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时代发展与管理及管理学的科学性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 时间:2014-01-04

摘 要 百年管理科学化进程构建了庞大的管理科学体系,管理科学知识不断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管理学科的科学性。论述了管理与管理学现实属性和最终属性,以及管理学面临的挑战等观点。

关键词 管理 管理学 科学属性 艺术属性

20世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世纪,在短短的100年里,已经形成了很多流派,如经验学派(经验学派又称案例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等等。20世纪的管理学思想活跃、流派众多,为后来构筑管理科学知识体系打了夯实基础,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孕育与发展了管理与管理学科学性的思想,也为管理与管理学发展的奠定了最初的方向—管理科学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的战后复兴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管理教育和管理研究都有了蓬勃的发展。这一时期,从事管理研究和教育的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管理理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1 “和平崛起”呼唤管理与管理学的科学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期间,记载着中国人的酸甜苦辣,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的责任与使命。从对“黄祸论”、“崛起论”、“威胁论”、“崩溃论”等各种评论中“韬光养晦”转变,到2003年中国领导人首次向外界明确提出了让全世界人为之一震的中国将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代表我国治国理论和对外政策的重大战略思维形成,这对于国人也提出了更多希望与要求。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需要积极支撑这一重大理论。
管理是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发展起来的,哪里有人类活动,哪里就需要管理。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于科学管理及管理学科学化方面要求更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到后来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丰富的管理学知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管理和协调一批受封建思想和近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而具有“大杂烩思想”的老百姓(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需要多么丰富与科学的管理学知识。社会发展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国综合国力已明显提高,这对于管理与管理学提出了更多新的课题,国家要和平崛起,国家要发展强大,没有科学管理思维的引导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要适应目前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需要艺术的微笑、需要人性化的管理、需要有创意的发展模式,这些都有赖于管理的科学化。管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文化积累方面潜在的“指挥棒”。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丰富,成功和失败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人们越来越尊重客观规律,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理论。并且,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系统性市场更加规范,政治、商业、文化数据以及与之对应的逻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拍脑袋决策、赌徒思维”必定失败,这样,管理越来越科学化,管理学科也相应更加科学化。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使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等),使得优质的、科学的管理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工作者所占的比率也相应越来越大,国家和平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需要创新的管理理论,它离我国发展的目标也越来越近。
2 管理与管理学的两大现实属性—社会性、时代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管理学这个已经发展了百年的学科提出新的要求,也赋予了管理学新时代意义,特殊的社会需求,也给管理学络上了深深的社会印记。30年前的中国改革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时至今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部署新一轮改革,并由农村发轫,而且将在粮食问题、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多方面有所突破,引发人们对于“土地管理”问题的高度重视,这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生活中最大的喜事。初看起来,这是农业问题,但从深层次去审视,这就是一个管理学逐步运用到实践中的问题。俗语称:“农业稳,则天下安,农民富,则国家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著名论断,并领导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向全国推广。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几十年的发展,却暴露了一系列与土地有关的种种管理问题,土地资源管理的科学化问题受到更多人的质疑,人们在想:中国有这么丰富的土地资源,有如此丰厚的人力资源,为什么会出现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呢?长期以来,人们将焦点更多放在土地资源的整合和分配上,却忽略了土地问题中的软件问题—土地管理科学化问题。而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却给这片广阔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也带来了新的科学管理学知识。
同样,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也暴露出食品安全卫生系统的管理体制问题。随着2008年9月,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生产许可证被停止使用,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注销“北京味全食品有限公司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等872家企业、910张食品生产许可证”。“三聚氰胺检测一直是隐患,低价竞争导致添加成风”。甚至,在三鹿事件爆发后,出现了饲料和产品四处送样化验难的局面——因为有限的检测机构内已经“挤满了化验牛奶的人”。同时,“为消除四川广元柑橘大实蝇事件的影响”,不至于“引发消费恐慌”,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封锁扑灭疫情”。但是,摆在首位的应急措施还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大实蝇等植物害虫对人畜无害的科学知识,消除消费者的恐惧心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条无效的欠缺考虑的措施。2008年10月份《扬子晚报》上已有宋桂芳写过《居高临下的专家理论救不了无辜的橘子》,其中的主要观点解释了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实现象,不禁让人深思。在“衣食住行”中榜上有名的“食品”问题,居然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人类生存问题让人们担忧,在食品的监督与管理上,出现了如此大的漏洞,这不得不让人们想到在社会发展的路程上,国家到底把食品卫生管理监督摆怎样的一个位置。不可否认,国家在食品卫生方面一直都是在努力着,但是传统的管理学或者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与管理的科学的实践化的速度并不协调。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提出了更多迫切需要那些有效的管理科学化的成果,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或者防止问题出现的管理及管理学知识才是我们需要的。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或者缓解类似案例的发生,需要上升到管理学的高度,从管理科学化的科学方式上去为老百姓饮食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去“保驾护航”,从而确保在其他涉及到百姓生活实际问题上的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