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美两国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比较

　　2.2　向中国赠送图书影片
　　中国抗战以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开始，滇缅路切断后，文化学术工作在技术与物质上都陷于极度困难。如抗战期间由内迁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收藏的中外文期刊合计不足百种，造成学生借阅必读参考书也十分困难，更谈不上教育发展和学术进步。鉴于此，美国对华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援助，其中包括赠送图书、影片资料等。“中国抗战七年，物品缺乏与通货膨胀，经济上感受压迫，同时海外出版物来源渐形断绝，知识上也成饥荒，美国国务院为减轻他们第二种困难起见，于战争初期就开始将各种学术杂志拍成影片，寄往中国。”[6]中国抗战期间曾先后设立教育中心20余处，利用放映机，放映上述图书影片。图书影片的成绩殊是惊人，一百尺底片装就运出时不过1磅，但所包容的书籍重达12磅，而且底片一经制成即可大量复制，一本书籍在同一时间只能供一人阅读，但一卷图书影片就可以同时供给许多人阅览。成本低，功效大。抗战时期美国向中国运寄大量图书已无可能，图书影片就成了最切实际的方法。当然，图书影片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并不是书籍的满意代替品，而且华西一带电网不稳，放映也有困难。不过这种新发明的读书方法总算是聊胜于无的。正如美人培克所说：“图书影片运到中国以后，可供抄写，中国已有三处将图书内容油印后分发，供人研究，图书影片实有它广大的用处。美国国务院曾根据要求，指定若干图书制片寄华，中国研究工作者对于此项服务极感便利。”[6]
　　
　　2.3　向中国捐赠图书资料
　　为弥补日军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失，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构于1939年12月在重庆建立“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向美国等国征集图书。同年，袁同礼也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名义函请美国图书馆协会等机构赠书。美国图书馆协会于是制订计划并收集了书刊2.5万多册，经海防、仰光、香港转运到云南，再由中央图书馆驻昆明的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分配给各大学，嗣后又受到赠书数千册。此计划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断。为此，中美政府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北图等机构又建立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后易名为“中美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由袁同礼主持，向美国征集学术资料以图补救。美国各院科学教育艺术局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将60多种科技新期刊制成缩微品按月航寄中国。1945年5月统计，每月运达者达10万多页。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等校也向西南联大赠书。文献显示，仅设在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1942年即获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及该校教授戴(cline Day)的赠书共达2000册。[7]抗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捐赠的大量图书，对政治文化上陷于困境的中国人民极其宝贵。
　　图书馆作为保存文化、传承文明的机关，在社会教育与文化发展中极其重要。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摧残，不但使中国图书馆数量急剧下降、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中断，而且使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受阻。而美国在抗战期间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及时援助，不仅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而且给中国教育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给苦难中的中国学者带来了知识上的慰藉。
　　
　　[参考文献]
　　
　　[1]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66--368.
　　[2]侵华日军在古都南京文化破坏掠夺调查[EB／OL].[2008一08—15].http：／／news.163.com／05／0902／20／.
　　[3]谢灼华.中国图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376.
　　[4]王春南.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摧残[J].抗日战争研究，1993(1)：171.
　　[5]#,N'-Cr.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袁同礼[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2)：75.
　　[6][美]培克.美国国务院对华文化援助[M].美国新闻处.1945：5.
　　[7]杨子竞.中美图书馆互动[J].图书馆学研究，2003f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