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
摘要：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建设的主体，非农化的过程已使农民处于一个剧烈的体制变迁和观念冲击的社会转型期。从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的视角，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农民的基本心态和意识的变迁，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非农化；农民意识；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全面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生产、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建设文明乡风、改善人居环境，都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本文以“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为视角，针对已经分化为“非农社会阶层”，但仍居住于农村或城郊并作为人口主要结构之一的“非农化农民”为对象，探讨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间农民的基本心态和意识的变迁，以期为从培养新型农民角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农业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非农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我国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变迁的两大特色。非农化是农村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非农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推动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非农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分化”，这些分化出来的人不只是单纯职业上的变迁，而是随着职业变化逐渐形成一些不同社会地位、声望和不同利益的群体，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非农劳动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民，而是一种职业类别，非农劳动者也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或等级。在非农化的趋势下，农民的流动空间、职业选择和社会接触迅速扩大，传统农民意识和农村家庭结构也处于多方面的冲击之中。非农化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它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一）传统农业劳动者比例大幅下降
据统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新增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还在继续增加，传统农村劳动者在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二）一对多分化
改革以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多样化，非农化趋势也因而呈现多样化和多层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了转换职业身份的新机会，他们或者离开村庄到城里寻找理想的职业，或者“离土不离村”、就地转换身份走上非农化道路。
（三）向城市集中
随着城镇发展和农民流动的扩大，非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形成“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1995年，进城的农民工超过5000万人，2002年达到9400多万人。根据我国全面小康指标，到2020年，我城镇化率要达到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将有1300万农民涌入城市。
（四）优质分化
能够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非农民，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技术装备和管理知识。因此，同样是农民，非农民已经趋近于现代农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化”和“农村家庭质变化”两大趋势。农村社区化是“联产承包制”和农民经营自主权扩大的产物，而农村家庭质变则是更为复杂，它包括：家庭核心功能的变化；农民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界面扩大；家庭消费结构多元化；家庭决策的变化。
三、农村家庭决策的演变
（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家庭权力结构方面，可以分成“家庭代际权力”、“家庭性别权力”和“家庭成员个体权力”几个方面。一项以广州市北郊蓼江村实地研究显示，“第二代当家”的现象已经逐渐取代“年长者当家”的趋势，家庭性别分工也出现两性平权的趋势。
调查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59.65%，为家中辈分最高者的仅占5.26%；认为“无论如何，晚辈不能与长辈顶嘴”的占5.3%，“谁的意见对听谁的，不管长辈还是晚辈”的占70.2%。“当家者的性别差异”方面，“丈夫说了算”的占66.1%，“妻子说了算”的占1.9%；“家庭成员的权力”最主要部分是经济权力，“各人赚的钱各人用”的占10.7%，“各人赚的钱全部交给家长”的占51.8%。从当家者分布、当家者性别差异、辈分冲突形态、家庭收入分配等指标和数据来看，可以判断出农村中已逐渐出现“非辈分意识下的第二代当家”是家庭权力主轴的趋势。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的农村社区，在非农化的影响下，代际关系基本上倾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家庭基本上呈现丈夫掌握权力的结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但似乎已在向民主协商的方式转换；在家庭权力分配方面，也与其他生活方式一样，经历着某种变革或“转型”；而在婚姻自主性和家庭所得的支配权方面，个人支配权明显增加，家庭对个别成员的情感约束明显下降，个人对家庭经济的摊派义务也明显减弱。
（二）生育观念的变迁
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广大农村，但是随着非农化及乡镇集体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契机。尽管农民的生育观念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生活的改善是否必然促进现代生育观念的养成，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数据作支持，但许多研究已显示，非农化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确实正在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根据前述对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调查，在生育目的选择上，以“传宗接代”为第一选择的占21.2%，以“养儿防老”为第一选择的占57.2%，认为“增添生活乐趣”的占14.4%。由此看来，尽管“传宗接待”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居主流，但现代生育观念已明显改变。
（三）消费观念的变迁
农村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农户消费水平不仅反映农民物质生活满足的程度，也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农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可作为衡量农民“现代化意识”增长的指标。
从1995年导2003年，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577.74元增长到2622.2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310.36元增长到1943.30元，除1998年和199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下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消费支出的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且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金额增加且比重下降；居住面积不断增加且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上升；通讯费迅猛增长；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农民的消费结构由“自给性消费”转向“商品性消费”，消费形态市场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农村消费的主流。
开放意识是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内容是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评价程度。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普遍具有反风险的心理特征，农户的生产决策总是处于“风险最小化”。农民传统的反风险的主观性加上农业生产多风险的客观性，构成了农业市场化的最大障碍。非农化，虽然未必是“背井离乡”，但一定距离的区域流动往往不可避免。对中国农民而言，区域流动往往只是职业的选择或基于生存危机所做的突破，但其前提必须首先克服“背井离乡”的心理冲击和压力。因此，非农化基本上是对农民“反风险性格”的直接挑战。
农民风险意识的转变主要来自外部客观因素。改革以来，农村的内部就业空间急剧缩小，我国开始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资金投向的限制，城乡分割和相互封锁状态被打破，促成农村劳动力和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需求增加，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价格明显提高，加上产业分工加速，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相对提高，在农业间比较利益不均衡的状态之下，农民的风险意识也产生明显的质变。
在城乡二元地域壁垒被打破之后，常年禁锢于土地和简单生产模式下的农民，开始兴起浓厚的“外闯意识”，传统的“宿命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在摈弃平均主义思想后，农民贫富差异观念开始增长，传统的农村生活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都相应发生改变。
（一）外闯意识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或所得高低的不同，农民普遍产生“到外面世界闯一闯”的意识。根据对江苏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的一项调查，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2%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占34.9%和20.8%。当然，所谓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等于“现代意识”，农民有机会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意味农民已具有开放意识，还须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的生产决策已逐渐由“风险最小化”向“风险最大化”转变。
（二）进取意识
进取意识在此界定为“自我努力”、“机会捕捉”与“生活成功性”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因此进取意识应包括“非宿命论”和“风险观念”两重心理动力。进取意识是农民传统性格与现代性格强弱对比的标志。从心理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是推进整个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社会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也是农业建设和农村稳定的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程度的提高以及外出经商和做工的经历，使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增长，在自己和命运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农民的乏力感已大大降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信命运，甚至对城里人也不以为然。农民的“自我成就取向”的态度已经形成，由于乡镇已有较大机遇选择，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农民也懂得捕捉社会转型的各种机遇，使个人努力与外部机遇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三）贫富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贫富差距与非农化、农民流动和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是一组因果相关、并生伴随的现象。“非农化”社会转型必然因各地区外部环境及其内部成员的多种复杂原因，而使人们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
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今年来有扩大趋势。199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3，2000年为0.32，2004年为0.34。而城市居民1995年基尼系数为0.29，2000年为0.26，2004年为0.29。一般而言，脱贫致富是农民大胆创新的基本动力，但对于改革创新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又总是持“不公平”心理，这是农民对待贫富差距的主要心态。
五、结论
正如前述，非农化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更是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上的第一个主轴。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也带动并促进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若干实证研究可以看出，非农化农民正处于一个体制变迁和观念冲击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明显的特征是：传统农民的世界观与生活价值观已经逐渐剥落，现代意识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异军突起，城乡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过这些年的洗礼，广大农民的视野已经相当开阔，观念不断更新，现代意识日益加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在朝、文明、健康的现代化方向转变，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僻封闭的地方，陈旧的观念仍然在农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些旧观念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发展的进步。因此要大力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加快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的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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