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摘 要: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 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 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 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 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与社会协调发展。
关 键 词: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组织化
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尤其是2000年以后每年以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 提高(见表1),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高速、健康的城镇化有赖于农民工顺利地融 入到城市生活之中,逐渐市民化。但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并不顺利,只能称之为“离土不 离乡”的半市民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30年时间里,农村人口仅仅是作为劳动者,为城市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他们被局限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大多是非正规就业者, 在产业链条的最低端参与劳动分工,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真正的市民化依赖于农民工 从社会权利、法律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社会角色等诸多方面完成向市民的过渡。研 究表明:入城农民工对“市民身份”有着强烈的渴望与期待。但由于农民工社会资本总量的 缺乏和质量的低级,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大大受阻,对城市缺乏认同和归宿感［1］。 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极度匮乏限制了其自身在经济资本、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的获取 ［2］,后者的受限反过来又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建立和扩张,延缓了农民工的市民 化。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构建这一环节。本文即从 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以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一、 现代式社会资本的内涵
社会资本是在国外兴起并引入的一个概念。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 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3］。此后,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给予了不同的界 定和解读。国外比较广泛认同的定义有以下几个。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社会 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 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4］罗伯特 •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 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5］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 认为:“社会资本指处于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利用稀有资源的能力。”［6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这些 联系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7］。林南(Lin)认为:社会资本是“期望 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8］。国内对社会资本概念研究比较早的是张 其仔,他将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李惠斌和杨雪冬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 内的个人、组织通过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 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9］边燕杰 和丘海雄、张文宏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 资源的能力。”［10－11］卜长莉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一 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 社会关系网络［12］。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基于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社会信任、社会规则、社会制度 五个要素的社会资本划分为微观层面的关系型和网络型社会资本、中观层面的组织型社会资 本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型社会资本三个层面。对于农民工而言,可将农民工社会资本划分为现 代式社会资本和乡村式社会资本。这里,将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定义为建立于业缘、人缘 关系之上的以法制关系、契约观念、市场信用为纽带将农民工与农民工或他人联结在一起的 一种极其开放和宽松的社会资本;将农民工乡村式社会资本定义为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 系形成的,以原来乡村活动圈子为交往范围、以交情和乡情为尺度的保守、封闭、排外的一 种社会资本。同时,根据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异质型社会资本、组织 型社会资本和政治型社会资本。异质型社会资本是拥有差异化资源的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 之间以及组织之间通过“弱关系”互动获取的资源,例如与拥有更多资源的市民之间的互动 即为农民工异质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是实现集体合作的组织资源,包括农民工组织 、组织网络和组织文化等内容;政治型社会资本是在形成农民工群体利益代表的基础上,通 过公共政治渠道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二、 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
的意义 化和城镇化的相互推动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涌动,农民从传统的乡村型社会 中挣扎出来,摆脱了土地的约束,加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入城后的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这 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不仅仅取决于农民工的生存愿望和工作动机,还取决于农民工所拥有的各 种“软资源”,这种“软资源”就是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进城之前,农民工所处的 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封闭式小村落,人们之间的关系多建立于血缘、亲缘和地缘之上,相互之 间交往频繁,关系紧密。村落空间的狭小和乡村结构的固化促使农民工进城后仍旧保持保守 、封闭、排外、重乡情的乡村式社会资本的特征(见表2)。李培林等对山东省济南市的农民 工 调查分析也表明,农民工社会网络仍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主［13］。王毅杰 和童星对南京市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进行调查后发现: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小、紧 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14］。
入城后,随着身份和角色的变化,这种乡村式社会资本反而约束农民工的市民化,比如很多农 民工进城后出现焦虑症,以为城里人普遍冷漠、自私、浅薄等。有的甚至在城市建立起“城 市里的村庄”,如北京的“新疆村”、“安徽村”,南京的“河南村”等。这实际上是农民工 拘囿于传统社会资本,排斥现代式社会资本,无法及时适应城市生活的外在表现。因此,农民 工的顺利市民化有赖于农民工乡村式社会资本向现代式社会资本转变。建立起与农民工市民 化相适应的异质型现代社会资本、组织型现代社会资本和政治型现代社会资本,对于健康、 快速的市民化和城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 构建异质型现代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 Kat z和Lazarsfeld认为:“借助于社会资本, 个体可获得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获取有关工作、生活方面的指导、建议和信息, 从而对个体的观念产生影响。”［15 ］ Granovetter将个体与组织成员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16］, 而Bian根据中 国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特征, 将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属、亲戚和老乡 构成的网络关系定位为“强关系”; 由以“业缘”、“友缘”和“人缘”为主的老板、同事 、朋 友等构成的网络关系界定为“弱关系”［17］。 从现状来看, 农民工的社会关 系网络普遍重视“强关系”, 而忽视了“弱关系”是异质型社会资本的源泉。 据调查: 89.07%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结交了新朋友, 但新朋友绝大部分来自农村, 且多为和自己身份相 同 或近似, 有着同样生活经历的农民工; 在遇到困难时, 51.29%的农民工向家里或老乡寻求帮 助, 而向“在一起工作的城市工”求助者仅占7.69%［18］。 这表明农民工的人际 交 往圈仍束缚在亲戚、老乡或农民工的范围里, 没有走出血缘、亲缘、地缘的范围。 但理论 研究证实:“弱关系”带来的异质型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获取多元化信息和取得社会的 认可, 同时, 嵌入在异质资源中的社会资本的网络位差越大, 就越有可能克服资源的同质性 、重复性［19］。
其次,构建组织型现代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现代 社会资本可以有效整合和满足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形成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社会安全网”。 在城市中,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处于边缘化状态。在遇到 矛盾和利益纠纷时,由于缺乏组织保障,分散化的农民工个体行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抑或退 让妥协,抑或激进冲突。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和组织型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其很难通过其他途径 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在解决农民工圈外的事情时,同质型社会资本往往显得脆弱。而基于 组织型社会资本构建起来的农民工组织则是农民工获取和利用外界资源的有效载体。基于信 用和制度形成的现代社会资本可以促使农民工在法律框架内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农民 工组织可以有效整合自身的弱质资源和利益诉求,提供与外界公平博弈的社会地位。现代社 会资本的构建还有利于农民工的非正式交往,形成非正式团体,这种非正式组织为农民工提 供情感上的交流、认同与归宿,有利于农民工快速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与市民和谐共处。
再次,构建政治型现代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 。农民工政治参与不足、利益表达不充分是目前理论界达成的一项共识。政治参与不足直接 导致农民工群体丧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话语权。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话语权实质上是经济 地 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综合体现。农民工地位上的弱势导致话语权的缺失。“一个没有 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难以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的群体,他们的权利肯定会受到侵害。反之 ,政府由于没有与某一个群体之间的互动、沟通和交流,它的运作,特别是它针对这一群体 的决策和施政,往往会出现某些偏差。”［20］在政策制度制定过程中听不到农民工 的声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代言人的缺失亦即农民工政治型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民工 政治型现代社会资本的载体是农民工自发成立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这种组织成为联结农民 工利益与政策制度的桥梁,能够将农民工的心声和利益诉求上传给政府,同时也能将制定的政 策制度下达给农民工。农民工政治型现代社会资本的构建,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提 高农民工的维权能力和参政能力,扩大农民工在社会中的政治影响。
三、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
社会资本构建框架 [H T]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 织化为核心,以农民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前提:政策制度支持
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建立首先受制于客观的政策制度不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户 籍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使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遭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社会 保障与福利、社会生活、城市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见图1)。在农民工市民 化过程中,客观的政策制度安排不公导致农民工在建立自身的社会资本时困难重重。制度型 社会资本的匮乏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之中,构成农民工 市民化的重要瓶颈。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建立首先应消除二元化的宏观制度政策,制定 统一的、公平的、有利于城乡融合的一元化制度政策,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建立奠定 政策基础。政策制度的一元化依赖于农民工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的 政治地位低下,政治参与不足,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有限,组织化水平低下,在人大和政协中的 代表少且弱,这必然致使农民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话语权缺失,失语严重［21］。因 此,拓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能力,消除二元化的宏观政策制度,制 定统一的、公平的有利于城乡融合的一元化制度政策是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重要前提。
2. 农民工市民化的式社会资本构建基础:社会文化环境支持
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建立普遍受到城市文化环境的约束和排斥。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往往 处于底层和边缘,社会对农民工多存在“脏、乱、差”和“穷、愚、弱、散”的偏见。农民 工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文化得不到市民的普遍认同。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中约有66%的 人不愿或不敢与城里人交流,63%的人感觉受到了城里人的歧视,24.3%的农民工与市民发生 过争斗。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政策制度强化了城乡二元文化, 市民通过对农民工的歧视来维护城市户口的优越感和城乡二元文化结构［22］。调查 表明:认 为农民工导致了违法犯罪率增加的市民占48.8%;认为农民工不讲卫生、破坏公共卫生的占14.0%;认为农民工挤占了城里人的各种公共资源的占13.4%;认为农民工抢走了城里人工作及发 展机会的占12.3%［23］。可见,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形成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障碍,从而使 农民工产生孤立、疏远和迷惘的消极心态,难以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对农民工的排斥和疏 远也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形成“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因长期处于压抑和排挤状态, 得不到城市主流文化的认同而容易成为冲突的“引爆阀”。这个“引爆阀”会因封闭而积累 高压,达到临界点就会引发农民工的短期机会行为,包括越轨行为甚至违法行为。“农民工 工资被拖欠造成农民工和拖欠工资方的矛盾,在城市的被漠视造成了他们和市民的矛盾,不 能享受同工同酬造成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利益的失败造成他们和政府的 矛盾。”［24］现实中很多形形色色的矛盾与冲突不过是这种“亚文化”与城市主流 文化相互 冲突的外在表现。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农民工也渴望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渴望融 入城市生活。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促使农民工与外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同化 农民工形成的局域性“亚文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角色转变,增强市民对农民工的认同 感,在此基础上形成和谐的农民工生活环境,是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基础。
3.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核心:农民工组织化支持
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在于 农民工缺乏自身的合法组织和组织型社会资本。组织成员的观念与行为的示范作用会强化或 改变个体的行为规范,使个体行为在社会学习与社会影响过程中发生转变。农民工组织,如 农民工工会、协会、产业工会、互助会等,能促使农民工行为取向和利益目标的整合。在农 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组织化是建立现代式社会资本的核心。但是,目前农民工组织型社 会资本的构建存在制度困境:农民工组织化缺乏制度安排与现实可行性。民间组织管理的两 个主要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和《民办非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9)都规定,社团注册由民政部门管理,社团日常事务由业务主管单位管理,民间组织必须挂 靠在正式单位之下才能获得批准。由于农民工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是自愿的,而且须承担责 任,因此几乎没有单位愿意做这一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来说 ,由于流动性大、难管理,业务主管部 门更难寻找,登记注册更难进行。国家在农民工组织化方面倾向于限制而不是鼓励,是基于 层面的社会安全稳定来考虑的,这是适应特定形势需要的产物。但在当前利益分化和利 益团体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必须赋予各利益团体独立自主的博弈资格。农民工组织化的落后 限制了农民工利益集团的形成,农民工利益集团的晚熟必然导致农民工在社会资源的博弈和 话语权的争夺中处于弱势地位。帮助农民工建立农民工工会,促使农民工从依靠原始的血缘 组织和地缘组织,转变到运用正式的社会组织,充分表达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是政府的有利 选择。当前政策安排应适度向农民工倾斜,强制性对口规定业务主管部门,为农民工办理《 流动农民工会员证》,建立统一的“接”、“管”、“转”动态管理系统,将大规模无序流 动的农民工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建立国家农民工总工会及地方农民工工会组织 、企业农民工工会组织和农民工工会会员共同参与的、统一的农民工组织体系和流动会员制 度是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核心。
4.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动力:农民工技能素质支持
农民工长期以来处于社会底层,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与农民工受少、技能缺乏、素质较 低密切相关。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少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对进城农民工调查显示:具 有初中文化的占49.75%,有小学文化的占22%,有高中(中专)文化的占23.25%,而有大专以 上文化的仅占2.5%;农民工素质还不能适应城市需要,农民工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40%,接受“形势政策教育”的占10.25%,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占32.5%,接受“ 和法规知识教育”的占26.5%,接受“科技文化知识学习”的占30.25%［25］。农民 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积极提高自身技能水 平和文化素质是积累社会资本的加速器。农民工应善于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善于利用各种 培训和学习机会,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向技术链上游迈进。这样农民工就会逐渐 获 得所在社交圈的关注和社会的认可,迅速建立自己的关系资本和社会信任资本。但如果 农民工不积极进取,始终抱着传统的封闭式社会资本不放,固步自封,抱残守缺,那么就会 导致“贫困恶性循环”:不仅自身无法建立现代式社会资本,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和发展, 最终导致子孙后代教育贫乏与生活贫困的恶性循环。为此,农民工自身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高自己。其一,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技能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已成为农民工能否在城市立足 的关键因素。农民工应充分利用自学、职业技术培训、政府培训工程以及各种社会支持等机 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其二,建立自己的信用。进城农民工应通过自己勤劳、朴实 、诚恳的态度和行为,为自己建立良好的个人信誉。其三,构建自己在城市中的社会关 系与社会网络。其四,学习文化知识,更新陈旧观念。
四、 结语
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构建对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 际意义。在当前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和城镇化落后于化的大背景下,为农民工提供政策支 持、文化环境支持、组织支持及技术支持,促进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有利于 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还有利于加快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
［1］梅建明. 进城农民的“农民市民化”意愿考察对武汉市782 名进城务工农民的调查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 2006,45(6):17.[Z K)]
［2］包亚明. 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89－190.
［3］Bourdieu P.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M］∥RichardsonJ.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 reenwood Press, 1986:248.
［4］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M］. 邓方,译.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1999:352－356.
［5］Putnam R. Making democracy work［M］.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3:31－44.
［6］Portes A. 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 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J］.Annual Social Review, 1998,24:17－24.
［7］Burt R. Structural hole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 ty Press, 1992:9－10.
［8］Lin N.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 tion［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29.
［9］李惠斌. 什么是社会资本［M］∥李惠斌,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 会发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36－37.
［10］边燕杰,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社会科学, 20 00(2):88.
［11］边燕杰,张文宏. 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 学, 2001(2):78.
［12］卜长莉. 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05.
［13］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 1996 (4):50.
［14］王毅杰,童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J］. 社会学研究, 2004( 2):47.
［15］Katz E, Lazarsfeld F. Personal influence:the part played by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Fress Press, 1955:391－ 393.
［16］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 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1360－1379.
［17］Bian Y.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connection,bri dge,and job search in China［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62:981－ 1003.
［18］田凯.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 社会科学 研究, 1995(5):92.
［19］边燕杰,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 清华社会学评论 , 2000(2):46－47.
［20］朱光磊,赫广义. 农民工意见表达的限制性因素及其对策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44(1):43.
［21］李迎生,刘艳霞. 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J］. 社会科学 研究, 2006(6):102.
［22］赵庚科,任柯,杨斌.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农民工对西安农民工的 抽样调查与分析［J］.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6(1):93.
［23］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04:224－225.
［24］宋杉岐,崔利宏. 进城务工人员利益表达制度化的思考［J］. 山东社 会科学, 2006(12):63.
［25］唐世清. 对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的调查［N］. 农民日报, 2006－05－1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