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道对图书文化事业的历史贡献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6-25
公元948年，五经刻成，以后又雕造四经，到周太祖广顺年间，全书竣工，历时二十多年。“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后唐政府将儒家经书雕印贩卖，在历史上是首次，也是封建政府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雕印图籍。从此后，雕版印书技术日臻成熟，图书的出版也日益走上了雕版印刷的正轨。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8]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9]可见冯道的历史功绩在北宋时已得到了肯定。
3 冯道对监本产生的贡献
上文所述，由冯道首倡雕印的《九经》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刻印，它历经四朝递相完成，而主持刻印的由始自终同是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学府，汉有太学，晋立国子学，北齐成为国子寺，隋炀帝始改为国子监，后历代因之。除教育外，国子监从此也兼事刻印书籍，因而后世称这次刊本为“监本”。五代监本是官方雕印群经的首创，在整个雕印过程中，参与人员都抱着一种审慎和一丝不苟的态度，雕版底本的校对书写、雕版的刻写等等都是专业人士一手操办，因此质量相当高，监本《九经》的刊印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标准读本，又因为监本如此高的水准，成为后世官方范本的楷模。也从此开始，官方刻印书籍成为历朝历代书籍出版的主导力量，并成为刻书风气的引领者。
监本《九经》的雕印，开创了官刻图书的新局面，这项由政府出资，组织人力校勘、雕印、贩卖儒家经典的工程，最终使官刻成为我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之一，也使监本的独特标准范本地位得以确立。后唐首开其功，冯道等人首倡，诚宜书之史册。
4 冯道对推动九经文化发展的贡献
监本《九经》的刊刻，始于后唐明宗三年(932年)，中间经历后晋、后汉，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完成。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三月，“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经》书上进，赐帛五十段。”[10]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又完成了《九经字样》。后汉乾元年(948年)五月，“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版，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11]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版《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共一百三十册。”[7]监本《九经》的刊刻，统一经注文字，确立国家标准本。本欲效法汉唐，于国子监镌立石经，因“朝庭日不暇给”，而转用雕版印刷。虽有不得已之处，但这种刻板印卖方式在推广国家定本方面，则较石经更为有效。而且这些书不是供国子监内部专用，而是广颁天下，供使用者有偿购买的，由于这些书校刻精审，十分受欢迎，因而在当时的民间也流传非常广泛。《九经》等儒家经典的广泛流传也推动了《九经》文化的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儒家大师孔子的产生到儒家经典的大量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文人受到了儒学的熏陶，从而逐渐确立了儒学为我国文化主流的地位。其中儒学经典的刊印发行，冯道主持的这次雕印出版《九经》功不可没，直接为宋代文明的复兴和“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使天下读书人都能亲身接触儒学，从先贤的文化典籍理论著作中学习精妙高深的道理。
5 雕版印刷术推动了私人藏书的发展
自雕版印刷术得到官方肯定和应用之后，雕版印刷术以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能量和传递文化知识的最佳手段，赢得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欢迎，雕版书籍大量涌现，逐渐取代了写本书籍，成为了书籍生产的主流。由于聚书较为容易了，因而藏书家也增多了，藏书家的收藏量也大大丰富了。
五代虽然短暂而又动荡不安，但是仍然有不少藏书家，他们的藏书事迹于《五代史》《十国春秋》等史籍有记载。《旧五代史》藏书家的事迹：(1)梁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人孙骘，“雅好聚书，有《六经》、《汉史》洎百家之言，凡数千卷，皆简翰精至，披勘详定，得暇即朝夕耽玩，曾无少怠。”(卷24)(2)后唐王都，中山陉邑(今河北省无极县)人，“好聚图书。”“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卷54)(3)后唐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人张宪“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馀，手自刊校。”(卷69)(4)后唐镇州(今属河北省正定人)贾馥“家聚书三千卷，馥手自刊校。”(卷71)(5)郓州(山东郓城县)人梁文矩“喜清静之教，聚道书数千卷。”(卷92)(6)太原晋阳人韩NE3A2“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卷92)。《新五代史》藏书家的事迹：(1)“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卷34)(2)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人罗绍威“好学工书，颇知属文，聚书数万卷，开馆以延四方之士。”(卷39)(3)青州人王师范“颇好儒学，聚书至万卷。”(卷42)。《十国春秋》藏书家的事迹：(1)蔡州人赵匡凝“颇好学问，聚书数千卷。”(卷8)(2)会稽人徐锴，“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卷28)(3)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鲁崇范出身贫寒而“读书自若”，“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卷29)(4)华原人(今陕西耀县)郑元素隐居庐山青牛谷，“构一室于舍后，会集古书千余卷，遂终其身焉。”(卷29)(5)江州德安(今江西九江市德安县)人陈褒 “筑书楼，延请四方学者。”(卷29)(6)闽人陈贶 “积书至数千卷。”(卷29)(7)前蜀王锴 “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又亲写释藏经若干卷。”(卷41)(8)青州人朱遵度 “家多藏书，周览略通，当时推为博学，称曰‘朱万卷’。”(卷75)(9)吴越杭州人暨齐物 “又构垂象楼，贮道书几千卷。”(卷89)(10)荆南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孙光宪 “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手自钞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自号葆光子。”(卷102)此三部史书还记录了其他藏书家的事迹，如钱氏等帝王之家多有藏书。
雕版《九经》工程中的文献整理者多是学富五车者，家有藏书，甚至极富藏书，如：濮州范县(今濮阳市范县)人张昭“藏书数万卷。”(《宋史》卷263《张昭传》)有的藏书家风绵延近千年，如后唐时徒居祥符的丁NFDA1，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筑大室以贮之，题藏书之所称“八千卷楼”，其后世至清末丁丙仍沿用其名，并增“小八千卷楼”“ 后八千卷楼”。 [12]
上一篇：澹生堂藏书考
下一篇：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