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平等之后：捷克大众私有化评述 （二）
三、“捷克奇迹”
大众私有化之后的捷克很快出现了复苏，考虑到上文所说的捷克的经济转型条件在东欧各国中相当艰巨，而这一期间还经历了联邦解体的冲击（在转型国家中，苏联、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是三个解体的前联邦国家，前两者解体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之一。
1.私有化过程中捷克经济迅速回升
1990年至1992年，捷克与波兰的经济都有明显下降，两国曾被看作是“激进改革失败”的典型案例，而与据说是走“渐进路线”、经济情况稍好的匈牙利形成了对比。1990年匈牙利经济只下降了3.3%，而实行巴尔采罗维奇“休克”方案的波兰则下降了11.6%；1991年匈牙利经济再下降11.9%，而实行克劳斯“休克”方案的捷克则下降了14.2%。当时连捷克国内的许多理论界人士，其中包括“布拉格之春”时代的经济设计师姆利纳日、科马雷克等，都断言克劳斯总理的冒险会导致经济崩溃。
然而，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推进，捷克经济于1992年末走出了谷底，是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匈牙利的经济仍然在继续下降，回升乏力。1994年，波兰经济增长了4.6%，捷克经济增长了2.5%，而匈牙利经济则只增长了1.5%；1995年波兰增长6.5%，捷克增长4%，而匈牙利是零增长。在转轨后的第六年（1995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回升到剧变前的96.9%，捷克回升至91.6%（另一算法为85.6%），若把灰色经济在内，这两国的经济规模实际上可能已超过剧变前；而匈牙利则只回升到剧变前水平的81.3%，以至于不得不在“左派”政府领导下实行被称为“休克补课”的博克洛什紧缩纲领。至此，人们才认识到，走“渐进”道路的匈牙利实际付出的总代价比经历过“休克”的波兰、捷克都大，而匈牙利取得的成果却不如波兰、捷克。连一些原先批评过克劳斯“激进”政策的人，如科马雷克，也改变了态度，承认原先的判断不对。
直到1997年捷克经济出现新的“停滞”为止，捷克在“大众私有化”后出现的增长持续了四年。按几次调整后确认的数据：1993、1994、1995、1996年捷克经济（国内总产值）分别增长了0.6%、3.2%、6.4%、3.9%；从1992年至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每年的增长率分别为8.9%、-7.7%、17.3%、21%、8.7%，五年的总增长为55.1%，大大超出了1990年、1991年经济“滑坡”时形成的亏空（这两年投资分别减少2.1%与17.7%）；这五年里私人消费分别增长15.1%、2.9%、5.3%、6.9%与7%，五年总增长为42.7%，也超出了1990年、1991年的亏空（这两年消费分别增6.7%和减28.5%）。这后两项指标与公认为东欧转轨国家中经济表现最好的波兰不相上下（波兰该五年投资总增长64.3%，私人消费总增长27.5%。）[16]
2.对私有化不同态度的经济社会后果：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比较
如果把捷克与同属前捷联邦的斯洛伐克相比，对照就更为鲜明。第一波大众私有化时，捷、斯尚未“分家”，私有化的进展旗鼓相当。而捷克实行第二波大众私有化时，两国已分别独立。此时斯洛伐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仅不再推行第二波大众私有化，相反却由政府通过分期赔偿的办法收回了第一波大众私有化时斯洛伐克公民已分到的私有化证券，实际上，斯洛伐克成了前东欧各国中唯一一个公开取消已实行的大众私有化并开了大众私有化“倒车”的国家。
斯洛伐克把产权从“大众”那里收回后，很快采用了俄罗斯的方式，交给了所谓信得过的“自己人”，主要是前经理，而且对大批工人采取了毫不客气的裁员政策，与捷克克劳斯政府的保证就业政策（如下所言，它后来成了捷克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捷克的失业率由1991年的4.1%下降到1995年的2.9%时，斯洛伐克的失业率却上升到了13.8%。实际上，斯洛伐克的这种做法并非反对私有化，而是把国有企业“一步到位”式“私有化”到了企业经理的口袋里；同时，它对国有企业冗员的处理也比捷克更可以称得上“休克疗法”，只是它属于不讲公平的另类“休克”而已。
斯洛伐克的这种私有化做法避免了捷克式人人持股造成的公司治理困境，因而1997年以后斯洛伐克的经济困难未像捷克那样明显导致增长的停滞。但在1992年至1996年的私有化期间，斯洛伐克不仅因转轨的不公平方式引起了比捷克剧烈得多的社会动荡，经济状况也比捷克差。虽然两国的增长率相差不多（1993年至1996四年间，捷克的GDP增长了14.8%，斯洛伐克增长了15.3%），但斯洛伐克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92年至1996年五年间只增长8.1%，远低于捷克的55.1%，私人消费更是只有6.7%的增长，远低于捷克的42.7%，这期间捷克的工资平均增长了43.8%，斯洛伐克却只有20.3%。[17]
3.捷克：东欧转轨国家经济表现的佼佼者
捷克在私有化时期的经济复兴不仅比大多数转轨国家出色，而且在转轨国家中公认为经济状况最好的所谓“第一方阵集团”或曰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捷、匈、斯）中也是佼佼者。（见表一）在四国中，捷克复兴速度仅次于波兰，而付出的代价（经济滑坡的程度）则最小。若以大众私有化进程的年份作比较，
不仅经济增长方面如此，在宏观经济的其他方面亦然。若比较1996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也是捷克最低，为1.2%，而波兰为3.1%，匈牙利为3.5%，斯洛伐克为1.9%。[20]就通货膨胀而言，捷克消费价格指数的年上涨率由1992年的12.7%稳步降至1996年的8.6%（期间最高为1993年的18.2%），匈牙利由23%降至19.8%（最高为1995年28.3%），波兰由44.3%降至18.5%（最高为1992年44.3%），斯洛伐克由9.2%降至5.4%（最高为1993年25.1%）。与波、匈相比，捷、斯可以说已无通货膨胀问题。捷克克朗对美元的汇价从1991年的29.5比1稳中微升到1996年的27.1比1，斯洛伐克克朗则从29.5比1微贬为30.7比1，波兰兹罗提从1.06比1贬至2.7比1，匈牙利福林更从74.7比1贬至152.6比1。[21]
在经济滑坡小、恢复快、通胀低、币值稳、财政好的条件下，捷克的体制转轨幅度则是最大的，并被国际评估组织认为是前华约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捷克在转轨中的经济表现获得了许多国际组织的良好评价。捷克在东欧国家中于1995年率先加入经合组织时，该组织秘书长让-克洛德.拜耶指出，经合组织之所以吸收捷克为成员国，是考虑到捷克的宏观经济状况令人满意，生产增长率为4%左右，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下，失业率低，预算平衡。在捷克被吸收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之前，美国著名的证券市场及信用评估公司“标准-蒲耳氏”公司将捷克国家银行以及捷克经济信贷的信誉由BBB+级提升为A级，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唯独捷克获此佳评。在世界银行1996年以0分至4分来统计改革进度指标时，上述四国与斯洛文尼亚是26个转轨国家中仅有的获得4分的国家。按照欧盟的政治程度指标计算，捷克、匈牙利同为3.5分，波兰3.3分，斯洛伐克则只有2.5分。1995年在这四国当中，捷克的私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0%，其余三国均为60%；若看从1989年至1995年这一比重的上升幅度，捷克达59个百分点，斯洛伐克为50个百分点，匈牙利是45个百分点，波兰仅为31个百分点。[22]1996年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欧洲经济上最自由的国家除瑞士外，英国、荷兰、丹麦、捷克、法国、意大利属于“通常自由”的国家，捷克是唯一上了该等级的中东欧国家[23]。以欧盟15国1998年经济水平为100计算，斯洛文尼亚为72，捷克为63，匈牙利是51，斯洛伐克为49，波兰是40，罗马尼亚29，保加利亚26。[24]
4.捷克的激进私有化既维护了相对的廉洁公正、又保住了高社会福利
有一种为本国现状辩护的流行观点认为，转轨中出现腐败是难以避免的，腐败是转轨的必要“代价”。但若把这个观点放到捷克去检验，就会发现此说之大谬不然。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捷克的转轨速度最快，但腐败程度却是最轻的。
“世界反腐败组织”与世界银行1997年比较了50个国家（地区）的腐败程度，按照法制透明度、制度规范、民间流传的证据及许可证制度、市场进入政策、司法效率、官僚、财政、税务、海关状况等多方面，加权统计出各国的“腐败透视指数”（0分为最腐败，10分为完全无腐败），其中有6个是转轨国家。在这6个转轨国家中，捷克的得分是5.20，高于匈（5.18）、波（5.08）、罗（3.44）、俄（2.27），成为这类国家中相对最廉洁的一个。[25]1997年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与世界银行比较了25个转轨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通过8项指标来计算“民主化指数”，以1为最好，7为最差。在这8项指标中，捷克有5项位居第一，分别是“媒体独立”、“政治过程”、“法治规则”、“经济状况”、“私有化成分占GDP比重”；有一项指标（即“私有化”）居第二位，次于匈牙利；另两项指标（“社会民主”与“政府和公共行政管理”）居第三位，均次于匈、波两国。[26]
有趣的是，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号称是东欧剧变后最典型的“右派”政权之一，它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推行极端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式私有化，另一方面，它实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国家”政策却超过了东欧大多数“左派”执政的国家。
克劳斯反对让尚未私有化的国企破产，尽管为了维持这些企业会使国家预算每年多化几亿美元，又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他认为这样却体现了“欧洲价值”，为许多人保证了就业机会。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支出是国家财政预算开支中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该年预算还把发展基础设施、科研、提高教师工资和住房建设列为优先关注的领域。这与匈牙利于1995年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在“大众私有化”时期，捷克的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1993年的3.5%、1994年的3.2%降至1995年的2.9%，不但是东欧国家中最低的，在全欧州也是就业最充分的国家。而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这一时期的失业率均明显上升，斯洛伐克的情形已如前所述；波兰的失业率从1991年的12.2%升至1993年的16.4%，1995年仍达14.9%；匈牙利从1991年的7.8%，升至1992年的13.2%，到1995年仍高达10.4%。这一时期，捷克以实际平均工资与人民消费均高达43%左右的增长在东欧拔了头筹（在GDP增长更快的波兰，平均工资几乎无增长；在GDP增长缓慢的匈牙利，平均工资甚至还下降了近两成），而且是东欧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捷克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即所谓的“替代率”），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而同期匈牙利由47.3%降至41.4%，波兰由76.8%降至61.3%，斯洛伐克由44%降至42%。在1996年，捷克的这项指标实际上仅次于波兰（61.3%）而居于转轨国家最高之列。[27]同年，捷克的退休保障体系依赖率（领退休金者与正常上班者之比）由1990年的42%上升到61%，在22个转轨国家中名列第6，但捷克由于失业率低（即正常上班者多），因此实际上的社会保障程度比前五个国家更高。从1994年至1997年这四年间，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捷、波、匈、斯四国中，后三国的失业率都在两位数（波兰、斯洛伐克平均为15%，匈牙利平均为10%），只有捷克始终维持在4%以下。因此，1996年以前捷克公民对克劳斯政府的信任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
就这样，捷克一方面以“平均分配、还资于民”的方式实行了“激进自由主义”式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奉行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5.对捷克模式的批评与褒奖
捷克的这种激进私有化配合高福利政策的转轨模式，在理论上对自由至上主义学的观念构成了挑战。因此，1995年在哈佛大学教授、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理论顾问杰弗里.萨克斯与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践者克劳斯之间，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萨克斯建议克劳斯学习“亚洲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并以国家资本主义促使经济起飞；而号称是“激进改革家”、“撒切尔夫人学生”的克劳斯，则断然拒绝这种“亚洲观念”，声称对那种想用“大规模国家干预追求超常的经济成就”的企图他只能说“不”，他还认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28]
而研究转轨经济的东欧著名左派理论家、曾任波兰社会民主党政府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的科沃德克，则这样评价“右派”治下的捷克与“左派”治下的斯洛伐克：捷克的社会保障政策“允许部门过度就业，从而过分扩大了雇员人数，而斯洛伐克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战略，允许高失业率的增大”；然而另一方面，享有退休金的斯洛伐克人又远不如捷克人多，于是，由于高就业率其“退休金依赖率”本应更低的捷克，其实际“依赖率”反而比斯洛伐克要高得多！在这位波兰的“左派”副总理眼里，捷克的“右派”政府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太“左”了！[29]
1997年以前，捷克的经济十分风光，那时它几乎也同时得到了“左”、“右”两翼国际舆论的一致赞扬，被誉为“中欧之星”、“波希米亚虎”。奉行新自由主义和效率至上原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称赞克劳斯政府的改革是中东欧国家的榜样；而西欧一些左派也开始称赞克劳斯，有人甚至说，克劳斯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30]！
其实，克劳斯也罢，当时的捷克政府也罢，实际上并不信仰社会民主主义。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和左派传统的捷克在激进的“大众私有化”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下出现了东欧最稳定的、执政时间最长的“右派”政府这一事实，却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效率追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平追求在那时的捷克至少是共存的。
四、对“大众私有化”的社会评价
在1990年至1997年期间，捷克的这种转轨模式在道义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捷克民众当中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同。
1.捷克民众对基本经济社会状况的评价
据民意调查机构1991年6月和1996年1月对捷克人的调查：1991年有21%的受访者对自己就业的预期良好（加上“也许好”则为55%），1996年这个比率上升到了37%（加上“也许好”则上升到74%），而同期对自己就业的预期悲观者则由20.3%降至6%（加上“也许”不好者，则从45%降至26%）；对本人工作的前景持肯定乐观者占受访者的比重，从1991年的15%升至1996年的32%（加上“也许”乐观则从41.7%升至79.8%），而对企业前景持悲观预期者则从24%降至4%（加上“也许”悲观，则从58.3%降至20.2%）[31]。从一项关于“贫困化”的民意调查数据可以发现，捷克民众对贫困化仍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但随着私有化的推进，这种担忧有所减少。（见表三）
1992年大众私有化高潮期间，一个跨国组织对捷、匈、波、斯四国就“社会冲突水平”做了民意调查，认为转轨引起了强烈的贫富冲突的捷克人为6％，而如此认为的斯洛伐克人为8%，波兰人是15%，匈牙利人则达27.5%；加上认为引起了“比较明显”冲突的人，则捷克有28.5%，斯洛伐克为36%，波兰是56%，匈牙利高达70%。至于认为转轨不会引发这种冲突的捷克人占被调查者的18%，这样想的斯洛伐克人是18.9%，波兰只有9%，匈牙利人更少，仅3.5%；加上认为“有冲突但不明显”者，则占捷克人的71.5%，斯洛伐克人为64%，波兰人是44%，匈牙利人仅有30%。
虽然多数捷克民众觉得转轨期间的社会冲突并不很明显，却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企业内的摩擦冲突会加剧。把上述问题换成“企业与雇员的冲突”后发现，7%的捷克人（11.3%的斯洛伐克人、8.8%的波兰人、20.1%的匈牙利人）认为，这种冲突会很强烈；加上认为冲突会“比较明显”的，则如此认知的捷克人为47%，斯洛伐克人是56％，波兰人为45.5%，匈牙利人是64％。而相信不会有这种冲突的捷克人占7%，斯洛伐克人占6％，波兰人占8.9%，匈牙利人占5％；加上认为“有也不明显”者，在捷克人中占53%，在斯洛伐克人中为44％，在波兰人中是54.5%，在匈牙利人中只有36％。[32]
2.捷克民众对改革的态度
199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对于“总的来讲，你认为自己从证券私有化中是否获益？”这一问题，22%的捷克被调查者回答“肯定是”，38%回答“大概是”，合计共占60%，20%回答“肯定否”，20%回答“大概否”，合计共占40%。同年的调查还表明，五分之一的被调查家庭自认为从股市中获益，平均获益率达到78%。1996年1月的调查则表明，有30%的家庭在这些年的操作中获益。[34]当然，这些来自二级市场的盈利已完全脱离了证券分配“起点平等”的状态，而呈现出比其他收入大得多的差异。
但捷克股市监管严格、法制规范在转轨国家中是一流的，因而社会对此能够认可。私有化证券发放后不久，捷克便成立了布拉格证券交易所（1993年4月开市）与“人民股票交易所”（1993年7月开市），前者主要是职业投资者的活动场所，后者主要面向持有私有化证券的公众，让他们得以使用证券私有化的注册账户进行交易与后续拍卖。这两处的主要交易都通过统一的“证券中心”结算，并因此接受统一的监管。1996年的调查表明：公众对股市的参与与关心程度极高，宣称坚持查阅股市报告与上市公司报表的人有15%，23%的人是经常查阅，26%的人不常查阅，而只有36%的人表示他们从不查阅此类信息。
在所有的转轨国家，当人们从剧变之初的狂热和对改革的浪漫幻想中冷静下来后，面对转轨的艰难和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批判现实、埋怨与怀旧情绪都会上升。捷克也不例外，但证券私有化的“起点平等”使这种不满得到缓解。
这从1995年至1996年间斯洛伐克“开倒车”引起的强烈愤怒可以反证。1996年1月，当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把已登记参加第二波证券私有化的斯洛伐克公民手中的“投资点”作废，并以每张1万克朗（350美元）的国债取而代之时，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民意调查表明，6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这样做是错误的，只有11.5%的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接受，67%的受访者抗议停止证券私有化，只有19%的人支持政府的这一做法。斯洛伐克传媒批评说，这是“‘人民’资本主义被更有权势的‘’资本主义取代了”。甚至有的官方人士也表示，这种改变“基本是不公正的，可能是腐败的，肯定是政治性的，但仍然应该执行。”[35]相比之下，捷克人对证券私有化及相关改革的埋怨就要轻得多。尽管在多元化的舆论中，当时的政府总理克劳斯把它说成是“最伟大的成功”，而最大的反对党捷克社会民主党主席泽曼则称之为“世纪骗局”，公众的普遍态度是，虽然有所批评，但这样的批评比斯、波、匈等同类转轨国家要远为缓和得多，而认同程度则比这些国家高许多，与俄罗斯及巴尔干诸国之类“转轨不成功”国家的民意态度简直不可比。正如捷克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耶日.韦塞尼克所说的，今天捷克人对私有化的态度是：“大多数人都宣称自己已经从中获益，但他们仍然更愿意讲新的财富是非法的。”[36]（见表四）
“大众私有化”是1991年底全面启动的，到次年第一波形成高潮，从表四可以看出，公众对改革的满意度随之明显上升，捷、斯的民意同步变化，只是斯洛伐克公众对改革的不满突出得多。到了1992年秋，捷、斯分家并各自走向完全不同的私有化道路后，民意变化的方向即产生重大差异：捷克人的满意度虽比1992年夏的浪漫时期有所下降，但完全满意与比较满意则基本都维持在半数以上且有缓慢增长之势，其中完全满意者也稳定在接近一成的水平；而斯洛伐克的公众满意度则大幅下降且持续恶化，到1996年初已只剩不到一成的人满意或比较满意，其中完全满意者只剩下1.7%。
在一项民意调查中，中欧四国公众对“国家变革的总方向是否正确”这一问题的回答见表五。从表中可见，1990年时四国公众基本上都认同变革方向，捷克尤为突出，认同者所占比例比否定者高出38个百分点之多。1991年后进入“休克”阵痛期，各国民意开始逆转，但在捷克只是对变革方向的认同程度下降，却未出现象其他三国那样多数民众否定变革方向的情形；而且1992年后捷克民众对改革方向的认同度还有所加强，赞成者居明显优势，比反对者一直多25个百分点左右。而其他三国的民众对变革方向的怀疑乃至否定情绪却似乎占了上风。尤其是匈牙利1995年（即社会党政府搞“休克补课”之际）否定国家变革方向的人竟然比认同这一方向者高出70%。斯洛伐克、波兰也有类似趋势，只是到1995年随着两国经济复苏，这种否定情绪才明显减弱。
该项调查还有“你对目前国家民主发展程度是否满意”一问，结果见表六。各国公众都有继续健全民主制度的要求，对当前的民主发展程度不满意。但捷克自大众私有化第一波以后，这种不满明显减弱；匈、斯两国这种不满却有增长的趋势；波兰则大起大落。在捷克大众私有化之前，波兰公众的满意度胜于捷克，大众私有化启动之后，1992年至1994年间波兰公众的不满意度便大于捷克了。到了1995年以后，由于波兰经济的改善和1994年大选对“休克疗法”承担责任的政府下台等原因，波兰公众的满意度又再次略高于捷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