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 ——与张文木先生商榷(下)

　三、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抑或全球化

　　列宁指出：“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他认为，所谓时代，是指人们对世界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是种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全部固有的现象的综合。仅仅因为驻南大使馆挨炸，或者中国周边态势上的一些变化，就要求“重新研讨对21世纪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显然不符合列宁对划分时代的看法。这些变化足以构成“时代的主要内涵”吗？正确判断“时代的基本方向”的依据是先进国家蓬勃兴起的“新”（或“知识经济”）和非先进国家正在普遍实行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近来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喷发和宣泄这一“个别情节”？

　　张文木不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那么他所中意的提法又是什么呢？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中共九大党章所谓“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看来都不像，因为他说过，“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国际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斗争。”所谓“市场经济轨道”，与正宗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不搭界的。按照传统理论，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北方国家的斗争，乃是“大狗与小狗、饱狗与饿狗”之争，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毫不相干。张文木们所理解的帝国主义，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20年代介绍进来的列宁理论相距甚远，而与上个世纪末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进来的西方国家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因为张文木说过，“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的历史相似”，因此美国人马汉、西奥多·罗斯福“是我们的先生”。

　　在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从过去的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指出：“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二者之中，梁启超从感情上是倾向于前者的，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当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相交时，扩张属地之政策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叶，民族帝国主义最终取民族主义而代之，全盛于二十世纪。两年以后，梁启超撰写了《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在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卢梭学说与伯论知说之间，进一步倾向于后者。他写道：“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到20年代，最善于变化、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梁启超便抛弃了民族帝国主义论。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卡嘎加（Soren 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的阶级大战争，其起源也实由于此。”“世纪末”心理导致了世界大战，表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那种“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世纪末国人奉为圭臬的“落后就要挨打”论，与世纪初梁启超曾鼓吹过的民族帝国主义论，同出于一辙。国人至今对“斯宾塞之徒”基于强权论的帝国主义情有独衷，而对“卢梭之徒”基于人权论的民族主义十分隔膜。因为“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的历史相似”（此说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不为经济史专家所认同），就要把西方人已经抛弃的陈旧观念视为中国人今日的指导方针，这是一种自甘落后、跟在别人后面爬行的贾桂思想。从列宁的时代思想中应当吸取的，首先是一种世界史的综合观。即使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也不能单独影响时代的发展。中国的集权专制制度历千年而基本保持不变，并没有妨碍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同样，即使中国人死抱住19世纪的帝国主义政治学和伦理学不放，也不能阻挡人类在21世纪进入地球村时代；但是，如果强权论继续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霸权地位，坚持不肯向人权论让出一些地盘，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时代的弃儿。

坚持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和国际无政府状态还是积极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将是21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议题。美国学者哈斯在其新著《“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中指出：冷战后的世界暂时处于“失规制”的时代，它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国际关系的失规制——新的决策中心的出现、权力相对的分散、缺乏普遍接受的准则。第二，民族国家正在削弱，它的部分权力转移到国际舞台上新的行为体身上，它对期望超越边界的各种势力变得越来越敏感。第三，当前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民主和市场化的社会之中，这既反映了人民普遍对民主、自由市场模式的渴望，也暗示了前苏联国家控制政治、经济生活的失败。“规制这一概念与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张文木推崇备至的时代，事实上此时美国主流思潮已开始新的转向——引者注）为保护国民免受纯粹资本主义影响而作的努力有关，人们担心这种经济达尔文主义导致严重的‘适者生存’——或者说是垄断和寡头。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规制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公平竞争。”“规制的目的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和平地解决经济和政治分歧，政府的行为对自己的国民和邻国是负责任的。”失规制时代或者逐渐转变为无政府时代或新的冷战，或者过渡到民主的和平与繁荣时代。“规制主义包含有威尔逊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并把它们与现实主义揉和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概念’。”哈斯心目中的“规制”是向全球一体化过渡时期的世界新秩序。

　　在一些国人眼里的21世纪，则根本没有世界新秩序、全球一体化这样的目标，他们能够或者期望看到的是“强行冲出霸权”的时代，“新战国”时代或者“美好有益”、“不应更改”的“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王飞凌在《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辨》（载《中国社会季刊（香港）》1997年2－5月号）中极力赞美IPA体系，他认为，各民族所需要的并不是建立在广为宣扬的国际互依共存基础上的政治秩序，IPA才是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推动人类文明的最佳国际政治组织形式。必须捍卫和确保IPA世界秩序，保护各国主权，以及各主权国家间的政治权力分立。无论国际关系中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哪样事情值得我们为之替换或为之损害IPA体制，即使是核战争的威胁也不值得付出如此代价。“战争和备战也许不愧为人类成长的不可或缺的一种运动方式，或是为了保持人类的多样性和促进竞争与发展而付出的一个必要和合理的代价。”建立在对世界资源不成比例的占用基础之上的美国式生活方式若想在地球人类中普及“岂不是难于登天”。因此，“我们应承认有必要把人们分成不同群体并以相应方式对待他们——有时甚至是‘歧视性’的。……IPA体制下的国家通常比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能更好地完成划分人群和区别对待的必要工作。”看来IPA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此。该文中注明作者是[美]王飞凌，因此王先生自己是不必担心受“歧视”的；中国人“强行冲出霸权”后成为世界强国，也有希望不再受人“歧视”；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小国弱国的人民呢？那就对不起了，为了“促进竞争”而“付出必要和合理的代价”吧。这就是抛弃了理想主义、世界主义和博爱精神的民族帝国主义的逻辑。

　　要想长期保持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仅靠中国自家努力是不够的，而有赖于世界各国对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共同推动。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还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化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

　　全球化所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客观趋势。首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说，“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罗西瑙指出：全球化被用来说明一些人员、活动、规范、货物、服务以及通货，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特有的地理空间及当地固有习惯的现象。全球化正在淡化与本土相联系的边界和身份，预示了人类生存条件的一切方面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变革的动力是这样一些力量，这些力量推动个人、团体和制度接受相似的行为方式，或参与更有包容性、更有协调性的进程、组织或体制。全球化之所以已经变得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可以实现世界性扩展可能性的设施、利益和市场出现了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于人们扩大他们自己创造的秩序的范围，以便为他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球化——经济创新在全球的传播和伴随这种传播而来的政治文化调整——不可能停止；正像历史所教导的那样，哪种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带来优异的经济成就，哪种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就能生存、兴盛，并取代功效低劣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

　　全球一体化意味着比全球化更多的东西。一体化作为一个制度、规则和组织创新的过程，离不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反复探索。欧洲一体化是几十年来多少欧洲思想家、家心血和努力的结晶，也是各国选民全民公决的结果；全球一体化不知要比欧洲一体化困难多少倍，但仍然是一个值得争取也必定能够达到的目标。索罗斯说：目前的全球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市场的不稳定、中心和边缘的不对称以及难以向资本征税等。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国际组织在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必须得到加强，而且，或许还应该建立一些新的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更表示，“一个统一的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体制”需要某些“集中制”因素和“经济计划能力”。在业已存在的全球经济基础上，应建立开放型全球社会。人类共同利益（防止核战争、保障生态平衡等）和全球价值观的形成，是开放型全球社会（地球村）存在的先决条件。根据地球村观念，世界各国文化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上，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使地球变小上——达伦多夫建议以1969年7月20日作为全球化的纪元，因为人类在这一天随同登月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看到了最小的地球。各国文化既保留自己独有的特性，又是全球意识支配的文化单元，换句话说，全球性社会首先是一个多元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系统。

　　莫德尔斯基指出：当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正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它对民族国家是“最好的共同体”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多伊彻认为，价值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先导，政治统一是价值统一的归宿，他把罗斯福的大西洋主义构想提升为大西洋共同体观念，强调共同体成员国要超脱狭隘的国家利益，致力于维护共同价值观和面对共同的挑战。巴尔比克等人断言：全球化已使全球民众阶级越来越清除地认识到，为了解决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必须要有全球的视角，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视角。北方和南方的劳动阶级，从女权到环境运动等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跨国运动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朱恩认为：在跨边界活动的迅速同有效治理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国家正在经历“不平衡的民族非国家化”，在这个进程的初级阶段，国际治理的作用显著上升，但并没有相应地出现民主控制机制，人们与遥远的政治进程疏远了。但随着各个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增加，将促使它们对作为国际制度基础的非常复杂的安排形成比较有效的民主控制。吉登斯主张实现超越民族国家层次的民主扩张，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民主主义的机制框架。新的民主形式体现了一种双向运动：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把权力交给跨国组织。他认为，一种全球世界主义正在出现，它把相互拥有责任的观点贯穿于对民族和国际体系的认识之中，赞成“世界民族”、“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人们必须有一种“最高忠诚”的观念也将衰落，并让位于多种忠诚观以及这样一种理解——即本地的、民族国家的和跨国的交往不必是相互排斥的。人们的某些需要只有身边的组织能满足，还有一些需要只有民族国家或跨国层面的和他们没有直接联系的实体才能充分满足。世界银行1999年度最新报告中指出，全球化和地方化是21世纪的两股发展潮流，如何驾驭这两股力量决定各国的兴衰。全球化并不排斥地方自治，二者在消解“国家主权至上”方面存在一致性，以致出现了“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这样的专门术语。

　　世界大同或者说建立一个世界政治共同体，是人类久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喻希来等人把世界共同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世界政府，即有一个掌控全球最高权力的单一的统治当局，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机构。另一种是世界联盟，即由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自愿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些国家把其部分主权委托给由它们建立的国际组织。拉兹洛认为：“管理一个世界系统并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只需在选定的世界秩序范围内有一个有实效的和高效率的导引机构。必须认识到使多样性和统一性平衡的重要性，必须确定需要在世界层次上作出决策的范围，必须建立必要的国际机构并赋予真正有效的充分的权威。”联合国经过民主化改革，就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共同体的雏形。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世界联盟只是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是最终通向世界政府的一种过渡形态。在人类已经跨入全球一体化时代门槛的今天，固执地奉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以为只要选择了“有深刻的片面”的经济发展道路，卧薪尝胆，埋头苦干，就可以“强行冲出霸权”，使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这完全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

　　四、机遇：他人所赐还是操之于我

　　　　张文木屡屡说，机遇正在减少，机会正在消失，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机会掌握在别人手中，只有乘人不备或者引人上当，才能趁机崛起。这种机遇观既不符合历史与现状，也与邓小平理论不是一回事。说中国30年代的发展机会被日本侵略所打断，多少还有一些道理；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例如不认为当时出现过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毛泽东更认为日本人侵华为中共的生存和扩张提供了机会，他为此要表示感谢云云。如果再往前推60年，说中国同治中兴的机会也是被日本人扼杀，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同治中兴比明治维新还先行一步，前者在与后者的竞争中相形见拙，后者在向前者取经后青出于蓝，只能怪老祖宗曾左李不作脸，不能怨日本维新三杰挡了道。同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巨变后的机会大致相同，有的国家率先完成经济转型，有的国家至今还在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关键在于各国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是否正确和坚定。邓小平讲机遇的主要意思也是说，过去几十年左的错误丧失了许多发展的好机会，使中国落在了别人后头，现在要抓紧时机做好自己的事，加快改革开放，争取迎头赶上。

　　张文木说，20世纪的历史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过两次机遇。斯大林在20～30年代抓住了第一次机遇，从而能够打败希特勒德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70～80年代展现在中国面前的第二次机遇，由于中共党内外的布哈林式“右派的书生之见（虽然有片面的深刻）”，似乎没有完全抓住，所以正在减少和消失。如果说抓住了机遇是指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政策，那么斯大林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范例。

　　30年代，斯大林在大量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设备打下基础方面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但在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上犯了最大的错误。他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把德国军方和希特勒之流引为同道，帮助他们培训和重新武装，向他们提供战略物资和交换情报，甚至与他们签订了瓜分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秘密条约，结果是引狼入室，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几千万苏联军民。斯大林的军事战略和发展军工的指导方针也是完全失败的。最近有文章披露，30年代后期苏联和德国的飞机制造技术不相上下。苏德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在进攻苏联的三个战略方向上共集中了2579架飞机，而苏联在其西部边境和军区共部署了9200架飞机，另有其他军区的作战飞机10800架可以随时支援西线。从飞机数量上看，苏方占尽优势，但胜利的天平却向德方倾斜。在战争初期的空中较量中，苏军损机折将，伤亡惨重，而德国空军却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原因很简单，德国轰炸机满载炸弹后的飞行高度均在7000米以下，而能在这一高度对德轰炸机实施有效打击的苏联歼击机只有400架，苏联空军的大量主力高空歼击机、远程高空轰炸机、鱼雷攻击机，都是为攻击英国而准备的，在防御德国空军的进攻时却根本派不上用场。由于这一失策和其他一系列的战略错误，斯大林没能抓住在苏德战争初起时便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的胜机。尽管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挨了炸，但毕竟无碍全局，中国的布哈林式领导人（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当年布哈林的观点确有思想上的渊源）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犯下极端愚蠢而又后果严重的历史性错误。

　　为了不再丧失“正在消失”的最后一线机会，张文木建议国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他写道：“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的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如此看来，现在确实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对外战争，一条路通向对内战争，尽管两条路上都有风险，但既然都不能避免战争，想来多数中国人会把赌注压在对外战争上。

　　张文木毫不隐讳地表示：“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台前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原来他心目中的历史机遇就是中国对美国及其代理人的战争。“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他不赞成毛泽东把敌人引进来打的军事战略，而主张“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不一定要真的宣战，只要中国视其为宣战即可——引者注）的小国境内”。“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因此，向海外投送兵力的能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即今天中国人的先生——引者注）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

　　早在《中国可以说不》出笼时，有识之士便提醒国人警惕军国主义沉渣泛起，现在，正经八百的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终于登台亮相了。东条英机、希特勒式的军国主义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除了对内集权、专制、独裁，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外，对外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承认现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认定其为中心国家不公正地强加给外围国家的，如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体制和华盛顿（九国公约）体制，便被认为是中心国家英法美为限制外围国家德国和日本发展而制定的。第二，公开表明要凭借武力（强力、实力等）来改变国际秩序，重建新秩序——对于德国来说是“欧洲新秩序”，对于日本来说是“大东亚新秩序”。第三，为了国家利益而去颠覆国际秩序、对外动武具有天然合理性。希特勒说：“一个人民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记住保护这个国家现有种族生存的责任。这样就必须做到：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与领土和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健全而的比例。”“我所说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资源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张文木说，中国“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因此，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如果中国选择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保障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进与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来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还是通过提高海军战斗力，“强力打散”现存国际秩序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相信日本和德国在一战后和二战后的两种不同选择及其不同结果，可以为国人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新意。张文木认为：“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战。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父，海外经济（市场和资源）是市场经济之父，海上军事力量是海外经济之父，因此海上军事力量便成为民主政治的曾祖父。凡是憧憬于中国民主化的人们，首先为提高海军战斗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国人无不希望早日看到中国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但是，把发展海军的作用夸大到如此程度是十分荒谬的。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和“伟大的未来”系之于对外战争，更是万分危险的。

　　美国人不能剥夺中国发展的权利，中国的军国主义者却有可能断送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李光耀在上海的99财富上婉转地指出了这一点，表达了全球华人期望与担忧并存的心态。但指出军国主义此路不通，更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应当时时提醒国人，把中国的机会和前途掌握在理性和清醒的国民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