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题的转换与演进

　　摘要：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研究主题的变化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挖掘主流范式性别中立背后的性别故事，批判主流范式的男性特征，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第二个阶段，与主流范式就性别与国际关系、女性主义议题和女性主义方法论等问题展开论争，实现从国际关系的“女性化”到真正性别化的转变。目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启了理论体系和方法伦建构的进程，这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成为成熟理论范式的必由之路。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题；主流范式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后果。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理论共同培育了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它借鉴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女性主义为研究视角，以社会性别(gender)为核心分析范畴，通过将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揭示国际关系的男性特征，致力于发现隐藏在主流(mainstream)理论及其实践背后的国际关系真实图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带来这样一种清新的观念，即国际关系学及为国际关系提供理论素材的世界都是性别化的；生别是构成国际关系及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经两个10年，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第一个10年主要是批判主流范式特别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男性特征(masculinity)；第二个lO年围绕性别和国际关系的关联与主流范式展开争论和交流。从理论的主题看，第一阶段致力于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第二阶段则更多地尝试从完整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理解国际关系，建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推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成熟。 
　　 
　　一、批判：揭示主流文本背后的性别故事 
　　 
　　在学术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这样的传统：以普遍性压制乃至取代特殊性。就两性关系而言，男性被定义为自我(self)，用以指称主体性、普遍性；女性被定义为他者(other)，用以表示非主体性、特殊性。排斥妇女及女性特征是传统思想、话语和理论基本的结构性原则。这一传统延续至国际关系学就是主流理论挤压女性主义等边缘理论。面对主流理论的围堵、排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获得生的权利，为自己争得学术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抓住主流理论的致命缺陷——性别缺失予以重击。自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学以来，女性主义学者致力于通过两条路径反映国际关系中的性别图景：一是通过“添加妇女(adding women)”，揭示男性及男性特征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另一则是追问“妇女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发现作为“国际关系中被掩藏的行为体”，的妇女。这两条路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计划。从主流范式的角度看，女性主义与人们的传统认知是不和谐的，它要求质疑并颠覆主流范式的核心假定，寻求听到沉默者，发现隐而不见者，呈现出主流文本背后的真实图景。因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首要的功能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矛头直指主导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范式——现实主义，揭示主流话语的性别倾向。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被认为是与性别无关的，性别议题从未出现在主流理论的视阈之内。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看，似乎只有一种性别——男性——可以界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过程与行为是由男人操控的，其理论是由男人设计的，由此得出的观点由男性思维及男性模式的支配，妇女和妇女问题是处于国际关系之外的。现有的理论范式不可能体现并增进妇女的利益，也无助于提升妇女的地位。通过确立男性的主导地位，以及忽略妇女的贡献及议题，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呈现出片面性和男性气质特征。声称与性别无涉的国际关系，实则是高度性别化的，主流理论实为男流(male stream)理论。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来自边缘的视角，对于分析世界是有价值的，它使我们看到了从中心视角看不到的东西。对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自己确定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主流范式的性别意蕴。 
　　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及理论假定是由现实主义确定的，现实主义范式首当其冲成为女性主义批判的对象。女性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基本概念、理论进路、最终结论都是包含性别隐喻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成及推论的过程完全受男性与男性特征主导。从状态到国家，以至国际社会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在不断摒除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最终成就了具有女性缺席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在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中，故事与其背景间的依存关系被抹杀了，故事所赖以存在的背景隐而不见。现实主义(也包括新自由主义)将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其叙事的基本前提和立论的基石，以此为逻辑起点推衍出了理性、权力、暴力、自助和战争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与重要结论，并最终搭建起理论大厦。无政府假定是现实主义推衍出性别化理论体系的根本，发现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别特征对于揭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性别特征具有决定性意义。质疑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对主流理论的本体论发起挑战，进而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的颠覆，改变主流叙事模式。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产生前自然状态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传统政治理论中，国家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男性的领地，女性则处于私人领域——家庭之中。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与女性无关的。在此意义上，国家造就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根本上是男性造就的，其前提是女性的缺席。女性的缺席是现实主义叙事的潜在背景，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它被隐藏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后。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沿着现实主义理论生成的逻辑，逐一检视后者理论构成的每一个环节，以破解现实主义性别中立的神话，还国际关系以本原。女性主义认为，在基本概念的设计上，主流范式呈现出典型的男性气质。用以支撑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安全、权力等都是性别化的：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权力通常都被赋予国家这一主体之上；现实主义的国家观念是以男性为基础建构的，国家是理性人的化身，本质上是力量的体现；依照现实主义逻辑，理性的国家要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力就显得异常重要，而权力无非体现了一种力量对比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衡量力量的主要指标在国际政治中被界定为能直接征服他国的军事力量，即武力；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追求各自利益的国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本国利益，而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也是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理性、暴力、权力、自助与战争等都与传统观念中的男性特征相关联，或是用以表示男性特征的。 
　　在对国际关系的正统理论——现实主义进行性别批判之后，女性主义并不甘于这种挑战者的地位，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建立对国际关系学的性别分析，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多维度成为女性主义的学术使命。 
　　 
　　二、论战：与主流范式的争鸣与对话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几次重大的学术争鸣和对话。正是在学派的冲突、争论、对话、融合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国际关系学的蓬勃发展。但这几次论战是在认同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逻辑或分析框架下进行的，争论集中于学科的边缘地带或停留在层面，从而遗漏了许多能够反映国际关系现实的重要信息。因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前，“国际关系学内缺乏真正的、规范的争鸣与对话”。而女性主义一经介入国际关系领域，即开启了国际关系学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以主流范式批判者的身份出现的，批判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在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对主流理论进行批评。这导致在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对话，出现了两套话语体系言说各自理论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义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未能引起主流理论的足够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操持学科话语权的主流理论拒绝将尚嫌稚嫩的女性主义作为对话的对象，排挤女性主义。无论从女性主义自身成长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发展来看，学派间互动性的相激相争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义将自身的价值定位在超越批判，建立真正意义的学术争鸣与对话，在女性主义与主流范式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从主流理论的角度看，它们是兼容其他学派合理性的产物，这种兼容性使得主流范式不可能长期漠视新的学术流派和新的思想观念。因此，面对女性主义势头猛进的批判，主流理论开始反思、自省并做出回应。在主流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争鸣与对话问题上，后者无疑具有处于弱势。在大多数社会中，女性主义都面临着被该学科的主流范式认可、接纳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表明，不同时期国际关系学被不同的理论范式所主导。这意味着，一方面新学派与新方法须经主流范式的认可方能取得“合法”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新学派与新方法会催生新的理论范式。 
　　主流范式与女性主义的争论目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性别与战争、和平之关系，即是否必然是“男性进攻，女性和平”，最终归结为“社会性别差异是生物意义的，还是社会建构的”之争；(2)女性主义理论的议题是否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3)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是否能够经受科学的检验，女性主义可否构成一种理论范式。 
　　主流范式认为，女性与男性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造成的，不可改变。一个女人统治的国家将会在充满暴力与争斗的国际社会中处于危险的境地，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成为主流学者反对女性参与国家外交事务，排斥女性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理据。女性主义则认为所谓“进攻的男性”与“和平的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社会化的结果，与生理性别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男人制造了战争，女人缔造了和平。将战争或和平与某一性别种类简单连接起来是主流理论的惯用逻辑，它导致主流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简单主义的窘境。在研究议题方面，主流范式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女性主义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个人安全是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它关注战争期间的个人，特别是深受战争之害的妇女和儿童。在他们看来，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个人在价值上优先于国家。主流范式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状决定了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女性主义所提出的研究议题在主流范式那里一直都是作为高级政治和外交的附属而出现，不符合国际关系的“真正”议题，是边缘化的，距离现实世界遥远，难以为人们所理解。造成两者研究议题差异的根本是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对于女性主义而言，方法论问题比研究议题的合法性问题更为紧迫。主流范式或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谓女性主义方法，或承认女性主义方法的存在，肯定将性别及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视阈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又指责女性主义未能很好地适用于微观学和理性选择的方法，对国际关系而言是非科学的，进而根本上否认存在所谓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传统思维模式对女性主义的误读。女性主义研究建基于多样性的“真实世界”，催动国际关系对微观层面的关注，描绘隐藏在国际关系议程背后的真实图景，强调从实践，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建构理论。在女性主义看来，国际关系并非只是与国家相关的，“个人的亦是国际政治的”。国际关系研究应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着眼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主流分析的失误就在于，它忽视了国际关系的微观层面，抹杀了国际关系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陷入了狭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框架。女性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独特性，以及它从边缘视角对国际关系核心问题的审视，使得女性主义无法契合国际关系原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式，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 
　　时至今日，随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影响益隆，主流范式与女性主义的学术地位由原来的极不对称逐步向平等对话迈进，女性主义所指出的主流范式中存在的问题开始引起后者的重视，女性主义学派的学术地位开始逐步得到主流范式的认可。 
　　三、视野扩展：从“妇女问题”到社会性别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引入性别问题，揭示国际关系在貌似性别中立面纱之下的男性特征，通过使国际关系“性别化”，以期最终改变性别化的国际关系。“对于相信妇女与国际关系间存在某种联系的人来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妇女，而真正的问题是社会性别。”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使命有二：首先是在男性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问题，赋予男性及男性特征主导的同际关系以女性特征；二是超越单一性别(男性或女性)，使性别问题从边缘到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 
　　国际关系与其他社会一样，常常是缺乏性别视角，主要反映男性观点、思维和模式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其概念中排斥大多数妇女的经验，一方面是因为妇女在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缺席，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男性思维活动的产物，是建基于男性视角的。国际关系界定对妇女经验的排斥，导致了学术研究过于关注冲突、无政府、权力等议题，限制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和学科边界。女性经历与男性经历的差异，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的不同，使我们有必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妇女及妇女问题。为了改变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排挤、贬抑女性的与现实，早期的女性主义致力于将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另一性别——女性带入国际关系，并发现潜藏在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妇女及其经验被传统上关注权力、竞争的公共领域，以及关注代表人类经验的男性观念隐而不见，通过追问“国际关系中妇女在哪里?”，为何我们这个学科关乎的主题与妇女的生活经验相距如此之远呢?”，女性主义对传统国际关系构成了有力的挑战。这一阶段女性主义特别关注“妇女问题”，侧重以女性个人的视角及经验理解国际关系，从与妇女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出发研究世界和国际行为，还女性在国际关系中应有的地位。对于只反映男性特征的国际关系及其理论而言，女性主义对妇女和妇女问题的引入增加了国际关系知识的载体。也正因其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女性主义被误解为是关于妇女的学说，似乎它只是关于人类的一半——女性的理论，而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社会性别则被指责为妇女的同义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 
　　正如女性主义方法批判主流范式时指出的，仅从一种性别的视角，以单一性别的经验打造理论是有缺陷的。主流理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仅从男性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如果反对、摒弃男性视角及男性特征的同时，却单纯从女性视角认识国际关系，无疑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仍然难以全面地认识国际关系，同样会陷入狭隘本体论的困局。为了避免重蹈主流理论本体论狭隘主义的覆辙，女性主义方法明确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所追求的就是或应该是将妇女引入国际关系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识到，自身的目的不应局限于仅仅在现有理论框架内“添加(adding)”妇女问题，在由男性特征界定的诸如公共领域、军事、理性、政治认同、客观性、“人”等范畴中简单地“添加妇女”，而是要彻底地改变主流理论的思维结构、理论架构，改变主流文本的男性假定前提及其性别化的内涵，从根本上颠覆、改写国际关系理论，最终达到自我实现之目的。 
　　在将女性及其视角引入国际关系之后，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性别需超越于“妇女问题”来看待，不能简单地视妇女为特例，更不能将性别直接等同于妇女，而应该质问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如何共同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性别问题如何塑成了该学科的概念、思想和机制。这标志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人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开始走向成熟。女性主义所谓的性别不仅包含女性，也是关于男人和男性特征的，只有全面地对待性别问题才能切际政治的核心。而恰恰是在有效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弥补了主流研究的性别缺憾基础之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才能超越这些局限，进而研究由妇女和男人共同参与的世界政治、经济进程。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开始正确看待、评价主流范式，对其理论贡献予以了肯定，并开始寻求与主流范式的沟通、对话。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无论单纯从男性的角度，还是仅以女性的眼光，其所见都是有限的、不全面的。这个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构成的，单纯从任何一种性别视角观察世界所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认知。同时女性主义视角也不能完全涵盖其他研究视角，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主流理论或既往的国际关系研究，而是致力于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的另一条路径，使人们看到主流理论所未见的或忽视的事实。 
　　 
　　四、面向未来：构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体系 
　　 
　　一个学科中一种理论范式从萌生、成长到最终成熟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1)确定独立的研究议题：(2)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吸纳；(3)开辟独立的研究领域，对本学科产生重大影响。就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三个阶段表现为：(1)性别问题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阈；(2)对现有理论范式的性别缺失予以批判；(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独立研究领域，形成完备的研究体系和独特的方法论，对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女性主义之于国际关系尚属新生事物。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进行“圈地”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相对于主流范式，女性主义仍处于边缘地带。
　　历经对主流范式的批判并与后者展开激烈的争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基本得到认可，但女性主义走向成熟与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一是进一步消除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轻视、误读，弥合与主流范式之间存在的鸿沟；二是搭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自己的研究体系框架，确立系统的研究议题；三是弥补方法论的不足，建立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客观地讲，女性主义理论能否在国际关系领域稳步、健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主流范式的关系状况，而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指责多起因于后者在理论与方法论建构方面的缺陷，因此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后面两个问题的关注与解决的程度。 
　　女性主义者往往抱怨，在国际关系领域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相当狭隘，对女性主义富有改造、创新作用的理论洞见却视而不见。传统理论家指出，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为分析国际关系提供一个复杂的理论建构，它极不严谨，缺乏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有组织的框架。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探究国际关系实质和发展演变的基本的学问。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对现实的抽象，不仅要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国际关系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为人们答疑解惑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而女性主义理论陷入了过于关注世界政治环境和世界政治研究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怪圈，重描述轻解释，重批判轻建构，没有为指导全面的分析提供解释性的理论工具。 
　　传统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如国家、权力、安全、无政府、国际体系、战争与和平等都已进入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议程。在女性主义的研究纲领中，缺少的不是研究议题，而是系统的研究体系，以及能够将上述研究议题贯穿起来的逻辑线索。正因如此，与主流范式相比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起来是“碎分化”的，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逻辑不清晰的。女性主义理论要建立系统的研究体系，就必须将重心由对传统理论的批判、解构转移到自身的理论建构上来，以女性主义视角与方法，确定研究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后搭建完整的理论框架，最后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运用全新的方法论是女性主义形成与主流范式截然不同的观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方法论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是由方法论的论争界定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方法论的演变催生了范式的转换，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开始“从具体问题转向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由于方法论的区别，才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并进而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与边缘的分异。国际关系的具体实在背后隐藏着什么意义?人类如何获得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这些认知如何得到理论和实践的确证?围绕着这些问题，女性主义理论作出了与主流范式截然不同的回答。在本体论上，主流范式以物质界定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则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主要是男人建构的；在认识论上，主流范式多从以理性男人为原型的国家角度，采用实证方法解释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则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女性经验多样性、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女性主义立场；在分析方法上，主流范式通常采用科学、经济学等分析方法，而女性主义更倾向于社会学、解释学等分析方法。女性主义因其方法论的独特而对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但是，女性主义在使用社会性别范畴时，却未能很好地使之契合于国际关系研究，女性主义只是一种“更近似于社会学视角”的工具。如何使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很好地契合，形成适用于国际关系学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论，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年轻学科中年轻的研究纲领，“必须宽厚地对待年轻的纲领：研究纲领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发展并成为经验上进步的纲领。”借用拉卡托斯的这句话，主流范式、国际关系学也应该宽容地对待年轻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能否主导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尚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主义视角能够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另一面，从而更全面地认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这恰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所在。相信经过几代女性主义学者的努力，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纲领最终必定会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