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照研究
作者：邹韶红 卓克亚 郭莉 杨世昌
【关键词】 心身疾病；乳腺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摘要】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 方法 对32例乳腺癌患者和29名健康成人女性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从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方面对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进行评定分析。 结果 已婚乳腺癌患者主观支持分值低于已婚健康女性，差异有显著性（P<0.05）；未婚乳腺癌患者消极应对分高于未婚健康女性，差异有显著性（P<0.05）；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乳腺癌患者的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及社会总支持分均低于同文化程度健康女性，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乳腺癌患者的主观支持较差，尤以已婚乳腺癌患者明显；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乳腺癌患者主、客观社会支持均差；未婚乳腺癌患者常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关键词】心身疾病；乳腺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Methods 32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29 normal controls were evaluated by Social Supporting Rating Scale and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ale，and the resul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got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married breast cancer group got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than married control group（P<0.05）, unmarried breast cancer group got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than unmarried control group（P<0.05）. The schooling of the abovementioned universit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had got significantly lower of the objective，subjective support and total social support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subjective support of th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s relatively bad, obvious with the married breast cancer patient particularly,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upport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owing the schooling of the above-mentioned university are worse ; unmarri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negative coping style is worse.
【Keywords】 Breast cancer;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psychosomatic disease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心身疾病之一［1］，对女性的心理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其不良的社会支持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均不利于患者的和康复,降低了患者的生存期限和生命质量。本研究通过探讨乳腺癌患者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旨在为临床上对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32例研究对象均为2003年12月～2004年8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肿瘤医院住院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且经临床穿刺细胞学检查或组织病理检查证实。排除神经精神系统疾病及其他躯体疾病。年龄28～77a，平均49.9±12.66a；文化程度：小学以下4例，中学或中专15例，大学以上14例；婚姻：未婚2例，已婚24例，离异或丧偶7例；职业：工人12例，干部12例，下岗或待业2例，其它职业7例；无家族遗传史及类似病史。对照组29名，均为健康成人女性，年龄27～77a，平均50.4±13.65a；文化程度：小学以下4例，中学或中专12例，大学以上13例；婚姻：未婚2例，已婚21例，离异或丧偶6例；职业：工人5例，干部19例，下岗或待业1例，其它职业4例。两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族精神疾病史等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2］（Social Supporting Rating Scale, SSR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2］（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对两组进行评定分析。SSRS共10项，分为三个维度：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支持利用度(3条)。10个条目记分之和为总分，第2、6、7条评分之和为客观支持分，第1、3、4、5条评分之和为主观支持分，第8、9、10条评分之和为支持利用度分。TCSQ采用姜乾金修订版本。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与消极应对方式两个维度。前12条为积极应付方式，后8条为消极应付方式。由专业人员用标准指导语分别向被试者介绍SSRS和TCSQ的填表方法及注意事项，被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完成。全部数据资料输入机，并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评定结果，见表1。
表1 两组SSRS、TCSQ评分的比较（略）
注：*P<0.05
由表1可知：乳腺癌组的主观支持分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评分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2.2 不同婚姻状况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比较，见表2。
表2 不同婚姻状况SSRS、TCSQ评分比较（略）
注：* P<0.05
由表2可知：乳腺癌组已婚者主观支持分低于对照组已婚者，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未婚者消极应对分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及社会支持各分值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2.3 不同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比较，见表3。
由表3可知：乳腺癌组小学以下、中学和中专文化程度与同等学历对照组的消极应对分、积极应对分及社会支持各项分值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及总社会支持分均低于同等学历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表3 不同文化程度SSRS、TCSQ评分比较（略）
注：*P<0.05或P<0.01.
3 讨论
乳腺癌是一种心身疾病，它的发病与社会心理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是社会心理因素之一，而不良的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都不利于乳腺癌患者的和康复。本研究在探讨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时，又试图从不同婚姻和文化程度方面对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利于临床上有目标的干预。
本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的主观支持分显著低于健康女性，提示乳腺癌患者自我感觉获得别人支持的程度低，更需要精神的支持，与国内学者研究不相一致［3］。为进一步区分婚姻和文化程度可能对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所构成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分层统计。结果显示，在不同婚姻状态方面，乳腺癌患者仅已婚者主观支持分显著低于已婚健康女性,提示可能已婚妇女对躯体形象和性能力的要求比未婚和离异或丧偶者尚多，说明已婚乳腺癌患者在精神上更在乎家人的关心和体贴，尤其是伴侣的支持。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在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和康复中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4］；未婚乳腺癌患者消极应对分显著高于健康女性，提示未婚乳腺癌患者易存在不良的应对方式，应强调帮助其识别自动性思维和认知性错误,检验并挑战错误信念,建立重新评价自我的效能,使之学会充分利用积极思维去应付今后的负性事件。在不同文化程度方面发现：中学或中专以下不同文化程度中,乳腺癌患者的消极应对分和积极应对分与健康女性间无统计学差异，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乳腺癌患者的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及总社会支持分均显著低于健康女性。提示文化程度高的乳腺癌患者实际上与他人联系较少，可能由于客观支持的降低，主观支持也相应的降低，又有精神上的高需求，总的社会支持均相应的降低。社会支持是乳腺癌患者悲痛和乐观的媒介［5］，本研究提示，在临床上尤其应重视已婚或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
身患恶性肿瘤是一件强烈的负性生活事件,情绪及应付方式又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与强度,甚至影响肿瘤的发生、及预后。应对是个体面对应激情境时为减少压力而做出的认知或努力，是影响应激反应结果的重要中间变量。本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消极应对分和积极应对分与健康女性间无统计学差异，与Fotios等研究结果相一致［6］。
总之，在对乳腺癌患者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更应注意有效的心理干预。必要的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和康复，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期限和生活质量。
［1］ 李珍华,李秀英,陈宏.乳腺癌患者C型特征的研究［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4，10(1)：27
［2］ 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心理卫生杂志出版社，1999：120～129
［3］ 潘芳,毛雪琴.乳腺癌患者应激事件、社会支持与婚姻质量的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03，4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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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tios Anagnostopoulos, Gregoris Vaslamatzis, Marios Markidis. Coping strategies of woman with breast cancer: a comparison of patients with healthy and benign controls［J］.Psychother Psychosom，2004，73(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