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学的研究特征
【摘要】 古代人体解剖学，从研究方法上看，是用解剖学的发现作了非解剖的解释；解剖学知识用非解剖方法获得；还用非解剖的概念比附于解剖。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对人的脏腑解剖，为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研究意义看，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早期的临床实践起过一定的指导作用，但随着医学的深入，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指导作用则逐渐分离与淡化。
【关键词】 解剖学；中国古代；研究特征
中、西医学的奠基之作分别为《黄帝内经》和《希伯克拉底文集》，二书在对解剖的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异。《希伯克拉底文集》中的人体解剖知识大多与动物解剖有关，是借助动物解剖推知人体；而《内经》则以“八尺之士，其死可剖而量之”的方法，相比之下，后者更加直观与可信，也切合人体实际。 到了公元二世纪，东、西方医学分别以张仲景、盖仑为标志，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医学彻底分道，进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医学走入辨证论治的临床医学发展道路，解剖分析的认知方法不再是唯一；而西方医学则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探索。比较中西方古代人体解剖学的发展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古代人体解剖起源虽然比较早，在世界上也曾一度领先，但就整体趋势而言，从汉以后，相对于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发展是滞后的；就时期而言，相对于西医解剖学，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就对医学理论的贡献是逐步分离的。本文仅从中医古代解剖学的研究特征着手分析，以求正于同道。
1 非解剖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
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是，解剖学的发现作了非解剖的解释。如《难经·四十一难》论及“肝独有两叶，以何应也？……肝者，东方木也。木者，春也。万物始生，其尚幼小，意无所亲，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不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亦应木叶也。”［１］在这里对“肝有两叶”这一解剖特点，用“木”作了“特性”（即功能）的说明。又如《灵枢·师传》云：“五藏六府者，肺为之盖。”“华盖”最初是关于肺位于膈上，位置最高的解剖概念，而在《灵枢·九针论》中对“华盖”却作出了如下解释，曰“一者，天也；天者，阳也。五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盖也。”［２］于是“华盖”这一位置的概念转化为人体之“天”、“阳”，后世一脉相承也无不在功能上对其加以发挥。这些都是非解剖解释，将对其功能的认识涵盖其中，因此，一些解剖名词术语便被赋予了解剖（形态）和非解剖（功能）的双重含义。
其次是，解剖学知识用非解剖方法获得。如《灵枢·本藏》云：“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3］又该篇在“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3］的前提下，提出“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里大者，大肠大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大肠结。”［4］这里通过皮肤的色泽、纹理来推测大肠的厚、薄、长、短、缓、急、直、结等解剖学特点。显然这种认识并非大量解剖标本观察基础上的，而是据“以表知里”，对肺、大肠、皮肤形态联系的归纳演绎。这种获得解剖知识的方法是否合理，还有赖于未来研究作出答复。
另外，还用非解剖的概念比附于解剖。《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肺色白”，《难经·三十三难》曰“肺白象金。”而实际上肺之解剖色泽并非白色，肺色白是因肺属金，金与白对应，故有“肺色白”之说，并开始有了功能的含义。但后世却在解剖色泽上进行了比附，如《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云“脏腑内景，……喉下有肺，两叶白莹。”文中“脏腑内景”即指解剖的内景而言，“白莹”与表述解剖形态的“两叶”对举，亦说明“白莹”指解剖色泽。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解剖方法因其生长于中国这一独特的背景之下，故长期运用了特有的肉眼直接观察加臆测推导的研究方法。
2 脏腑解剖的研究内容，奠定基础
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对人的脏腑解剖研究。人们通过解剖获悉体内脏器大体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脏器命名。从《内经》到《医林改错》，均着重论述了五脏六腑的形态特征。追溯秦汉以后的医籍，与解剖有关的著作多以五脏论之，其中《五脏论》是从理论上阐明脏腑结构、生理、病理，是根据人体解剖与临床观察、黑箱推导等方法研究的；《五脏图》则是靠人体解剖、比较解剖的实践，观察描绘出人体内脏图，是医生、巧屠、画人共同协作的成果。
在今人看来这些解剖知识是粗浅的，但在脏腑理论形成早期仍然起到了奠基作用，它除了为中医脏腑提供形态学基础外；还通过解剖对体内脏器的功能特点有了感性认识。在中医学中，依据肉眼观察归纳出的脏腑功能认识不乏其例，如“心主血脉”、“肺主呼吸”、“肝藏血”等，不同程度地有受到解剖因素的影响。否则没有解剖便没有脏腑的基本概念，便没有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一系列的生理病理和临床诊治，也就不会形成藏象学说体系。
以“肝胆相表里”为例,《难经·四十二难》记载了“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西医学证实肝脏与胆囊有密切的解剖关系。胆囊位于肝右叶下方，通过胆囊管、肝总管与肝脏相连。这样，结合《难经·三十五难》的论述，可以推断肝胆表里关系的确认是建立在肝胆解剖位置邻近的基础上，肝胆经脉相互络属，肝胆病理上相互传变、上相辅相成。
在祖国医学解剖术语中，还有些是其特有的，在解剖学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具体结构，由于古人认识水平的限制，难免将一些“非独立脏器”列入脏腑的范畴，如三焦、命门等。
3 指导临证的研究意义，渐行渐离
从研究意义上看，主要是对中医理论形成之初和古代中医临床的部分疾病有指导意义。在理论方面，可以说古代中医解剖学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如脏象学说的内容是以脏腑为重点的，脏腑的含义最初就是指人体内的组织结构上相对独立的脏器，它是古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运用解剖的方法实际观测而来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对所认识的脏器组织进行命名、研究讨论，可见脏象学说形成之初，人体解剖学知识便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其次是把所能观察到的许多人体外在客观表现与内脏器官、组织功能联系起来加以认识，然后再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对疾病本质进行解剖分析；同时，还融入古代社会人文思想诸学说的成分，希望在不改变人体完整性的情况下对活体进行系统的认识，从临床表象中推理出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机制，这是脏象学说的另一个特点。由此可见，脏腑概念由最初的解剖器官逐步演变到整体功能单位。这也是古代解剖学与中医理论的不同步，甚至相背离的原因之一。
在临床方面，古代中医解剖学对中医临床起到了直接而有效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内经》中记载的脱疽后期截趾术，还是华佗的剖腹手术，都需要有相应的解剖知识做基础，而外科手术的同时又促进了解剖学的发展。随着解剖学的发展，手术种类也不断增加。古代中医解剖学是创立经络理论的基础，对针灸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脉起止、循行路线与脏腑络属等都是以解剖为基础的，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也是在此基础上派生与推演的，直至临床治疗取穴也还是需要解剖骨性标志来确定，针刺过程同样需要了解针下所属脏器，以免误伤。因此，从基础到临床都体现了解剖与针灸经络的紧密相联。
综上所述，中医解剖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早期的临床实践是起过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医学的深入发展，则与医学理论逐渐分离。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古代解剖的产生和发展显现了不同于西方的某些特征，中西医学彻底分道，进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医学巧妙地回避了自身的短处，充分发挥比类取象、抽象思维的长处，在儒、理、道等各种文化的影响下，一直沿着辨证论治的方向研究探讨疾病的因证脉治，而解剖学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指导作用则逐渐分离与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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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难经译释［M］.上海：上海技术出版社，2000:113.
［2］陈国印.灵枢经新识［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385-386.
［3］陈国印.灵枢经新识［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3：217-220.
［4］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难经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