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社会：帝制中国隐秘的话语空间

　　[摘要]在帝制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内部，游民社会作为一种无组织力量在成长，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这个独特的话语空间遵循着完全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话语规则，它的成长兴衰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危机与。而其流氓话语也构成了对社会主流话语的渗透和征服。话语角逐的背后是社会权力的博弈o
　　[关键词]帝制中国；游民社会；话语空间；渗透和征服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一体化即家国同构的社会，这已是通识。在帝制中国，皇帝和臣民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亲族式的伦理关系。事实上，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同时也就是一种虚拟的政治亲属辈份结构。皇帝被称作“君父”，所有的官吏依其等级的差别而成为人民的尊长。他们不仅享有政治权力，而且享有父权。因而治家的方式被用于治国，家庭伦理结构成为政治结构的原型。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政治概念)与“孝”(伦理概念)。一方面是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是国家家族化。专制君主可以利用宗法家庭这一同构的中间层次，大大扩充对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平民百姓也可从家庭家族生活中获得国家组织原则的精神要素，从而对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形式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像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这种家一国的同构体是帝制中国的正式制度设计，与此相应，形成了帝制中国宗法一体化的传播结构。这个传播结构是一个十分封闭的信息循环圈，在这个信息圈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绝大多数儒者的人生信念和不二选择。这个信息循环圈虽然封闭，但上述的四个方面既可以正向发展，也可以反向回归，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谓伸缩自如，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
　　但是在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之外，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社会，其成员系从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之中“脱序”而来，一般叫游民。农民在土地上生根，一切纲常教义，都需要他们能继续在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发生作用；一旦由于各种原因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以前所有的社会正统思想的束缚，便不再对他们起作用了，而游民的作为，也历来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游民社会有一个独特的价值体系，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隐秘的话语空间。
　　
　　一、独特的价值体系和传播方式
　　
　　游民、流民、游侠和流氓是互为联系的几个称呼。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一文中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与游民不同，流民是指成为“流”状态而离开其故土的人们。由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等原因使他们流离失所，人数从成百上千到数十万。流民是政府救济和安置的对象，他们有可能没有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秩序，在灾害过后一般还会返回家乡。游民则往往会变成“职业性”的，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是游民，而不从事其他劳动。流氓原本是指游民，不过，流氓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游民。在鲁迅看来，流氓原本来源于儒和侠，这两种东西本来都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鲁迅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司马迁语)。后来，“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游民是社会正常秩序失灵和制度腐败的产物，游民数量的多少可以说是朝代盛衰的标志，它的大量增加往往是社会危机即将来临的前兆。因此中国历代君主，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有作为”的君主，无不把稳定小农队伍、打击豪强兼并势力、推行“重本抑末”政策作为施政重点，采取各种措施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把社会各阶层人民束缚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如游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严格规定：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其目的就在于控制流民和游民的大量产生。也许对于游民对社会的巨大破坏性，他自己有最为深切的感受。
　　游民是被排斥在整个社会正常信息通道之外的一个群体，游民阶级在帝制中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和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在其内部有着独特的传播方式，遵循着独特的传播。
　　在游民社会内部，隐语、谶言和揭帖是最为常用的传播手段。
　　隐语又叫黑话、暗语、方语、市语、杂语、查语、锦语、俏语、切口、春点等。隐语在上古就已产生，当初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文心雕龙·谐隐》说：“隐也，遁词以隐意，诡谲以指事。”后来它逐渐变成了封闭性团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著名的民俗学专家曲彦斌在《中国民间隐语行话》中说：“民间秘密语(或称民间隐语行话)，是某些社会团体或群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造、使用的一种内部语言交际的，以循词隐义、诘譬指事为特征的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符号体系。”游民社会是在主流社会之外存在的隐蔽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常常从事反政府反社会的活动，为政府和社会所不容，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活动是不能张扬的，这就要借助于隐语。隐语和一般意义上的“行话”不同，“行话是社会方言的一种，它是不同社群间的社会距离阻碍了交际而形成的。行话这种语言变体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形成的行话和故意说得让外行人听不懂的话应加以区分，后者叫作‘隐语’。帮会组织、流氓、盗贼集团常常用隐语作为联络工具”。隐语是反主流社会规范的产物，“人为的秘密性”是隐语最根本的特质。清代的《说唐》第二十二回写尤俊达与程咬金伙同劫皇杠，程咬金因是初次下海，还没有隐语的概念，尤对他解释说：“原来兄弟对此道行中的哑谜多不晓得。大凡强盗见礼，为之‘剪拂’；见了客商，为之‘风’。来得少，为之‘小风’；来得多，为之‘大风’。若是杀不过，为之‘风紧’，好来接应。‘讨帐’是定守山寨，问劫得多少。这行中哑谜，兄弟不可不知。”讲述一群游民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故事的《水浒传》，其中也有许多隐语。如三十七回张横在船上要加害公差和宋江时问他们：“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混沌?”这里的“板刀面”指用刀杀人；“混沌”指丢到江里淹死。
　　暗号是隐语的一种，除了语言形式的暗号以外，还有手势如剑诀、图记、装束、茶阵等形式。
　　谶言也叫作谶语、谶谣，其主要功能是“诡为隐语，预决凶吉”。谢贵安认为谶谣是“中国人的预言”。他说：“与西方预言相比，谶谣具有浓厚的中国特点。它是东方神秘主义的表现，是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产生出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的神秘文化的一种形式。它以拆字、生肖、五行等中国特有的方式隐含未来的信息，对未来前景进行预测，是西方预言所没有的特殊形式。”谶谣传播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儿童传谣，二是铭文石刻，三是题壁展示，四是僧道传谣，五是典籍传播。其中最主要的传播形式就是通过儿童之口进行扩散。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儿童天真无知，他们所传的谣谚必非出于自撰，肯定出自天意。谶谣传播是帝制中国社会制造舆论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将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时(如农民起义)，社会上总会有谶谣流传。在游民社会中，谶谣常常是组织内部精神凝聚力的核心。
　　揭帖(包括传单、告示等)是谶谣传播的文字表现形式，是一种有力的宣传方式。揭帖的一个特点是其中往往有许多警示性语言，促使见者、闻者辗转传抄张贴，扩大影响范围。如义和团运动时期在京城流传的“增福财神李告白”称：“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蔑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降下八百万神兵，扫除外国洋人，像(才)有细雨，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安民。见字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见字不传，必有刀头之罪，不平不能下大雨。”这种促进传播的方式直到今天还在用。 　　二、独特的话语体系及其对主流话语的渗透和征服
　　
　　游民就其本质来说是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在他们的意识中，除了暴力以及为了实现暴力的种种阴谋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史载楚汉相争时，刘邦率大军兵临城下，项羽派人痛斥刘邦不义，并以刘邦的父亲为人质，威胁要将其烹煮。刘邦回应说：“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烹了他，请不要忘记分我一碗羹汤。”这段经典性对话显示了流氓的话语风格：残忍、血腥、无情无义。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是传说中的关羽和张飞互杀家眷案。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代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叙述了一个被《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忽略”的细节，该段落记载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姜子牙庙王塑像前对天盟誓，决定共举大事。但刘备担忧关、张二人有家庭牵挂。关羽当即宣称要杀掉自己全家。张飞说，你怎下得手杀自己家小，不如我杀你的，你杀我的。结果关羽杀死了张飞全家，而张飞则前往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全家，只放走了关羽的怀孕妻子胡金定。
　　游民文化完全无视社会正常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是以极端形式体现出来的对社会正式规则的反叛。而这种情绪也会蔓延影响到在正常社会秩序下生活的人们，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话语表达。“流氓的秘密决不是它对于道德和权力的公开颠覆，而是对于话语的秘密征服。丧失了身份的人们与前意识形态发生了广泛的断裂。言说的属性被悄然改变了。一种与秩序话语截然不同的语法开始启动，试图喊出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流氓话语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们在大地上滚动，像雪球一样无限地增长着。”
　　在所有的秽语中，被誉为“国骂”的“他妈的”，显然拥有令人吃惊的漫长。鲁迅曾惊异于以“他妈的”为代表的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他说：“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他又说：“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在本性上是属于道家的，而在文化上则属于儒家。鲁迅也认为，中国根底全在道教。儒和道构成了中国精神相互转化、互为补充的两极。但是儒和道仅仅是中国精神的主流和正统，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提起，在中国人的灵魂中，还潜藏着一个幽灵——游民意识。如果说儒家是人世，道家是出世，游民则是离世；儒家追求世俗功名，道家甘当精神贵族，游民则是社会的弃儿或叛徒。游民是帝制暴政的必然产物，也是帝制制度刚性的一个必要补充。游民的生活状态对生活在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始终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诱惑。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游民意识、游民文化就通过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以及其他传播渠道广泛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水浒传》是中国最早的通俗长篇小说之一，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讲过，现在人们还喜欢阅读《三国》和《水浒》，是因为社会上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所谓“三国气”和“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它来源于“游民气”或“江湖气”。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问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因为任何的语言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
　　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历史不厌其烦的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对于福柯来说，“话语”与“权力”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还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
　　我们知道，帝制中国宗法一体化的传播结构使得信息传播圈和家族信息传播圈互为补充、互相强化。游民社会信息圈则作为前两类信息圈的对立面而存在。与此相适应，在帝制中国的话语版图上，分布着圣言、官话、俗语、黑话这样几种话语方式，它们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言说方式，构成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皇帝、官僚、百姓和游民则是这些话语空间的传播主体。这些不同传播主体之间围绕控制与反控制而展开的信息博弈就体现为对话语空间和话语权的夺占。这一过程造成了话语空间的分裂和重组。其中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上文谈到的流氓话语或流氓意识向主流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征服。
　　正如社会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话语也体现着权力关系。话语可以展示社会互动关系之中的权力运作。话语权的斗争就是这种权力关系的反映，同时也是权力斗争的手段。话语既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话语分析就必然是透过话语对这种社会关系的揭示。话语分析能够从传播的话语指标来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秩序，“这不仅仅是一个话语的主体属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通过对话语行为的分析来考察话语主体的生产能力和社会交换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传播的社会性质成为衡量社会关系的试金石”。
　　在帝制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游民社会作为一个隐秘的话语空间一直存在，这是帝制中国传播结构的一个鲜明特点。从这一隐秘的话语空间的传播方式及其话语表现来分析，可以揭开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秘密。虽然帝制中国这样一种传播结构随着帝制时代的崩溃早已不复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某些流风余绪在今天仍然会见到。我们今天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为了鉴古而知今，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历史经验，探寻变革我们传统传播结构和话语方式的新方向，而这是中国走向进步和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