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应论的角度看称呼语的选用

　　[摘要]称呼语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反映了交际双方包括权势、社会距离、身份和地位等各种关系。得体地使用称呼语是交际能力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有提醒对方开始交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摆正自己与交际对象的关系，便于展开交谈。因此，对称呼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尝试以Verschueren(1999)的语言顺应论为理论框架来阐释称呼语的正确选用，以期对此语言现象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贡献。
　　[关键词]称呼语；顺应理论；交际语境

　　一、引言
　　
　　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称呼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传递给对方的第一信息。恰当的称呼能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不恰当的称呼则会给交际带来障碍，妨碍交际的正常进行。说话者作为交际主体，总会根据对方的年龄、职业、地位、身份和辈份、对方与自己的亲疏关系、情感深浅以及当时的情景等诸多语境因素来选择恰当的称呼语。不同的称呼不仅传递了交际双方角色、地位和亲疏程度的信息，而且也传递了交际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和思想感情。在交际中，听话者往往会根据说话者对自己的称呼来进行某种推测，从而辨认出说话者的言语目的，在心理上更好地作好参与交际的准备。称呼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语项，可以说，言语交际中所表达的许多意义往往不是通过语句，而是通过称呼语表达出来的。
　　对称呼语研究和解释最多的是社会语言学。近年来，语用学家也开始关注称呼语的语用功能及其在会话中的语用含义。总体看来，我国学者大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称呼语，没有考虑到制约交际双方的语境因素。本文拟从以Verschueren(1999)的语言顺应论为理论框架来阐释人们在正确选用称呼语时是顺应交际语境，包括交际对象、社会文化、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产物。
　　
　　二、称呼语的选用与顺应理论的关系
　　
　　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的行为和认知理论，它主要探索语言的产出问题。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需要从事包括社会交往在内的社会实践，人们的社交活动主要通过使用语言来进行，而语言的使用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或语言外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Vers—chueren，1999：55—56)。根据顺应论，称呼语的使用实际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与语言选择紧密相连的是语言的顺应，选择与顺应是辩证的统一；选择是手段，顺应是目的和结果。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地作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称呼语的变异性为选择提供了可能；商讨性是指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并非一一对应或机械不变。变异性和商讨性为语言顺应提供了条件，使得人们能够从大量的称呼语中作出选择以实现交际目的。因此，没有变异性和商讨性，就没有顺应性。顺应论包括语境关系顺应和语言结构顺应两方面的内容，二者构成了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的总合。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交际语境由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组成。我们把称呼语的使用过程看作是为了满足交际者的交际目的并获得交际成功而对各种语境因素作出顺应性选择的动态过程，这种顺应性选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在自身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汉语称呼语具有复杂的亲属称呼语系统和社会称呼语系统，对于这一语言存在的顺应就意味着说话人必须根据被称呼人的具体身份，使用准确的称呼语。
　　三、用顺应理论解释称呼语的选用
　　
　　根据顺应论，称呼语的使用实际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说话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顺应以满足交际的需要。称呼语的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称呼语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所以说，恰当的称呼语的选用实际上是对交际语境的顺应。
　　
　　(一)对语言使用者的顺应
　　语言使用者原指参与谈话双方及与谈话内容有关的其他人在此仅指交际对象。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交际对象的年龄、知识层次、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选择语言时要顺应这些因素，作出恰当的选择。比如，我们选择称呼语会根据对话对象的年龄、身份、职业、性别等条件认定，见到农民称“老乡”；见到工人称“师傅”；对干部知识分子、战士等称“同志”；对年纪比自己稍大者称“大哥、大姐”；对较年幼的称“小弟、小妹、小朋友”。这些都是说话者顺应交际对象而选择的称呼语。再比如，小王从副科长一下提拔为处长，科长老李随即改变称呼，一口一个王处长，小王对老李说：“老科长，你是老前辈，以后还是叫我小王吧，这样叫着也顺口。”寥寥数语，顿时缩短了二人之间的距离，称呼的语言策略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
　　
　　(二)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在言语交际中，语言选择应顺应不同的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交际原则和准则。社交场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在正式场合下，应该用正式语体，礼貌级别比较高，词语的选择比较讲究；相反，在非正式场合下，应该用随便语体，礼貌级别比较低；如果忽视应对此所作的顺应，就会导致语用失误。同样，社会环境也制约着语言的选择。在言语交际中，说话者应顺应不同的社会环境，选择正确的语言，否则，就会导致失误的产生。语言使用者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交际原则和准则的制约，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说话者要顺应这些原则、准则，作出适当的选择，而且如果是跨文化交际，还应注意不同文化之间交际原则的差异，并对此作出顺应，选用正确的词语、正确的表达方式。比如，李大明的妻子和李大明在一个公司上班，并且是李大明的上司，她对于李大明的称呼就会根据社交场合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在家里她想叫李大明帮她做事情，她会这样：“明明，把盐递给我”；如果跟同学在一起玩耍，她会这样叫：“大明，你跟我一起唱歌吧”；而如果在公司上班，她给李大明分配任务，她会说：“李大明，请你把这个企划在这周完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说话的场合不同，称呼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交际场合制约着语言的选择。 　　(三)对社会文化的顺应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关系密不可分。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总是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语言系统内部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文化因素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刑福义(1990)也认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点的文化风貌；就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某一层次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些都说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得以体现；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西方文化对人本质的不同界定形成了不同的自我理念模式，即西方文化为“独立型”，文化为“互赖型”。独立型与互赖型的自我理念模式体现在实际行为中，前者注重个体的内在特质和独立性、独立地位等，多采用平等和直接的方式，如西方人喜欢被人不分长幼亲疏地直呼其名；后者则注重个体的外在性质如地位、人际关系、所属群体等，遵循群体身份所规范的准则，倾向于采用迂曲间接的方式进行交际，如汉语中十分讲究的称呼语形式，尤其是复杂的亲属称呼语，既可用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也可以用于与己无血缘关系的人身上，这也是受到周礼“天下为家”的思想影响。比如，王小芳在街上碰到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女性差一点摔倒，她赶紧跑上去抓住她“老奶奶，小心!”。随后在街上又碰到在她学校工作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外教Mary，她冲Mary打招呼：“Hello，Ma—ry，nice to meet you。”为什么王小芳会这样称呼她们呢?因为她在称呼他们时顺应了各自的社会文化。“礼”在中国人的言行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礼貌待人、谦和让人是传统习惯。对有官衔的人称职务，对长辈在称呼语前加“老”“世”等字，如“老奶奶”，“老太太”，“老(太)爷”，“老先生”，“世翁”等。“老”代表经验，阅历丰富，尊老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而西方国家则不同，年轻人富有竞争力，年纪大遭嫌弃，所以，“老”在称谓中是忌讳的词。如一位中国留学生初到美国，当他对房东太太称呼“Grandma”时，就被对方明确回绝，她宁愿留学生直呼其名。
　　
　　(四)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心理世界包括交际者个性、情绪、愿望、意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在言语交际中，应时刻顺应交际对象的心理世界，选择正确的话题，正确的表达方式，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古华所写的《芙蓉镇》里有这样一段：
　　“都怪我!都怪我!满庚哥……”胡玉音眼泪婆娑……
　　“玉音，你莫哭，我心里好痛……”黎满庚高高大大一条汉子，不能哭，部队里锻炼出来的人，刀子扎着都不能哭。
　　“满庚哥，我认了你做哥哥好吗?你就认了我做妹妹，既然我们没有缘分……”
　　“满庚哥，好哥哥，亲哥哥，……”过了一会儿，玉音伏在满庚肩上哭……
　　“玉音妹妹，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们虽是隔了一条河，可还是在一个镇子上住……”
　　黎满庚在和胡玉音在对话开始时，以名字相称，不带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当玉音责怪自己，并且开始“呜呜”地哭起来的时候，黎满庚深深被胡玉音楚楚可怜的样子打动了，怎能忍心批评她，怜香惜玉之情顿然而生；当玉音称他为“好哥哥”、“亲哥哥”时，黎满庚情绪起了极大的变化，男子汉的凛然正气，对玉音的爱慕之心突然问爆发，随后即以“玉音妹妹”相称。在这一段对话中，黎满庚对胡玉音称呼的转变也是顺应了双方各自的心理世界。
　　
　　四、结论
　　
　　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在选择语言的过程中，要遵循高度灵活的原则，要做到语言与语境的顺应，即语言的选择要顺应各种语境因素，不同的语境因素要求选择不同的语言。反之，就会造成语言使用的不得体，从而造成语用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