资源而形成新的“火药桶”，遏制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对峙和军备竞赛局面，防止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扩大成国际事态，等等。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这些不稳定的“潜在麻烦点”，都与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都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从一个长的时段观察，如果处理得当、进退有度，它们也将构成我国迈向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验金石”和“铺路砖”。比较起来，这可能是最后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一项基本利益需求。
上述三项基本的利益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家利益，但它们显然既不完全重合，也不总是协调一致。笔者以为，我们的亚太安全战略和总的考虑，应当把它们分别视为第一、二、三位的基本需求，其它所有利益及需求均应服从于、服务于这三个需求。
二。主要的目标与原则
为了满足上述需求，我们在考虑亚太安全构想时，应当提出以下主要目标与原则；这些目标与原则并非中国独创或首创，而是得到许多国家共识、有相当基础的；从总体上看，它们符合我们的基本利益：
1.综合安全
“综合安全”的概念不仅要明确提出，而且要反复讲，力争落实到行动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生态危机、金融风险、“贸易战”等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中逐渐增大的重要性，它们也确实构成了亚太国家现在相互关系中和本地区稳定问题上最关注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关于“安全新威胁”的论点，充分证明了综合安全概念的价值。近一段时期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日本、韩国等相继出现的金融风暴和货币危机，也从一个侧面有力证明了它们对于各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中国这方面有一定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巨大潜力、出口增长能力等），也有潜在的隐患（货币贬值压力、环境污染问题、与一些国家的贸易磨擦等），可以说利害息息相关。把这些问题摆到亚太安全机制的议事日程上，不仅能够减缓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军备控制方面对我的压力，转移部分注意力，而且有助于加深本地区国家“同舟共济”的意识，缓和经济危机；从道理上讲，它也符合全球化时代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安全的传统概念被修正、各国以发展促进和平的进步趋势。中国尽管不是综合安全的理论上的“始作蛹者”，但我们要努力使之成为自己在外交斗争中的一个“拳头产品”。例如，我国政府近一段时期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已经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得到很大上升。依照这种认识，对于诸如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设立安全功能的议论，以及对于未来的总的亚太安全设想，我们不仅用不着紧张，反而要举双手欢迎；当然，前提是要对“安全”的定义重新认真检讨，对近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危害进行一个全面评估。回到前面的主题，可以认为，建立综合安全是保证我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注13］
2.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是以相互依存思想为基础的，后者告诉世人，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新条件下，寻求安全不能沿袭旧的“霸权和平”、“赐福式和平”或“强制型和平”的手段及观念，因为在相互依存的时代，由于贫困问题、环境严重退化、难民潮跨国界流动、毒品及走私现象泛滥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种种威胁，各国之间、整个地区内部乃至全球村里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新的联系。在这种新形势下，各国更应当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协商而不是冲突的办法，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与争端。合作安全特别要求以和平方式寻求安全，后者经常是前者题中应有之义。合作安全也不同于传统的集体安全，后者在当代的典型形态是“欧安会”和“北约”，在那里，集体的承诺、有约束力的机制、强制式的执行是十分关键的，而我们所希望的合作安全，绝不拘泥于形式上的东西，更不必然要求所谓的“一体化”，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合作的总的精神下，发展安全事务上的对话与协作。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有说服力的，这不仅是由于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国之一，在国际争端发生时一贯主张通过谈判与对话及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且是因为，近几年中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了表率，例如，在处理与俄罗斯及中亚一些国家的边界分歧时，各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和相互合作的指导思想，成功地就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建立互信措施、解决历史争端达成了协议；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处理南中国海的某些海界岛屿争端上建立的新的谅解，也有同样的性质。所谓合作安全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任何事情不能由一方说了算，不能草率从事，而应当尊重有关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即使一时达不成共识和协议，也要耐心等待、反复商议。这一点也反映出中国外交的一个长期遵循的原则和做法。在考虑亚太安全机制时必须继续坚持它，原因之一是，为了协调我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主权争端，或者说，为了统筹协调前面提到的“主权需求”，合作安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
3.双边与多边安全并举
比较起来，多边安全对中国是一个新事物。中国人以往对双边交往方式比较熟悉，愿意“一对一”地谈判或达成协议；考虑到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美日等国在亚太安全事务方面的关键角色，坚持双边安全原则仍然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形势越来越多要求我们学会应对多边方式，在那里处理、思考和解决更多的问题。事实上，不往中国面临这样的调整，美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和转变。真正对多边机制比较一贯坚持的和熟悉的，主要是一些中小国家，尤其是某些活跃的“中等强国”，如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尽管有时组成 “统一战线”，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需要也经常变化，因此，我们不必有太多顾虑，一方面要善于处置新局面，另一方面保持传统双边方式的有效性和必要的主导性。近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尤其在亚太安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本着互谅互信的精神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和减少军事兵力集结的重要协议，中国积极参加了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议，参加了最近在联合国召开的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八方会议，中国还参加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倡导的安全对话（所谓第一、二、三轨安全对话）。中国争取的多边安全，应当有两个要点：一是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安全事务，二是防止把多边安全与结盟安全等同。前者的主要好处在于，有助于防止美国一家说了算的局面，有助于避免或缓和“制度化”、 “一体化”的压力，因为国家一多，讨论起来就不简单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方法；后者符合亚太地区多样性、差异大的特点，有别于欧洲或非洲的一些安全组织及安排。当然，我们讲多边安全，并不排斥或否认双边对话和协商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与日本、与俄罗斯等国的双边对话，常常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代表着我对外关系中（包括安全联系）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里把“多边安全”作为一个目标和原则提出来，主要的考虑是，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亚太安全构想的一般原理，就应当争取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和赞同这些设想，而且从发展趋势观察多边的安全对话与安排也是挡不住的。此外，多边安全的口号，同时是与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逻辑相一致的；实践也一再证明，面对很多国际事务和机制，哪怕单纯从维护和发展我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参与不参与的效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人不在会场，别人就可能通过与你不利的决议，或者说许多对你不太友好的话，相反，一旦参与进去并且成为主动积极的角色，会议的气氛和最终可能通过的决议就是另外一种情形。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为了逐步满足前面提到的“责任需求”，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有责任感的世界重要国家的形象，并且考虑到其它多种多样的因素，我们特别有必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中，在保持原有的双边机制和对话的作用的同时，逐步加大加深对于多边安全对话及其可能的机制的参与。
三。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古代谋略和国际交往，都特别重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所谓“有理”，指的是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总是占住道义和法理这一头，不能见利忘义或背信弃义：“有利”则说明，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看清利害关系，对自身有利无弊，至少是利大于弊，不能当“冤大头”或摆“乌龙阵”：“有节”，指凡事有节制，胃口不贪婪，当忍则忍，该让则让，既不做无原则的退缩，也不怕有理由的妥协。三者之间有时可能会发生一定矛盾，掌握好它们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度”，综合地加以应用，是一门复杂的“”。当代国际斗争及其环境，比从前更加微妙和棘手，更要求我们时刻牢记“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要诀。
具体到亚太安全机制的问题上，根据初步考虑，下述策略可能是特别需要的：
第一，在涉及安全事务的合作方式上，要以协商、对话为主，协议、条约为辅；在协议、条约里面，要以非约束性或低约束性的为主，以约束性强且多的为辅。既从亚太地区的特点出发，也从我自身利益考虑，在我们倡导的亚太安全机制里面，应当特别强调协商对话的重要性，反对一开始就强加给各国各种规章制度，尤其要抵制约束力过强的协议、条约。亚太不是西欧，何况西欧一些区域性机制都要实行“一票否决”原则；在亚太地区，更要坚持自愿、协商、以自主为前提、以共识为基础的合作原则，绝不能轻易赞同少数西方国家经常喜欢搞的“拉郎配”方式和强制性的协定、条约。这是我们必须守住的一条“底线”。
第二，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而不是“另起炉灶”。我们经常说，现有的国际及安全秩序不合理不公平，因而要加以改造。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先参与进去，再相机行事，把 “改造”视为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另一种是“伐无道”、“举义旗”，破旧立新，立即创建一套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新秩序。笔者以为，考虑到目前的国际条件和实力对比，前一种办法是比较适宜的，它适应中国“以安定的环境求自身的”的基本需求；后一种办法既不现实、也易遭麻烦，并且给“中国威胁论”以各种口实。我们前面讲的对亚太安全机制的主导或引导设想，关键在于有一种主动性和参与勇气，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和谋略，而并不等于时时事事要以我为主或者“同西方叫板”，不等于要求在规则、程序或协议的所有方面具有“中国特色”。何况，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里，美日等西方大国无疑处于强势位置，“另起炉灶”的想法和设计是得不到广泛呼应的。简言之，我们当下的策略考虑，应当是以安定周边或者说“睦邻”为出发点，而不宜以独自“反霸” 的挑战姿态登台。
第三，避免单方面安全让步，使其多边化和有更大成效。从以往实践观察，我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所做的许多调整和让步，部分是我单方面的宣布举动，部分是与某个西方大国（如美国）进行双边会谈的结果，比如（不同时期）分别裁军一百万和五十万的声明、建立友好边界协定、限制某些特殊武器的出口、限制对某些国家的战略物质的出口、对特定区域表示“无核进入”的承诺、对执行联合国海洋法的承诺等等；虽然我国今后不能排除单方面举动的权利，也不能排斥与个别国家“事先交易”的可能性，但从策略上考虑，既然我们承认和参与建立亚太安全机制，就应当有所表示、有所贡献，尽可能将类似上述军备控制的行动产生更大的联动效应，即把它们与整个地区（至少是主要国家）的军控行动联系起来，把它们当作中国为建设本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主动倡议和善意举措，把它们构造成为新型亚太安全机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明确我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避免台湾当局的介入。各国承认和接受
我国政府在与美国签署的历次公报就台湾问题中所阐述的若干原则立场（“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等），应当成为我加入亚太安全机制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台湾不能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任何多边对话、协商机制，我也不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一旦外国干涉、台湾”独立“或内乱等现象发生），但我们应当以亚太安全机制作为整合、抑制或约束台湾当局的一种重要工具，成为我向外界宣示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愿望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是通过多边对话和协商，与这一地区的有关国家建立良好的共识及默契，避免海峡事态发展到非要”摊牌“的地步，尽量使潜在的危机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得到抑止。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在有可能建立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中处于重要和活跃的位置，不仅有助于转移议事日程上的”话语结构“，而且对于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演进将会形成某种积极的压力。此外，还应当积极思考整合台湾当局的新策略新途径，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力争实现”双赢“的格局。这样不仅对整个中华民族有利，而且对地区安全有利。
第五，汲取国际安全组织的深刻教训，侧重安全机制的预防性功能。冷战结束这些年来，联合国安理会和北约等重要国际安全组织在世界各地实施了一系列维持和平行动，其中虽然不乏成功的经验，但更多是失败的教训。很多行动所以受挫，重要原因之一是维和部队的注意力多放在惩罚“违约”行为、消解危机事态等事后过程上，而忽略预防性外交与安全协商等事前工作。它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是，维护稳定与和平，应当在事前的“防火”问题上多下功夫，而不是危机发生之后再去“灭火”；实践证明，前者事半功倍，后者事倍功半。亚太地区社会制度形态多样，国家民族构成复杂，文化丰富多彩，积怨根深蒂固，安全形势扑朔迷离，我们不能照抄照搬欧洲等地区的危机处理样式，而必须依据本地区特点，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预防性外交和预警式危机处理程序。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当代实践中又一向以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自豪，我们有理由在这方面多动一些脑筋、多有一些倡议和举动；澳大利亚和东盟一些国家已有一些初步设想，中国的研究者不妨借鉴吸收，努力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特有的“活血化瘀”机能的形成。
第六，保持循序渐进、由简单到复杂的安全对话与设置原则。就是说，要充分考虑到亚太地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特点，也适当汲收他人（如东盟和西欧）在建立安全机制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有效做法，积极稳妥地推进本地区的安全对话及其安全设置。具体说，要有一定的阶段性，因时制宜地发展地区安全机制：最开始时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互信措施上；到一定时候，再发展预防性外交等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项目；只有到互信措施和预防性外交充分显示出积极效果的时候，才谈得上建立比较制度化的安全联系，而且这种安全联系并不一定以北约的一体化做法为模式。
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有信心、也有能力，依靠改革发展不断增强的国力，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也依靠与有关各国的合作，使一个有助于亚太地区安宁和稳定的安全机制设想，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注解：
1.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出现得更早一些，例如可参见：J.S.Nye and R.O.Keohane ，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25 ，1971， PP326-350；中国学术界的类似研究始于90年代初，例如可参见：赵英著，《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以外的对抗与抉择》，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 版。
2.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可参见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一章“全球化：概念与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 月第1 版，第1 至46页。
3.美国最有名的国际政治思想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他也称作“国家间政治”）的主题，是“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见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 月第1 版。
4.《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59至60页。
5.可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 期。
6.有关当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主权受到的制约问题，可参见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 版）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
7.本文不打算过于详细讨论“国家利益”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5 月第1 版）。
8.转引自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一文，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0月。
9.并非偶然的是，即便在外交政策上最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类似亨廷顿教授这种比较保守的国家利益观，也受到日益增多的批评。去年10月，笔者在拜会亨氏在哈佛的同事、另一位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战略思想家约瑟夫·奈伊教授时，便亲耳听到了他对前者的“美国利益受到忽视”一文基本出发点的批评。
10. 当中国主席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谈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的命题时，我相信，他是针对某些美国人的“冷战思维”有感而发的。
11.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 1995 ， b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P164.
12. 吴鹏的“我国的地区安全环境与安全利益”（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1998年第7 期），阎学通的论文“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见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和需求都有独到的见解，也给了本文作者有益的启示。
13. 关于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等问题，也可参见楚树龙的论文“亚太地区安全观、安全结构和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5 期），以及阎学通的论文“亚太安全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7 期）。
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三项基本需求和五项主要原则
补充或修改内容：
1.交易成本——为何要有安全机制而不是霸权和平
2.美日安保为什么不够
3.安全架构如何细化
4.钱文荣稿
5.中国的安全需求（发展经济、持续稳定、统一国家——可参见《长城与空城计》中的有关论述）
6.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多边安全。综合安全着重解决国内发展问题，合作安全着 重解决统一及边界及周边安全问题，多边安全解决美国的作用与美日安保问题。
7.不针对第三方，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平等协商。
三项基本需求（以近至远）：安定的生活、工作和改革环境（经济发展为主）；领土 完整、统一和不受侵犯（台湾和南海为主）；在亚太地区发挥适当的地区大国作用，抵销美日等国的消极影响（朝鲜半岛国主）。
五项主要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安全原则；不结盟原则（包括不针对第三方和不 干涉内政内涵）；尽量诉诸和平方式的原则；多边安全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