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藏书与著述的互动研究

　　摘要：湖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和典籍聚散中心，不仅藏书文化源远流长，而且著述繁富。本文立足于藏书，对湖州丰盛的藏书与繁荣的著述之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种互动关系对内表现为：学者因著述的需要而藏书；藏书家因藏书而成为学者。对外则表现为：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以利于收藏刊刻；学者借阅湖州藏书而成就自我，撰写出学术著作。

　　关键词：湖州；藏书；著述；互动关系

一、藏书的兴盛与著述的繁荣

　　湖州藏书文化发轫于南朝时期的沈约，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据《梁书》沈约本传记载，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1]另据《湖录》沈约本传称：“约家藏书十二万卷。”两处记载虽互有出入，但从《隋书·经籍志》所载宋、齐、梁三代官藏图书最多为七万卷来看，沈约“京师莫比”的藏书量是非常之可观的，他无疑是当时浙江乃至全国最大的藏书家。

　　在沈约“开浙江收聚之先声”后，湖州藏书进入了一个健康的历程。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在浙江地区，宋以前藏书家主要分布在浙西的吴兴地区和杭州，在浙东则主要在绍兴地区”[2]P（22），吴兴地区出现的许多大藏书家，其影响波及全国。据王增清先生考察，湖州历史上的藏书活动经历了四次高潮，分别集中于两宋、明朝、清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民初四个时期，[3]P（154-155）这在地域性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这四次高潮中，湖州地区涌现出了为数众多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十分有名的藏书家、藏书楼。北宋熙宁年间的沈思、沈偕父子，时人称其“黄金散尽为收书”。[4]南宋的陈振孙年轻时就注意对图书的收集，据周密《齐东野语》云：“今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蒲，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5]其个人藏书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著录的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在国家藏书之上。湖州两宋藏书还必须提到的是客寓湖州的叶梦得和周密。叶梦得晚年退居湖州，“平生好藏书，逾十万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储之，极为华焕”。[6]周密原籍济南，四代客寓吴兴，自述“吾家三世积累……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7]有“书种”、“志雅”二堂，以祖孙三代藏书名闻天下。两宋之间湖州另有“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称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卷。”[8]

　　到了元朝，中国整体的藏书状况虽难以与两宋相比，但湖州的赵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