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与常州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李春梅 时间:2010-08-12

提要:900年前,一代文坛巨子苏轼仙逝常州。本文围绕苏轼与常州的“缘”,论述了苏轼与常州的关系。对苏轼自首次通判杭州途经常州,至晚年海南获赦逝世于常州的重要活动进行了叙述,强调苏轼买田阳羡,归老常州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仕途的厌倦和畏惧,常州的秀美山水,常州人民及好友的真挚情谊等等,突出了苏轼与常州的深厚感情和密切联系,认为常州可谓苏轼的第二故乡。

关键词: 苏轼 常州 缘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祐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政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政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倅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惇相约:“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饘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祐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煇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祐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饘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仙逝常州距今已900年了,这位几十年来一直在逆旅奔波、席不暇暖、过着流亡生活的蜀山游子,终将一代才子之灵气永留于江南这座美丽的小城。至今苏轼与常州仍前缘不断,他为常州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咸淳重修毗陵志》卷23载苏轼有关常州的诗近二十首,为此志所载诗人的诗歌数量之首。清人阮升基赞叹道:“考公词翰所及,屡称阳羡,则阳羡境内何处非公吟魂浩气所往来耶?”[xxxiii]凡是苏轼足迹走过的地方,在民间都历代流传着对他的歌颂和传说。如今,还有多处有关苏轼的遗址胜迹供人们游览和瞻仰。如常州的苏文忠公祠、舣舟亭、洗砚池、藤花旧馆;宜兴的东坡海棠园、东坡书院等。此外,苏轼还留有许多轶闻、佳话,在各种史书、文集及方志中均有记载,为人们所传颂。常州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伟人,常州就是一代文坛巨子苏轼的第二故乡!

 

[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清光绪八年刻本。清李先荣原本,清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

[ii] 同上,卷4。

[iii]《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卷48,页2641。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

[iv]《苏轼诗集》卷5,页224。

[v]《喜刘景文至》,同上,卷34,页1815。

[vi]《苏轼文集》卷11,页368。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vii]《狱中寄子由》,《苏轼诗集》卷19,页998。

[vii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23。薛瑞生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ix] 在江苏宜兴县南,以近荆南山得名。上承永阳江,下注太湖。

[x]《苏轼佚文汇编》卷6,页2578

[x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3,页565。

[xii]《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苏轼诗集》卷11,页553。

[xiii]《和章七出守湖州》题下“施注”引章惇寄诗,《苏轼诗集》卷13,页649。

[xiv]《乞常州居住表》,《苏轼文集》卷23,页657。

[xv]《滏水集》卷20,金赵秉文,四库全书1190册,页263。

[xvi]《苏轼诗集》卷25,页1346。

[xvi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

[xvii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xix] 同上。

[xx]《苏轼诗集》卷43,页2368。

[xxi]《跋东坡楚颂帖》,《家藏集》卷50,明吴宽,四库全书1225册,页458。

[xxii]《菩萨蛮》,《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74。

[xxiii]《清波杂志》卷3,清周煇,四库全书1039册,页23。

[xxiv]《钱君倚哀词》,《苏轼文集》卷63,页1964。

[xxv] 《苏轼诗集》卷11,页533。

[xxvi] 《苏轼文集》卷32,页915。

[xxvii] 同上,卷58,页1775。

[xxviii] 《毗陵东坡祠堂记》,《梁溪漫志》卷4,宋费衮,四库全书864册,页718。

[xxix]《栾城第三集》卷5,页1523。

[xxx]《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嘉祐集笺注》,页450。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xxx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

[xxxii]《栾城先生遗言》。

[xxxiii]《东坡书院》,《嘉庆重刊宜兴县志》卷2。清嘉庆二年刻本,清阮升基修,宁楷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