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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

来源：岁月联盟作者：时统宇时间：2010-08-13

［内容摘要］ 伦理的追问和学理的批评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两条基本线索，而后者较之前者的更为深刻之处就在于：伦理的追问只是着眼于电视“有什么”、“干什么”，而学理的批评则进一步研讨了电视“是什么”。而将资本、商品、交换等学范畴引入电视批评理论，就获得了对电视本质的更为全面的、的认识。本文提出：应当把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宏大的背景与框架中来作完整的解读，这其中的经济学视角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这些对电视传播具有监督和校正意义的思想资源的出场语境，指出了在把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作为一种行业自律和价值考量时，必须注意理论的跨语境移植最忌简单化的机械搬用。

［关键词］ 电视批评；伦理；学理；文化资本

电视对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大肆掠夺，特别是电视的商业化和庸俗化倾向，使得电视批评成为电视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从表象上看，在印刷媒体日常对电视收视热点的新闻批评中，在大大小小的电视研讨会之后，我们总想静下心来研读一下电视批评的书面文本，以便在“武器的批判”时获得“批判的武器”。电视是典型的舶来品，于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电视批评理论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便逐渐聚焦于这样两点上——伦理的追问和学理的批评。

一、 “文化的颠覆者”——对电视的伦理追问

将电视称为“颠覆性传媒”的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在《力量转移》一书中的第27章的标题就是“颠覆性的传播媒介”。托夫勒认为：“在全世界各地，人们在利用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来对国家的权力提出挑战——有时是推翻这种权力。”⑴托夫勒在这里说的“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电视，因为他详细地描述了电视在东欧巨变、马科斯倒台等重大社会变革和政权交替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将电视视为“颠覆性传媒”，正是托夫勒在研究分析了8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后得出的结论。

“文化的颠覆者”是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给美国的影视制造厂家下的结论性的断语。他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已成了文化的颠覆者，正是他们——毫无顾忌地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一直不断地传播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⑵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托夫勒提出电视是“颠覆性传媒”，以此来表明一个学者的“政治热情”，那么布热津斯基对电视的文化角色的评定，则更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学术情结”。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充分注意到电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对电视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布热津斯基对电视的批判的深刻和尖锐，无论在还是在外国都是十分少见的。一方面，他对电视影响的正面评价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随着全世界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不论是在强迫的宗教正统观念的时代，还是在极权主义灌输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上的影响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布氏在列举20个美国需要兴利除弊的基本难题时指出：“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作为吸引观众的手段，以娱乐为幌子，事实上宣扬性和暴力以及实际上是传播瞬时的自我满足。”⑶

布热津斯基认为：西方的电视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电视在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电视的娱乐节目——甚至新闻节目——都拼命渲染现实，使之产生脱离道德支柱的有新奇感的刺激，同时把物质或性欲的自我满足描绘成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行为。电视对美国价值观念形成所起的特别消极的作用，它迎合最低级的尽人皆知的本能。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布热津斯基这种对电视的激愤之情，并没有影响到他曾作为美国政府的高级谋士的“预警”职责，在他看来，“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是西方国家面临的历史性危险，在西方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因而，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的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堪称所谓追问“性”的一个著名命题。它与马尔库塞提出的“虚假需要”等命题一样，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贪婪和欲望的无限扩张，不仅塑造了独断的主体，而且也塑造了工具和手段意义上的客体。布热津斯基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人人都认为有权利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论他应不应得到。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了。这种道德真空状态界定了精神空虚概念的基本定义——一种看来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的空虚之感。

电视是20世纪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伟大发明之一，从文化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他任何文化形态，电视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电视对文化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作用，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了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引入“电视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化的巨大冲击，“物质丰裕，精神痛苦”这种“病态社会”中人们被异化了的生活也通过电视表现出来。因此，研究电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批判精神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检索电视批评的理论线索时，我们发现，在对电视乃至对大众文化的声讨声中，理论源于土生土长的本土话语并不多，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现当代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一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人的理论，更是时常被人用来引经据典。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标榜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趣的是，这一学派的不少代表人物就生活在电视大发展的年代，他们的观点明显带有对包括电视在内的现代传媒的批判色彩。比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就特别指出，科学技术越发展，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就越具有控制性。社会可以借助各种媒介和舆论工具——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广告等加强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最终丧失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电视的批判还显得吞吞吐吐的话，那么当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时，对电视的批判已经变得相当尖锐。在他于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部对中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中，贝尔尖锐地指出：“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传统因而日显呆板滞重，正统机制如家庭和教会都被迫处于守势，拼命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⑷他用“滥情”、“假冒”、“虚假”等词来形容电视传播，除了一个文化学者的精英意识之外，也表明了人文主义学者视野中对电视的基本判定——没文化。

在梳理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中的伦理的追问这条线索时，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对电视进行了尖锐批评的非传播学家们，在涉及电视的问题时总是表现出一种“宏大叙事”的特点，亦即将电视传播中的问题置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重缺陷的抨击之中，这种开阔的视野较之单纯的大众传播学层面的电视批评显然要深刻得多，敏锐得多。而且，这种来自非传播学、非电视学的话语，由于是在全面探讨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的命运以及出路问题时表达的，所以，其直白叙述的特点较之学理的分析更容易有阅读的顺畅感并产生直接的联想。在这方面，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对电视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瑟罗在阐述世界经济变化的内在动因时，提出了“五大板块运动”的观点，并将电视的影响置于“人工智能产业时代”这一板块，表达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电视的影响和作用的深刻洞察：“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看电视花去的时间）还是广度（看电视的人口比例）上说，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是更严重的程度在于：“电子媒介正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反过来将会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⑸

瑟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媒体世界里，除了警察和贩毒者外，谁都吃不开。电视世界是一个不事生产只讲消费的世界。过去什么都不必做就能有今天的消费，今天什么都不必做就能保证明天的消费。根本没有什么为了将来的投资。”⑹只要我们看一看屏幕上常见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腰缠万贯、佳丽云集，再将真实的社会与屏幕上的人物生活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屏幕为人们虚拟了一个多么虚幻的空间。正像这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瑟罗指出的那样：“如今，最经常被邀请来你家的邻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邻居。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大约要富裕4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⑺“4倍”这一数字足以使人获得一种简单的清醒，4倍放在中国会是几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或许我们会对这些道德范畴的伦理追问产生情绪化的印象，但只要将这些对电视的批评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与框架中来作完整解读，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大师级人物的良苦用心——认清人类社会面监的挑战，形成向未来投资的共识，表达他们对时代性和体制性问题的真知灼见。因此，这些对电视的伦理追问，其着眼点仍不失为探讨电视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问题。

二、 “形象就是商品”——对电视的学理批评

我们认为，西方电视的批评理论中，学理的批评这条线索比伦理的追问更为深刻之处就在于：后者只是着眼于电视“有什么”、“干什么”，而前者则进一步研讨了电视“是什么”。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追问，那么这种追问就更接近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在这里，理查得·戴恩斯特提出的“电视，我们时代的机器”的论点颇为引人注目。

戴氏认为：“如果电视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商品或宣传喇叭，如果它在当代资本中的地位能被孤立在一个特殊的消费领域（一个甚至包括享乐在内一切都有可能的领域），那么，它就几乎不值得被叫做机器，也几乎不值得被推崇到偶像物和时代精神载体的地位。但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更有利于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器包括价值可以转形的任何转换点，那么也就更容易认识到下列事实：即电视形象本身总是过程中的价值，而不是新异漂亮的二手图画，这种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绝对近似，表明电视的特定价值形式在当前是极为重要和必需的。”⑻戴恩斯特将可能受操纵的经济用“机器”和“形象”这两个概念加以规范，其中使用了许多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点。尽管这篇题为《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的行文有些艰涩，但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是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提出：“电视与资本的关系促成了从微观模仿到宏观社会总括在内的许许多多比喻活动。在电视的视觉关联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即刻并永远借助彼此而传播。”“无论电视经历了怎样的形式变革，它的基本经济使命在于将物质形象通过新的流通框架转换为价值单位。”“首先，电视按照马克思式的基本论述而运作，在已被定为价值的时间量中充当转换点，在形象的时间和观看的时间之间（总是不能完美地）进行转换，由此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流通。第二，电视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借助形象媒体将日常生活和文化作为‘自由’时间而纳入资本的机体内。”⑼

当今法国社会学大家布迪厄提出著名的概念——“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是与他社会学理论中的其他许多概念，尤其是“场域”（field）概念紧密关联的。他认为，“场域”并非指的是物理空间，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领域，而是特指社会空间，是“诸多力量较量之场所”，是一个充满了斗争的场所。在场域中，总是充满了力量、斗争，充满了利害关系，拥有不同资本与力量的人在那里争权夺利。布迪厄还有两个重要概念是“地位”（position）和“行动者”（agent）。每个人在场域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各种地位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场域的结构。场域内之所以充满争斗，就是因为处于场域中的人都为维持场域的现成结构关系、或为改变这种关系而斗争。那么，地位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布迪厄认为，地位是由一个人所掌握的资本数量及强度决定的，而资本的数量则取决于特定社会中资本的分配方式。所以，地位之争实际上就是资本斗争。布迪厄把场域中卷入地位、资本之争的人称为行动者，他甚至认为，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场域之后才成其为社会意义上的人。行动者由其拥有资本而获得其在场域和社会空间中的地位，所以地位之争实际不过就是资本之争（拥有量及相对值）。

布迪厄认为，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价值与等级也是不同的。在一种特定的场域中显示较高价值与有效性的资本可称之为“强势资本”，其余则为弱势资本。在特定时期两个同样数量资本的个体，其地位可能不同。因为一个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少量的文化资本；而另一个相反，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少量的经济资本。所以，决定一个人在游戏空间中的地位与游戏策略的不只是他的资本拥有量，而且还要看他所拥有的是何种类型的资本以及资本在特定时间中的比值。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电视的情况。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纯粹以宣传工具身份出现的中国电视无疑有强势的政治资本，而其自身和围绕电视运作的民间的经济活动都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处于“另类”的位置上，经济资本是电视运作中的弱势资本。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时，随着电视集团化、产业化的浮出水面，电视传播中的经济资本开始从弱势资本上升为强势资本。这种强弱的转化充分说明了不同资本类型的相对价值的确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空间或场域的性质。

在电视这部庞大的机器上，文化资本的作用十分突出。“和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人争人抢，是因为它也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支配与统治的基础。……这里的奥妙在于：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相对自主性，更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⑽这的确点到了问题的节骨眼儿上。小到各种“星”级人物在电视上先混个“脸熟”，然后便不失时机地用“名声”（文化资本之一种）开公司，做买卖；大到一些被称为“痞子文人”的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以至非官方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和文化产业发展，都说明了文化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与经济利益的深刻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视出现的种种变革，已不是单纯的原体制内的资本再分配，由经济市场化带来的文化市场化表现在中国电视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各样的影视文化制作公司，开始瓜分电视资源重新配置的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并成为电视文化的新的弄潮儿。

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另一个明证是许多文化学者略显生疏的资本市场，或者通常理解的股票市场。目前，中国电视是传统媒体中在资本市场挺进速度最快的一个媒体。我们知道，当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一路下跌时，其中的一些有线电视股仍然逆市飘红。最近，中国股市中的有线电视网络股如异军突起，引领大盘创出历史新高。它们的基本面之好和成长性之强是公认的，正所谓是名副其实的绩优股。与电视相关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不俗表现，耐人寻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更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一书中，对后现代的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它们把包装成商品，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詹姆逊写道："这个后现代主义名册的第二个特征是一些主要边界或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这在学院派看来也许是最令人沮丧的发展。”⑾詹姆逊还谈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美学上的区别。他认为，如果说崇高是属于现代性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则是一种美的回归。不过，这里的美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中的文化消费和放纵。现代性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和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性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并且，与现代艺术关注语言和技巧相比，语言在后现代中不再具有特权的位置，后现代更关注装饰性的实践，推崇形象作品。

在《文化转向》中，詹姆逊还为我们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两个新层面，一是视象文化盛行，二是空间优位。“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与传媒真正承担着认识论的功能：自此，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体实验，摄影、电影和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艺术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生产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混合物，包括从器具到电脑艺术”。詹姆逊特别强调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象化，形象取代语言成为文化转型的典型标志。他指出：“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渗透了影像文化，萨特式颠倒的乌托邦的空间，福柯式的无规则无类别的异序，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詹姆逊在形象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形象就是商品”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通常被视觉形式殖民化的现实与全球规模的同样强大的商品殖民化的现实一致和同步。形象这种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⑿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由此，今天的人们已处于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和文化消费的关系中，每天面对数以千计的形象轰炸，“幻像”（simulacrum）取代了真实的生活。与形象转换相关的是后现代的空间性特征。在詹姆逊看来，当今世界已经从时间定义走向由空间定义。不仅时间具有空间性特征，而且一切都空间化了，市场的倾向形式和商品逻辑也转换为空间形式，成为结构性要素。

詹姆逊提出的“形象就是商品”、“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本身像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等等论点，进入了对电视的本质的认识。对此，我们的认识不妨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学理层面作为参照之一。列宁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他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⒀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揭示了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一切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一切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我们认为，只有将电视与资本、商品、交换等等经济学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对电视的本质有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三、 “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与电视现状的比较分析

“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仍然语出布热津斯基。他写道：“《达拉斯》和《王朝》两部电视剧已在100多个国家里播放，而它们所展示美国价值观念的形象不大可能加强美国的全球声望。相反，尽管被歪曲的美国财富的画面会引起人们嫉妒，但这类美国的形象所显示的极端庸俗和精神空虚，却使人们更加怀疑美国还能不能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⒁

在我们历数西方有识之士对电视的抨击时，我们注意到了他们对一些本属学领域的概念的使用，比如“商品”、“资本”、“货币”、“生产”等等。对电视商业化和庸俗化的批评，不管是侧重于伦理的追问还是学理的批评，只要看到了电视传播现象背后的市场这支“无形的手”的作用，只要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道德的愤怒，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批评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对此，还是让我们听听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⒂

检索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很难让人不产生“本土化”的比较和联想。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有着巨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我们逐步完善了对中国电视事业的科学和全面的认识，这就是：中国的电视事业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属性、大众传播的社会属性、产业组织的经济属性这三重本质特征。政治属性保证了一些作品具有较高的品位，社会属性使节目具有当代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电视不同于西方电视的地方。而对中国电视事业经济属性的科学界定，确定了中国电视进入市场的历史走向，资本运营、并购、组建集团、规模化竞争等一系列经济运作方式开始出现在中国电视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重要思想以后，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传媒的市场化进程和产业化进程。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国电视，已经向世人昭示出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电视事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电视经济属性的确认，则是中国电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为中国电视在新世纪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操作平台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传媒兴盛则文化兴盛，这是以往的理解；传媒兴盛则经济昌盛，这是新的理解。新闻事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的亮点，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看，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向商业化靠拢，实际上表明了整个中国社会纳入市场体制运行轨道的深刻变革。我们之所以说电视文化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怪现象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无序甚至混乱的现象，非理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中国电视文化的完善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不难理解。但如果总是跟着感觉走，以耻言理想、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游戏人生为潇洒和乐事，以对艺术的冷落为代价，那么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戏化将永远是中国电视文化无法逾越的严重障碍。

或许，我们在审视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时常常会出现一种悖论：一方面，我们对“文化”的批判是持肯定态度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和确定中国电视的产业属性，明确电视在文化产业、信息产业中的特殊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电视的集团化和产业化进程。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像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等理论就成了一种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或者说是在价值理性意义上的肯定，而在工具理性上的否定。这个例子颇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综合实力上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中西方电视，在把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作为一种行业自律和价值考量时，也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

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了这些国家电视的产业属性从来就没有受到怀疑。我们则不同，中国电视不仅要坚持意识形态的既定属性，而且还要为自己是文化产业中的一员而大声疾呼，并要在实务操作中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这就决定了中国电视背负着比发达国家电视要沉重得多的历史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批评理论颇有些“鸡肋”的意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大概就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常常让人敬而远之的症结所在。

就世界范围而言，电视作为一个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产业，充其量只有56年的历史⒃。而对中国电视产业属性的认识，若从1984年我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广播电视经济”的概念，尚不足20年；若从1992年中国政府明确将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的序列更是不足10年。可以说，中国电视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一员，其身份得到认同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而更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则更是有他们反抗希特勒法西斯文化的特定历史背景，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这好像又让人想起了多年以前那个“中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著名争论，但无论如何，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在遇到中国电视的本土经验时，确实有些水土不服。

理论的跨语境移植最忌简单化机械搬用。西方电视批评理论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电视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原因除了电视批评理论的出场语境和现实困境有很大的不同以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四级办电视”的特殊体制。时至今日，中国电视传统体制的弊端已尽显无遗：大量的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导致了重复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浪费。同时，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致使覆盖效益降低，个别小台为维持生计的乱播滥放成为现阶段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本地广播电视台生存的地区，成本大于效益的制度安排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中国电视的小型分散、资源浪费、管理混乱、恶性竞争等体制弊端，决定了中国电视作为一个被批评对象时的独特的本土化特点，决定了西方电视批评理论在中国所面临的尴尬。对此，有研究者指出：“由于中西方电视的不同步发展以及电视语境的迥异，使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一扎根中国的土地就滋生出一团团乱麻，形成误导甚至对某些电视实践造成羁绊。”⒄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想掩饰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偏爱。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的分析批判，特别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在充裕物质生活后面蕴藏着的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不安这一病态的揭露，对于我们厘清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有特殊的意义。请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在列举消费主义统治下人的生活时写道：在现代西方社会，不但统治者和老板们过着吃穿不尽的生活，而且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也同样丰衣足食。“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的同样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那么，这种物质生活的富裕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我们再次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和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疑的。”⒅

马尔库塞在这里提出的“不合理性的合理性”使我们颇受启发。我们只要从中国电视的传播现状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许多“不合理性的合理性”。比如电视传播中的大量“克隆”现象，比如许多家电视台同时播出一部电视剧，比如屏幕上的迎合和媚俗，等等。所以，从中国电视的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从中国电视与发达国家电视业的差距来看，中国电视都处于“第二次创业”的阶段，这也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其中表现出的瓜分“蛋糕”的非理性特点，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借助于电视批评的经济视角，我们很地想到了经济学上的那个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16世纪英国家格雷欣提出的这一法则表明：在金属倾向流通中，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排挤掉。布热津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格雷欣法则’不仅适用于优质和劣质货币，而且还适用于一味依赖广告和对观众有吸引力节目的安排。可悲的事实是，推销淫秽文化的电视制作商实际上对那些不这么干的电视制作者占有竞争优势。”⒆在电视传播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就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的电视传播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乱播滥放的电视台便会有恃无恐，主流电视传媒的优势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对那种乱播滥放的非主流电视传媒的纵容，结果只能加速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文化素质不高的观众在电视乱播滥放的误导下对粗制滥造的作品趋之若骛，使本来就很浅薄的文化积累更加低下，于是，就越发对电视精品失去兴趣。久而久之，这种电视传播的社会代价只能是全民族文化素质遭到严重伤害。

因此，中国电视的人文精神与产业发展、增强实力与有序竞争、自我保护与国际接轨等等多重二元对立模式，决定了中国电视当下的关注热点必然是在如何做大、做强上面，对一些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命题可能会敬而远之。这或许不难理解。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对电视的批评本身就是当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大人文景观。将走向市场的电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纳入理性化的发展轨道，使电视文化的发展向有序、精致、高雅的方向迈进，“向当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这同样是中国电视追求的永恒目标。

注释：

⑴ 阿尔文·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

⑵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⑶ 引文同上，第80、118页

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157、118、157页

⑸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5页

⑹ 引文同上，第84页

⑺ 引文同上，第84页

⑻ 《电力与权力》，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⑼ 引文同上，第43、77、76、85页

⑽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8页

⑾ 《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