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期冀言论“干政”的追梦者

关键词： 储安平 新闻史

　　上个世纪40年代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繁盛时期。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热情高涨，他们的政治参与基本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其一，以组织党派的形式参与政治的实际运作，如民盟的成立；其二，以民间精英的身份通过大众传媒介入政治生活，如《观察》的创办。《观察》曾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后一次悲壮的回光返照”中的一面旗帜，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虽已成为过去但不应被遗忘。它的主办者储安平亦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值得书写的独立报人。

　　一、储安平的生平及其活动简介

　　 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出生仅6天即丧母；14岁时丧父，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亦于此年逝世。1928年，储安平入光华大学系。[1]1932年毕业后，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副刊；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往来于曹禺、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系，师从著名的费边社员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在英期间，担任不支薪水、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1938年抗日军兴，储安平学业未卒提前归国，先任《中央日报》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以及拒绝加入国民党等原因，于1941年远去湘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教授，主讲“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同年9月1日主办《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11月，《观察》复刊，仍由储安平担任主编；1950年5月16日终刊。随后，储安平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因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党天下”言论[2]，受到强烈批判，从此成为知名“右派”；6月8日，他提出辞职；11月12日，他和社长章伯钧同时被免职。1966年9月中旬，储安平“失踪”，不知所终 。

　　幼失怙恃的困苦际遇，养成了储安平自立、自强精神以及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早年，他主要是以“文学青年”形象出现。在1928年4月30日出版的第4卷第18期《语丝》杂志上，即有他的一篇文章——《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据学者谢泳考证：1929年6月21日，鲁迅日记中有一条关于储安平文学活动的相关记载。[3]1936年，良友出版公司选择他在1931—1934年间所写的8篇小说结集出版，题名为《说谎者》。相较于小说创作，储安平在散文写作上更有成就。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散文集《给弟弟们的信》。他的散文如《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豁蒙楼暮色》等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风格，他亦被认为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为梁实秋等所推重。1935年11月，26岁的储安平主编一本纯文学期刊——《文学时代》，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共出六期。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臧克家、梁宗岱、陈梦家、余上沅等均为一时之选的人士，常常在该刊发表文章，可见他在编辑方面颇具才干。

　　文学活动之外，青年储安平对政治已有兴趣。早在1931年10月，他就编辑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收录了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陶希圣、王造时、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的20篇文章，由新月书店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们对政府功效检督的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4]

　　在湘西任教期间，储安平开始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他对民主、自由的见解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先后写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后相继于1945年、1948年出版。此外，他根据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而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亦由书店出版。据说，当年储安平演讲之时，“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5]。1945年5月起，他还被在湘西出版的《中国晨报》重金礼聘为“主笔”，任此职约3个月。

　　新中国成立后，擅写政论的储安平锋芒顿隐，其文章以游记为主，先后于1956年、1957年出版《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和《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1957年被免职之后，此时，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已基本结束，不再为人所关注；直到“文革”爆发，他才又被卷入风浪的旋涡。

　　二、《客观》周刊——“《观察》的前身”

　　1、《客观》周刊的相关概况

　　《客观》周刊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于重庆，发行人张稚秦，主编储安平，编辑为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 该刊设有“客观一周”、“专论”、“各地通讯”、“经济一周”、“文学...戏剧”、“副叶”副刊、“珊瑚”副刊等栏目，1—12期还设有“长篇连载”一栏，分期刊登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该刊共出17期，储安平负责前12期，后6期则由吴世昌负责。

　　在储安平的设想中，《客观》应能成为一份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创刊号上，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的《我们立场》一文中，他指出：“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关于《客观》的筹办、影响以及为何中途放手，储安平曾在第一次《观察》报告中有所追述：

　　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16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6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11月11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10月8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个星期的筹备时间。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畅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应归因于《客观》的影响。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我们无意在此追述那些业已过去的琐碎事情，只能就原则上补叙一笔。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得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于言说的苦痛。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6]

　　考察刊物的宗旨、名称、栏目设计、主要撰稿人等诸因素，《观察》与《客观》存在延续性。储安平也曾指出：“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2、“客观一周”的专栏文章

　　主编《客观》期间，储安平以“安平”为名撰写的“客观一周”专栏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后来他在《观察》时期所持的不少理念，在这些精悍的政论中都有流露；如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其思想在此已见雏形。前12期中，除第6期“客观一周”由吴世昌撰稿外，其余11期中的该专栏皆有储安平执笔，共54篇，如表一所示。综合而言，这些政论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共产党、中场阶级知识分子三方以及美国政府的观感与评析。

（表一：储安平“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其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劝告。1945年8月21日，重庆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重要公矿事业处理办法》和《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储安平发现：“接受”本应是一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政治行为，但在现实中已沦为大肆洗劫和明抢暗夺的代名词。于是他在《第二次沦陷》一文中悲愤地写道“在短短的几十天内，那些曾经沦陷七八年的广大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的敌人，而这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并且认为时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无可推诿地“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他在《国民党的病症》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具有“腐化”和“缺少一种高度的新陈代谢的作用”两大病症，它们“互为因果”，因此“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无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重重的腐烂的覆盖下，使潜有的新生力量不易芽长。” 在《政治的责任心》一文中，他还指出：“国民党今日只知攻击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竟不反躬自身釜底抽薪，在从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实可谓缘木而求鱼。”不过，其时抗战胜利不久，在批评国民党的施政绩效之时，储安平对其还抱有一定幻想。因此，他的批评要比《观察》时期温和，总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其过失。在《一团糟的责任问题》一文中，他甚至认为：“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没有一党有推翻国民党的企图（因为在力量上他们和国民党还不能成为一个比例），没有一个真正超党派的爱国的中国人愿意国民党崩溃，而形成中国政治上不可想象的混乱。绝大多数，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原因。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不能好好利用，实为大可惋惜之事。”[7]

　　其二，对共产党进行深入分析。战后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共及其政治理念的认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置身于这一具体的时空语境之中，储安平在某些方面虽未免俗，但他根据常识推断的见解相当深刻。有论者认为：储安平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是他“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体现了他比同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8]储安平在《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上的需要》一文中分析共产党“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其次则是“共产党的刻苦精神，实有可取之处”。对于前者，他表示：“我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我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话，他能完全实行他原来的主义。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对于后者，他指出：“我是不赞成一味以吃苦为号召的，我希望能使个个中国人的生活标准提高，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人民快乐而非人民苦痛。但是一般人的生活犹在水平线以下时，政治上的领导人物应先能刻苦自励。如此方能造成新的风气，而达政治清明之途。共产党这种长处正就是今日国民党的短处。”该文中，他对共产党也有所批评，指出：“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即是过度的宗举外邦。一味的视外邦为宗主，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此处的“外邦”是指苏联，在中共与苏联关系问题上，储安平持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不能令人满意。在《共产党与“国家”》一文中，他强调：“ 我们可以崇拜任何一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及民族性格，但我不能忘了我们自己仍是一个中国人。假如忘了这点，则将莫知自己努力之意义何在，而不啻成为了他国的工具与傀儡。” 对于中共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望和平路径、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不过他承认当时共产党的影响与地位。在《共产党的前途》一文中，他甚至表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9]此外，他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认为共产党讲究“统制”和“一致”，否认在其治下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有论者指出：这一论调“无疑体现了大多数对中共缺乏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反映出他们在战后社会急剧变迁中所面临的认同危机。”[10]

　　其三，期盼进步中产阶级崛起。“二战”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政治“两趋极端”、前途未卜的特殊情势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实际政治。对此，储安平持肯定态度，他期盼进步中产阶级能够崛起。在《中国未来安定局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文中，他认为：“思想开明，拥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党争的有科学有头脑的进步分子”是“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强调美国、其他友邦以及中国国内都应当认清“未来中国的安定与希望，实多少系于今日中国这一批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储安平还注意到当时中国政治运动中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特色——“工商阶层的过问政治”，这可以弥补知识阶层在“组织”和“经费”方面的不足。他对此寄予厚望，在《知识分子、工商阶级、民主运动》一文中热情地写道：“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实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11]

　　三、《观察》周刊——“高级”言论刊物

　　1、《观察》周刊的相关概况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与《客观》的影响颇有关联，储安平曾有一段追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12]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查封”之厄，至此共出5卷18期。

　　储安平等从1946年初即开展筹备工作，1月6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当时“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在创刊号上《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一文中，储安平曾有描述：“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得获得广多的读者。”在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储安平认为仍然坚持创办此刊：除了他们具有理想和热忱之外；亦是他们深感在此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因此，该刊具有如下两个宗旨。其一，“要对国事发表意见”。对此，他强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其二“希望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对此，他指出：他们对于青年的“信左信右”一无成见，只是强调青年对政治思想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同时期望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以及“现代化的头脑”。[13]在1947年1月21日——当年农历除夕之夜——致胡适的信中，储安平对宗旨的表述更为明晰——“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14]在此宗旨之下，该刊“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该刊同人必须共守的信约——被确立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观察》是一份纯粹的同人刊物，主要经营管理者是储安平，资金则由他的一批“多是以教书为生”的朋友集股而成，具有“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特征。著名华裔学人汪荣祖对其有此评价—— “在现代中国不获资助的政治性杂志中，《观察》是罕见的成功者。”[15]这一论断并不为过，无论从思想文化的影响还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而言，皆是如此。关于前者，知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写于2002年的一段文字可资佐证：“1947—1948年间，我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一个年轻读者，当时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或‘邪恶’了。”[16]关于后者，在当时政治激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之中，自我定位为“高级硬性刊物”的《观察》，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航空版）。国民党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都是《观察》的读者。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写道：“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的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17]该刊的盈利方面亦很可观，1947年9月22日，储安平致信胡适写道：“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20倍。”[18]

　　以一介书生之力，办一份同人刊物，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佳绩？有论者曾探讨储安平的经营策略——“刊物主旨契合时代需求，定位明确”；“以发行为重，兼顾广告”；“执事负责、严谨、高效”。[19]具体的经营策略值得关注，储安平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更富有启迪意义，这从团结“《观察》撰稿人”和撰写“《观察》报告书”中可见一斑。“《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并非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指从创刊号起，就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批人。创刊时“《观察》撰稿人”有68位，自第7期增至70位，后共增至78位。筹办期间，储安平“以最大的热忱”邀请，他认为“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在接洽这些“撰稿人”时，储安平非常敬业，既可多次设法寻求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又能积极团结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观察》报告书”是指在前5卷《观察》之中，每出满24期，储安平即亲自执笔撰写一篇翔实的报告。现存的4篇完整分别为：第1卷报告书《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第2卷报告书《艰难·风险·沉着》；第3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第4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 而是客观、严肃地向读者报告《观察》的经营和发行情况、遇到的问题、编者的想法乃至自己的政治参与状况，富有思想且不乏灵性。每卷报告书中，储安平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如从区域分布和职业分类两个方面统计《观察》的读者状况。因此，“《观察》报告书”成为当下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亦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极为重要的资料。

　　2、储安平《观察》时期政论

　　“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

　　‘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和煽动。”储安平并不掩饰他对政治的兴趣浓厚，但与张君劢、梁漱溟等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介入具体的政治活动不同，他所追求的是：以超然客观的姿态关心政治，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发表意见。他在《观察》时期所撰写的政章，保持独立发言精神，很好地贯彻了这一追求。除去上述“《观察》报告书”、《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及《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8篇文章外，共有22篇政论，如表二所示。这些政论“干净利落，情文并茂”，赢得时人尤其是知识界人士的好评；不过囿于环境和思想观念，某些论述亦有偏颇不当之处。大致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表二：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其一，批评国民党腐败统治。储安平为《观察》所撰写的第一篇政论为《失败的统治》，他在该文中直指国民党前后20年的专政是一场“失败的统治”——“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究其症结，他认为是——“这20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因此，他在文末疾呼强调：“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年的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无前途。”两年后，鉴于国民党愈加腐败的统治，储安平写下著名的《一场烂污》，痛斥20年来国民党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当时国民党滥发金圆券导致全民“抢购”风潮，数以亿计的民众陷入绝境，“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着政府所统治的土地”，储安平言辞激烈地斥责——“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时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年来拆足！烂污！”随后，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异常已经溢于言表——“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在批评国民党政权时，储安平表现出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无所顾忌的自由心态更让人叹服。

　　其二，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当时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采取镇压手段，储安平对此不以为然。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一文中，他分析：在这些汹涌澎湃学潮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今日一般青年学生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他认为学潮具有合理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在内心渐渐郁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得发泄出来。”他肯定学生运动的意义——“学生挺身而出，对国家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反对政府采用严峻手段处置，指出：“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一切处置徒然使事态更趋恶化。”他还热情赞颂：“今日这一代学生，无论是他们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处理能力，或是宣传能力，都远非20年或10年以前的学生所能比拟。他们已建立他们的尊严。在多年多种的锻炼下，他们不仅完全成熟，而且他们那样沉着坚韧，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一周之后，在《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文中，他再次指出当局应该反躬自责；逐一驳斥政府加诸学生的“破坏”、“妨害秩序”、“聚众威胁”等罪名。他强调：“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学生的意志绝对是自发的，而非被动的；他们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储安平还在《第二个闻一多事件往往制造不得》一文中，阐述了他对学生运动的基本态度—— “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

　　其三，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同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理由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对此，储安平写下《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他犀利地指出：“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微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在该文中，他坦陈“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不敢苟同”，认为这两家报纸“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还直言“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就私人感情而论，四报之中他与《大公报》最为亲厚，与其他三报则很淡薄；但就查封一事，他严厉批评《大公报》的反应“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他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无暇顾及一己的吉凶祸福。”储安平这种不顾私人恩怨的仗义执言的风格让人敬佩。 1947年10月间，国统区物价腾涨，其中“以纸价涨得最凶”，让《观察》等期刊的经营困难重重；而国民党听任纸价上涨，意欲让与政府政见不合的言论刊物自行消灭。对此，储安平谴责：“有许多刊物，确是成绩昭著，极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这些优良的刊物一个一个消灭，政府在道义上似亦未能尽其维护文化事业的责任。”1947年10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欲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新闻出版事业。对此，储安平除邀韩培德撰文从政治和角度加以评析外，自己还了一篇《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从条文本身予以批评。他表示：“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按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合理。”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出发之后，《观察》亦将被查封的消息随后传出。在刊物“存亡难卜”之际，储安平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言辞异常激烈。他嘲讽道：“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此外，《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三篇政论亦很重要，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储安平及那个时代不少人士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有论者指出：从中可以明显感受道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亦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22]此种倾向或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历史情境之下难以摆脱的局限，我们不应苛责，但是也必须正视：这种局限有时导致他们的历史眼光不够长远。

　　四、执著追求言论“干政”之梦

　　储安平在筹办《观察》期间备尝辛苦，1946年4—5月间，正是最为艰辛的阶段，国民党政府两度“以高级公务员见委”，皆被拒绝，他曾道明原因：“我们做人做事，说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 ，我落寞地守了好几个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储安平心中那盏“明亮的灯”应是指他的办报理念——追求言论“干政”、影响国人思想。对此，在《观察》创刊半年之际，他曾有一段说明：

　　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是“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

　　（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第1卷第13期）。“干政”就是一种“舆论”

　　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

　　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

　　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

　　“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

　　乃是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

　　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20]

　　秉持这一理念，《观察》积极“干政”。储安平期待该刊不是少数人的园地，而能成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发表意见的园地”。因此，他表示：在取稿上并无成见，并非只登约稿，自发的投稿只要“文章好，有分量”亦会被刊用。在出满第3卷时，储安平还做了一个“投稿录用率”的统计,用以说明，如表三所示。

（表三：《观察》第3卷的投稿录用率）

　　由于积极“干政”， “查封”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观察》的存在。对此，储安平无畏无惧，他在第3卷报告书中指出：“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的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21]在第4卷报告书中，他再次强调：“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22]

　　重温上述言论，通过研读他的文章、追踪他的历程，可以发现：储安平深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期望在中国舆论亦能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虑及其时的现实环境，他的理想毋宁说是梦想。从此意义上说，储安平是一位期冀言论“干政”的追梦者，他的追求执著坚定却不合时宜。曾与其共事的冯英子先生，对他的回忆和评价，可资佐证—— “储安平对办报有他的理想，一句话，就是书生论政，他很向往于伦敦《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言论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怎么会允许有一家《泰晤士报》呢？……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23]

　　储安平执著追求言论“干政”之梦，体现在实践上，是他主编《客观》、主办《观察》以及1957年筹划《光明日报》改版；体现在理论上，则是他形成了一套英式色彩浓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

　　其一，划分“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强调人民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储安平认为当时中国民众所享有的自由，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在对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职业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逐一进行分析后，他的结论为“大体言之，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到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如在言论自由方面，他举例道：“对于那些随便揭发他人的秘密，破坏他们名誉，刊载荒诞离奇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 对于“政治的自由”过少而“社会的自由”太多这一状况，储安平认为：“人民若无政治的自由，则民意不得申，民意不申，则国家的政治即失去了根，同时国家亦不能发挥其潜在的活动。在另一方面，人民的自由若不受限制，则一部分人行使无限制的自由，势必另有一部分人因被其侵犯而伤失其自由”；因此应该学习英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应大者大之，应小者小之”。[24]

　　其二，突出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建立民主国家以及健全舆论中的作用。储安平撰写“客观一周”的专栏时即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在《民主》一文中，由于认为一般人食能饱衣能暖之后，才知道什么叫“意见”以及进而希望他们表示意见，他指出：“要实行民主应先使人民能自由言论。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要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关于建立民主国家与健全舆论，储安平更多地寄望于中产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一文中表示：“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场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至于如何促使当时知识分子能出来领导舆论，他在《自由》一文中强调做到以下两点最为切要：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之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25]

【本文说明】2007年8月6日，吴廷俊教授电话告知：继在“新文化运动与启蒙报刊”一章中增添胡适一节后，拟修订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中还准备增添一节“储安平的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希望我能撰写初稿。2008年8月，《中国新闻史新修》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的初稿有删改。现借传媒学术网的一方空间刊出当日初稿，期待研究同道的批评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在博士论文中，为确定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坐标，我曾将胡适与储安平进行比较；之前撰写那份初稿时所收集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都派上用场。由此，我对胡适的“功不唐捐”一语体会更深。

[注释]
　　[1] 储安平在光华大学所读专业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新闻系、政治系、系。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 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3] 同[1]，第5页。

　　[4] 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90页。

　　[5] 戴晴：《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6] 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观察》第1卷第24期，1947年2月8日。

　　[7] 本段所涉4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3－4页、第10页、第14页、第5页。

　　[8] 同[1]，第21页。

　　[9] 本段所涉2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11—12页，第22页，第21页。

　　[10] 张玉龙：《从“客观”到“观察”：储安平对1947 年前后中国政局的观感与析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第72页。

　　[11] 本段所涉3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19—20页、第34—35页，第48—49页。

　　[12] 同[6]

　　[13] 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

　　[14] 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第324页。

　　[15] 汪荣祖：《储安平与中国自由主义》（徐友渔译），见刘军宁、王焱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8页。

　　[16] 余英时：《容忍与自由——<观察>发刊祝词》，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编辑部，2002－05－01

　　[17]《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

　　[18] 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第327页。

　　[19] 参见蒋含平：《“刊物本身是可以赖发行收入自给的”——储安平<观察>的经营策略探析》，2006（9），第70—72页。

　　[20] 同[6]

　　[21] 储安平：《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3卷第24期，1948年2月7日。

　　[22] 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4卷报告书》，《观察》第4卷第23、24合期，1948年8月7日。

　　[23] 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2)，第76页。

　　[24] 储安平：《中国人与英国人》，参见：《储安平文集》（上），第469—471页。

　　[25] 本段所涉3篇政论的引文见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下），依次为：第33页，第34-35页，第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