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的无序建构：关于海外华人的话语
关键词： 海外华人 身份认同 话语 无序建构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国内华人（在生活、工作且没有出国经历的人）对海外华人的身份的认知，并根据话语理论，出海外华人在中国被谈论的三种不同方式：民族主义话语、社会话语与关系话语，由此证明海外华人身份建构的无序性，同时也发现社会力量与人际关系改变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ident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as they are ascribed by their domestic Chinese (i.e., Chinese people who live and work in China, without any overseas experiences). It examines three ways overseas Chinese are talked about in China, demonstrating that identities are fluid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a symbolic product of multiple forces such a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ologie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can help transform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ologie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Identities；Discourses；Discursive Construction
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外工作、学习与生活，这个被称为“海外华人”的群体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回国探亲期间，也明显地觉察到与国内华人之间的互动大不一样，米德（1934）的镜中自我是显而易见的。在别人眼中，笔者看见了一个值得尊敬、令人钦佩、充满能力并且极具价值的“我”。同时，由于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认可，笔者的积极面子需要和消极面子需要（Brown&Levinson，1987）也得到了全面满足，甚至是过分满足。因此，笔者产生了身份表明与身份归属不符（由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我”和自己所认识的“我”不相符合）的困惑。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建构的？同为华人，“国内华人”怎样认知“海外华人”？其认知的依据又是什么？存不存在一个固定、统一的标准？
本文依循话语研究的进路，通过观察、记录及采访有孩子或亲属在国外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在某中学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了海外华人在中国被谈论的三种不同方式，发现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是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建构，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作用所导致的象征性产物，并证明了社会作用和人际关系有助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改变。
话语和身份认同
话语分析假定身份认同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建构起来的。话语和身份认同至少以三种方式联系起来（不可否认肯定还有其他方式）。话语建构身份认同的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人们在口语和文字中共享的话语结构来进行建构。例如，奥巴尔和孔莱（1991）发现在美国的审判中，诉讼当事人和职业性的区别性社会角色/身份是通过他们区别性的话语结构来扮演的。没有经验的法律诉讼人倾向于归纳地表达，而法律专业人员则趋向于演绎地表达。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独特的谈话规则来建构。许多交谈民族志学者和研究者说明了话语的这一功能。如卡却（1986）曾描述了以色列言语群体为典型的dugri（直接）言语方式。卡伯（1990）则认为美国社会中的社会身份认同是通过公共演讲的规则建构起来的，这种规则呈现了一些文化价值，如尊重他人、自我呈现、非强迫他人接受个人观点等等。最后，身份认同还可以通过被某些人或某些群体谈论的方式而建构起来，这些方式有助于提供他们的社会意义（Sanders&Fitch，2001）。本文旨在研究第三种方式，即通过谈论而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
由于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学建构起来的（参见Moerman，1988），采访对象描述海外华人所用的语言包含了丰富、深厚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或政治意义，因此笔者的研究主要以中文形式来进行，并根据斯普拉德利（1980）的领域分析方法将语码分为富有意义的语义类别。例如，用于提到海外华人的各种术语；采访对象对自己与海外华人的不同的定位方式；采访对象对海外华人不同的态度或感受；海外华人让采访对象产生亲近感或距离感的行为；采访对象认为能让海外华人觉得受欢迎或温暖的活动；海外华人被察觉的改变类型；国内华人和海外华人之间被认识到的异同，等等。
研究表明，关于海外华人的话语是不一致的，他们被不同群体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谈论着。以国内华人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来说，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由那些从未与海外华人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组成，他们就像是“客观的”观众。第二类是由与海外华人有社会交往的人组成，他们之间有直接互动。最后一类是由与海外华人有家族关系的人组成，如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这三类人谈论海外华人的方式，正如分类学分析（Spradley，1980）所揭示的——民族主义话语、社会话语和关系话语——导致了三种不同的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即政治的、社会的和关系的。对第一类人而言，他们关于海外华人的谈论极大地受到了由媒介和宣传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倾向于采用民族主义话语。而当人们（第二类人）在某一社会层面与海外华人有过互动后，他们会更加关注海外华人社会的和相互作用的方面，使用的是社会话语。最后，和海外华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或亲密关系的人（第三类人），则多采用个人/关系话语。深层次的分析则表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在关于海外华人的话语形成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能够改变那些有助于建构海外华人超验的身份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话语：超验的评论
在本项研究中，笔者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分发到某中学老师和学生的手中，有22份调查问卷被回收。笔者对师生们的回答进行调查发现，一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1]被这些回答者们所唤醒，他们对海外华人所使用的语言苛刻、严厉且有些冷酷。透过这些词句可以看到，来自政府、媒介以及所有宣传的声音，已经渗入电视新闻、广播节目、报纸和学校课程，从未和海外华人有过直接接触的老师或学生附和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关于爱国主义、统一的和国家荣誉的思想意识。
（1）爱国主义思想意识。首先，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在内，应该是爱国的。像其他任何国家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成为爱国的人。对海外华人来说，有几种方式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比如：在获得学位或完成培训后回到中国，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或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国的现状捐赠财物。这种爱国主义意识不只是针对海外华人，对国内华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他们某天有机会出国的话。媒介、学校教育、大众文化都被用来宣传这种爱国主义的信息。在一篇对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分析中，笔者曾（Chang，2000）指出，在这个几乎受到98%的中国人关注、时长为4小时的电视节目上，政府通过歌曲、、小品以及其他符号来传播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笔者认为通过所有的这些大众电视节目，政府能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统一的思想意识和乐观主义思想意识。此外，笔者还引用了晚会上四位获得国际大奖的歌手所演唱的歌曲的歌词[2]来说明爱国主义是如何穿插于文字中的。这些文字作为一种对全体中国人的警示，无论是正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还是打算出国的，提醒他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他们的祖国。事实上，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都有一些节目是以海外华人为对象的，向他们传达信息，即他们应该记住祖国。
而在本次研究中，从师生们的回答可以清楚地得知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唤起的。例如，在对问题，“当你听到海外华人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的回答中，一位学生答到，“它让我想到了祖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和博大的文化。它还让我想到了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目前还不够发达的事实。于是，我想到海外华人在用中国的热血为外国服务。”这个学生在回答中表达了她对中国的热爱和对那些不回国的海外华人的批判。一位中学老师用几个问题回答了同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出国？他会回国吗？他会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吗？”另一位学生回答说，“我首先想到了中国和世界上较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海外华人，作为中国人，应当怎样为祖国的繁荣尽一份力呢？”其他学生写到：“首先，我不赞同那些成为外国公民的海外华人，因为那多少表示他们不爱祖国。”以及，“如果他或她是从心里珍爱祖国，那么我会感到自豪，但如果他或她完全遗忘了祖国，那我将感到羞耻。”
除了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回答中还唤起了一种思想意识，即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所有中国人分享着相同的历史和传统。
（2）统一的思想意识。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所有的民族、宗教、区域和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属于这个大家庭。他们不可分，是因为他们共有的历史和血液——所有中国人相信他们都是远古时代共同的祖先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因此，炎黄子孙就成为了中国人的另一代名词。在语言学上象征中国是个国家-家庭这一概念的，是汉语中用于指代国家的汉字。它包括两个汉字，国和家，因此是国家。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产生和传播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来加强领导，从政治、文化和上使中国稳定。研究中有一些中学老师和学生的回答就是援引了统一的思想意识。
当我想到海外华人的时候，我想到了闯荡的特性，对理想生活和丰富知识的追求以及同为炎黄子孙的亲密感和爱。
相对于国内华人而言，与海外华人的互动并没有太大差别。这是因为同为国人而产生的亲密感。
除了唤起所有中国人都属于一个大家庭这样的观念外，回答者在他们的回答中呼吁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那就是作为中国人，应该为中国感到骄傲，而且不应觉得国外的一切都优于国内。
（3）国家荣誉的思想意识。中国人被教育要热爱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觉得任何人和事都次于国外的人是非常懦弱的，甚至是应当被批判的，另外，崇洋媚外也是不对的。年轻人，尤其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海外华人，因为他们生活在国外，与国外的事物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和“成为外国的”紧密联系起来。所以，年青人都被教育不要在心里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更不要在任何方面觉得不如他们。我们可以从中学生的言语中得出这种思想意识。
我相信在中国，海外华人和国内华人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外华人就主观地抬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我们没必要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外华人就高估他们。
我们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想（或我们的思想在作怪）。我们总是认为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外华人就比我们特别。实际上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
我没有太多的感受（对于成为海外华人的邻居、朋友、 亲人、同事），相当平常。如果某个海外华人和我有关系，我相信那是由于他们的选择或努力，和我无关。这不值得我羡慕，更谈不上炫耀。我想这不会影响我与其他人的交流。
当他或她生活在国外时，他或她是海外华人，一旦他们回到中国，他们就只是普通的中国人。在我眼中，他们只是普通的中国人。
给出这四个回答的采访对象都是中学生，他们试图让海外华人不应比国内华人受到更特别的待遇，不应为此而受到羡慕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国家荣誉的思想意识被用来压制人们心中对“外国的”中国人表示羡慕的倾向。
以上援用的采访对象都运用了民族主义话语谈论海外华人。他们做出非常一致的超验的评论（意思是非涉及个人的），重申了政府通过大众媒介和学校教育所进行的宣传——爱国主义、统一及国家荣誉。师生们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顺应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极佳的例证。根据法国文化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人们由于受到两种重要的影响因素或国家机构的作用而顺从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强制力（暴力），或由惩罚而产生的影响，比如警察，军队，政府（强制性国家机器）。另一种是劝服力或通过和平途径而产生的影响，比如学校，教堂，媒介和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下，海外华人作为公民的主体性被政治性地建构起来，对其行为的评价基于他们是否能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在采访对象的描述中，他们并不特殊，不值得羡慕，甚至不是好的公民。
然而，海外华人更多积极的形象是被运用社会话语的人塑造起来的。这些人几乎都与海外华人有过直接接触，他们是朋友、邻居、同事或以前的同学。
社会话语：社会与文化的存在物
在社会话语中，海外华人作为社会和文化的存在物被谈及。他们的身份主要通过人们描述其社会和文化行为的方式而建构。因为采访对象与海外华人有直接关系，当他们与海外华人交流的时候，更注重他们的感受和由他们的个人经历而产生的体会，大多数描述都是非常奉承的。除了有趣地概括了海外华人的富有以外，还有对其个性特征、交往方式、思想、知识等等的评价，就如同经过他们的互动所证实的一样。
下面的采访对象对海外华人做出了高度评价：
我相信与生活在国内的华人相比，海外华人更独立，目标更明确，生活更有条理，也更加自信。他们解决问题更果断麻利。而且他们更能吃苦。
以上这位采访对象认识到一个具有高能力和近乎完美的海外华人，而下面这位采访对象的中学同学取得学位后在国外工作，他将海外华人描绘成了所有国内华人理想的典范。
海外华人大致有两类。一类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定居国外，这些人是成功的，也是生活的强者。他们非常能干、优秀、非凡和可敬。他们是出色的、值得学习的角色典范。另外一类就包括幸运地通过别人的帮助而出国的人，能出国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
另外两位采访对象谈到了与海外华人产生某些联系所带来的社会利益。
我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在中国人心中，海外华人是非凡的。所以有亲人是海外华人，更能获得别人的关注，而且也更容易成为谈话的焦点（或中心）。
我感到自豪，骄傲和满足。这促进了和亲人朋友间的互动。你会从他人那得到一些赞美，然而，它们也会让你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你需要特别的谦虚谨慎。（因此在他人面前不能表现出自豪感）。
在互动原则方面，采访对象普遍回答说，当他们与海外华人互动时，会基于三个原因而采取不同的行为标准：为了表示对海外华人的尊重，为了避免因忽视了海外华人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窘迫以及让海外华人留下一个正面的印象。如下面的采访对象所回答的：
我更为他们（海外华人）着想。一般来说，我会平等地与他们交流。我认为能在国外生活或工作确实是一种本事，是多年辛苦工作的结果。至于生活的细节，他们可以按照喜欢的方式进行。首先，这是对他们表示尊重。另外，我并不清楚国外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但说到行为准则，就有一些不同了。对国内华人难以容忍的，对海外华人却可以，一方面是出于对海外华人的尊重，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理解，毕竟国外的一切生活方式都与国内的有很大差别。
与国内华人相比，我会用不同的行为准则来对待海外华人，也就是，更谦虚，谨慎。对于长期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人，我还会注意那个国家的社会和宗教习俗，以使我不会留下国内华人粗鲁和无礼的印象。
大多数采访对象说，相对于国内华人，他们对海外华人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准则，并强调在海外华人身上可以忍受在国内华人身上所不能忍受的。理论家马克•戈尔德（1980）的“能力—越轨行为”假说或许可以理解这一现象，它说明一个人展示出越多的能力，他的越轨行为就越能被人接受。从这些描述来看，海外华人是非凡的，他们值得受到尊敬，赞赏和特别待遇。总之，他们是优秀的社会文化存在物，比国内华人优秀。正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具有高能力的，因此他们异于社会或文化标准的行为就更容易被接受或容忍。
此外，海外华人不仅仅是作为政治公民、社会文化存在物被谈论，也是关系存在物。关系话语主要被海外华人的父母所采用。显然，海外华人在父母眼中与在其他人眼中是大不相同的。
关系话语：“新的”存在物
在父母眼中，无论海外华人有多大或有多特殊，他们仍然是孩子。父母谈到海外华人，作为他们的儿女，首先谈到的孩子们的变化。几年的国外生活后，对于在儿女身上所发现的积极变化，父母几乎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激动和满意。例如，一位被采访者，她是一个在德国学习机技术的女大学生的母亲，热情洋溢地向笔者描述了她女儿在2005年春节回来探亲时的积极变化。
她改变了很多。在家的时候，衣、食、住完全依赖于父母。现在她在国外生活了两年多，成长了，变得非常独立。她变得自主了。她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比如，与别人交往时，变得非常礼貌。她遵守公共秩序，懂得道德规范，很有规矩。看到她的这些改变，我非常高兴。她成熟了，学会了思考自己的人生……我以为，她会表现得像去德国之前一样，还是个孩子。然而她已经成长了。她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及认真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大大地改进。现在他看待问题更全面，更合理。
在这位母亲的描述中，她国外的女儿更成熟，自主，独立，而且更善于批判地思考和解决问题。总之，由于生活在国外，她成为了一个更优秀的人。事实上，所有的父母采访对象对在国外生活的孩子都有这种描述。让我们看看另一位母亲的描绘。她的女儿正在美国学习环境管理，在2005年5月回来了一个月。
她在天津上的大学（北方的一个城市，被采访者生活的地方）。所以她之前基本上没离开过家。周末甚至把衣服带回来给我洗。现在她的生活能力大大地提高了。她自己知道怎么做饭，洗衣服。过去她从来不主动做任何家务活。在这方面我真的很担心她。但现在她能处理得很好……另一件我曾经担心的是她和其他人的关系。现在她和另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士合住一个房子，那位女士正在读博士学位。她主动承担了一些事，比如打扫厨房和浴室。每次我和她聊天（被采访者告诉我她和国外的女儿定期用或电话聊天）都会叫她注意和别人的关系。“不要只考虑自己，要先想到别人，要知道怎么照顾他们。”在这方面，我对她也感到很满意。至于她的学习，我从没担心过。她在所有课程中都拿了“A”。因此她最大的改变包括生活能力的提高，做家务，自己做饭，良好的人际关系。总的说来，她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主。
这位母亲在她提到她经常和女儿谈到要注意与别人的关系时，试图强调她对女儿生活上的影响，又一个有了很大进步和更优秀的人被描述在谈话中。
另一位母亲从她与她儿子回国探访后的关系来描述已婚的儿子，而这是离家两年半之后的探访。
他变得更体贴而且知道怎样来照顾父母。上中学时，他从不会在用餐的时候给父母夹菜。但现在，他经常那样做。我发现他变得更热情、友好和亲切。但因为还没有踏入社会，他似乎还像个学生，单纯、天真、热情，丝毫不世故。最让我惊喜的是他现在知道怎样照顾父母。他在中学甚至是大学的时候，对父母从未有过任何象征性的感激。但现在他变了。他知道疼人了。
因此，以父母的观点来看，华人出国后比出国前要好。但这不是说在父母眼中，他们是完美的。相反，父母对生活在国外的孩子表达了某些不满。这些不满出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孩子看起来以自我为中心或他们的行为与父母的预期不符。当父母们描述他们的不满时，他们听起来有些犹豫（这与他们对孩子积极方面的热情描述形成强烈对比）和无助。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为这些改变而高兴，而另一方面，这些改变似乎又把孩子从他们身边拉走，并对他们在孩子生活中的影响作用形成了威胁。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已经觉察到丧失对孩子人生完全支配的危险。最重要的是，会在生活于国外的孩子眼中显得无知，让他们显露出难以察觉的伤感。下面这位母亲叙述了她的悲伤和无助，她认识到女儿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她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而且有一点过于独立。
我女儿性格内向。她不喜欢主动释放自己（在她最近回家的这段期间）。所以每次我都不得不问她。举例来说，我对她的专业很好奇，并且想让她告诉我她的专业对将来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工作机会，等等。但她对此不愿多谈。如果她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以一种简单和抽象的方式回答，而我希望她能说得更具体。我想她是认为我不懂她所学的，所以拒绝和我谈。这让我对她很不满。我把这告诉了她父亲，他只叫我不要为此操心，随她去……另一个是关于她的个人问题。她在大学没有交任何男朋友（在中国）。所有时间她都忙于托福和GRE的。在她去了美国之后，我希望她找一个，这样他们就能照顾彼此。但每次我提到这个话题，她就不愿继续下去。我觉得她是女性，晚了不好。因为等她以后年龄大了，会很难找到。你知道在中国男人应该比女人大。她只说有男朋友的时候会告诉我。我不喜欢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一天她穿了一条太短的裙子，我告诉她这条裙子不合适。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用自言自语，似乎因我的意见很不高兴。我告诉了她父亲并说她在美国改变得很快。她只想要独立，根本不让我管她。
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母女之间的微妙矛盾是因为她们相抵触的价值观和观念。母亲用中国传统观念（如：关于女性的婚姻和衣着）来影响女儿，而女儿结果已经被美国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了。这当然让母亲感到失望。一些行为准则也引起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比如，母亲希望女儿更主动，更具体地谈谈学习，而她的拒绝被母亲理解为一个对有损于自己信息 ——即她女儿肯定觉得她不具有必需的知识（或理解力）来理解她所要说的话。母亲还希望，作为一位女性，女儿能穿的更得体。然而，女儿没有顺从她的安排，还用英语表达自己的不快以抗拒这种安排。女儿知道她母亲不懂英语却仍然要说，这让母亲理解成是她对自己的不敬。但是就女儿来说，也许只是想要表现她的个性，独立或自由。
另一位母亲同样表达了在儿子探亲期间，对他行为举止的不满。
他有些被动，感觉他不愿主动说什么，除非你问他。我希望他能主动地说。他看上去以自我为中心。他计划出去见朋友，购物等。结果没有多少时间在家和我交谈。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但我仍然感觉到和他之间的距离。他在家庭聚会上为我夹菜的时候，我觉得和他很亲近。
这位母亲所期待的，也是儿子没有满足的，就是主动分享他在国外生活的点滴，和父母商量计划，花多点时间在家里，等等。儿子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似乎就是被察觉的优越感和过分独立。
然而，他们除了提到在国外生活的孩子的某些缺点外，所有的父母在采访的最后都会补充说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亲人，他们都非常满意。用他们的话说，总体上是不错的。家长都表达了对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态度。对他们而言，在国外生活有助于孩子在个人方面和专业方面的成长和成熟。一位家长的话似乎最好地了家长们关于国外经历的观点。
我相信去国外学习为一个人作为个体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尽管生活更困难，充满了各种滋味——酸，甜，苦，辣……但这为人们提供了机会来他们的个性和生存的能力……虽然独自生活在国外会孤单寂寞（她谈到她女儿），但比在家里成长地更快。我相信这是个值得的经验。
因此，在父母眼中，海外华人首先是孩子，然后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他们是在某些方面进步了的和“更好的”人和孩子。但同时，他们那些超出父母理解的改变，使他们和父母间产生了距离。在关系话语中，海外华人被理解为这样的人，他们经历着不断的改变，接受了某些“外国的”行为举止和观念，他们迅速地变成了“长大的”和“新的”孩子。
综上所述，关于海外华人的三种话语——民族主义话语、社会话语和关系话语，对海外华人身份建构的影响揭示了以下问题：首先，三种话语的存在说明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他们没有统一的或唯一的意义，相反，他们通过话语被无序地建构着。其次，这也说明国内华人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所形成的。最后，尽管关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刻画了一种与社会话语和关系话语完全不同的形象，但我们同样也看到社会话语和关系话语并没有受到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或许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更为乐观的结论，那就是，从某种程度来说，社会互动和个人关系可以改变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毕竟，长期以来，媒介简单的或错误的描述使人们对社会中的某些群体产生了刻板印象，而如果社会互动（或人们之间的直接经验）和关系的力量能够帮助人们克服群体之间的偏见，这必将有助于建构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注释]
[1]这里将Handler（1998）的民族主义观念借鉴为意识形态。
[2]Chang所引用的歌词
风儿，请告诉我
早春的家乡有多少花儿已经绽放。
风儿，请告诉我
有多少笑容和泪珠交织在母亲的脸上。
[]
[1]Mead, G. H.(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alist.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Althusser, L.(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B. Brewster, Trans.). London: New Left Books.
[3]Gold, M.(1980). Did I say that? Articles and commentary on the Try Another Way System. Champaign, IL: Research Press.
[4]Spradley, J.(198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5]Katriel, T.(1986). Talking straight: Dugri speech in Isreali Sabra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Brown, P. & Levinson, S.(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Handler, R.(1988).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Quebec. The University ofWisconsin Press.
[8]Moerman, M.(1988). Talking culture: Ethnograph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9]Carbaugh, D.(1990). Communication rules in Donahue discourse. In D. Carbaugh (Ed.),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ntact.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10]O’Barr, W., & Conley, J.(1991). Litigant satisfaction versus legal adequacy in small claims court narratives. In D. R. Papke (Ed.), Narrative and the legal discourse: A reader in storytelling and the law (pp. 65-89). Deborah Charles Publications.
[11]Carbaugh, D.(1996). Situating selves: The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identities in American scen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2]Zheng, Yongnian(1999).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Chang, Y.(2000). New nationalism in China in the 1990s: An analysis of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1999. Paper presented at Iowa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Amana Colonies, Iowa, Sept. 2000.
[14]Sanders, R. E., & Fitch, K. L.(2001). The actual practice of compliance seek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11 (3): 263-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