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直接交换回归与货币政策初探

    [内容摘要] 本文在近年来关于“货币迷失”现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市场直接交换回归的现象作了深入考察，在相关及数学模型建立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市场直接交换回归才是“货币迷失”的内在机制。

    [关 键 词] 直接交换回归直接交换率  动变率 货币迷失  经济动变支点系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货币政策越来越密切地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货币迷失现象的研究成果却揭开了一个秘密的冰山一角，在人们所熟知的货币数量规律背后，还存在着规模越来越大的直接交换的现象。相对于原始的直接交换在上的存在，我们称之为回归，也正是它导致了货币的迷失。在对近代货币理论及我国具体经济实践考察后，我们认为，看不到当前现实存在的直接交换的回归现象，而把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换当作唯一的市场交换形式，这是导致货币政策局限性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当前经济学统计内容中缺乏相关数据的情况下，该文主要立足于定性研究作数学模型的考察。

    一、市场直接交换回归的秘密

    无论古典货币数量论还是货币数量论，它们的数学模型都建立在市场交换有货币参与的假设之上。也就是说，货币在当前经济理论当中还是被当作市场交换的必须因素加以考察的，交换都通过货币，经济活动完全联系于货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与经济直接产生正相关关系，即货币供给增多，则物价水平上涨，货币供给减少，则物价水平下降。货币政策也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数学模型认识之上的，虽然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这种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应该是基本的关系。

    我们所谓“市场的直接交换回归”,之所以说是秘密，是指它一直存在着但还未被人们深入研究，具体说来，就是指随着货币价值尺度形成和经济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以前必须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用虚拟货币就能够完成了，这种不经过货币实物中介的交换实质也是一种直接交换，只不过它与原始的没有任何中介形式的实物对换相比多了一种虚拟的价值标准。就这种由原始的直接对换经过货币中介到虚拟价值标准的直接交换而言，就表现为典型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回归形式。在市场发展史上，纸币的出现成为直接交换回归的标志。这是因为，纸币作为价值尺度，在根本上只是一种符号；货币一旦转化为这种符号，虚拟价值尺度也就产生了。不过在另一方面，纸币作为虚拟价值尺度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即由政府发行，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并因此与真实货币挂钩，成为实际的第二货币。也因为这个特殊性，纸币能够与货币共同构成货币政策的主要载体。到现代，货币则成为直接交换形式的极至，其规模的扩大甚至普及已经逐渐把货币重新商品化，而这种重新的商品化实质上也是一种回归的形式。

    由于直接交换回归现象的存在，建立在货币中介基础上的货币数量关系方程因此表现出相应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其作用的范围仅在以实际以货币为中介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就必须考察直接交换所完成的部分。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对直接交换考察的缺失导致了货币政策不能完全作用到目标经济对象中，就发生了“货币的迷失”。所以说在根本上，“货币的迷失”不是通过漏斗、黑洞或暗河的形式“渗漏”的，而是直接交换回归所导致的货币价值尺度功能的缺失在不同的经济区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用“渗漏”这样的概念来考察货币政策局限性既不确切也不。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直接交换回归现象作为价值规律在市场标准化和信息化过程的必然表达，它与市场运行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市场稳定则直接交换规模扩大，货币退出流通，金银价格下降；市场不稳定则货币需求量增大，储存的货币进入流通，金银价格上升。这也是与现实情况相符合的，而其最典型的表现是，一旦出现地缘的动荡，则黄金就会显著地升值。尽管直接交换回归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实际运动却表现出相当的不确定性，其实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货币政策的相对性。“迷失的货币”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规模和速度“喷涌”而出，针对这些课题又该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以消除影响经济稳定的消极因素和减少货币“喷涌”，就都与直接交换回归的规律性联系起来。

    二、货币历史功能的演变：由“储水池”到“压船石”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货币形式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其功能也有相应的转变。在货币出现之前，交换是简单的和偶然的，其实质就是物品的直接对换；后来由于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交换先是扩大为多种实物价值中介的形式，最后才形成货币中介的形式。在货币产生之前，铜、铁、贝壳、布匹都曾经作为价值中介起过作用，他们都是货币的前身。金银之所以被固定为一般等价物，与其他价值中介的区别仅在于它的天然特性最适合充当一般等价物。货币的这个演变过程说明，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具有绝对权威的货币，也不过是作为价值交换的间接媒介才得以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在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产生之后，市场交换由通过货币的间接交换转变为通过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换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它既是一种市场低级交换阶段向高级交换阶段的转变(不再需要具体的货币)，也就是从价值本质的间接形式向直接形式的回归，而作为价值形式适应物质载体演变的过程，就是对市场标准化、信息化的发展的反映。

    随着货币的形成与演变，市场的直接交换回归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地有四阶段的划分，形成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第一阶段：在市场出现之前，以原始的直接交换为主，并向扩大的价值中介形式的间接交换转变。这一阶段其实也就是简单的和偶然的交换阶段。在这一阶段，部落之间的交换是直接的和零星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尺度，也可以说，其价值尺度就是实际交换的实物本身，用一头牛换一件青铜器，或用一堆粮食换一块石头，对他们都是合理的和等价的。后来由于交换规模的扩大，这种交换变得不再方便，才出现了多种实物中介的交换形式，由此开始了间接交换的过程；

    第二阶段：由各种各样的价值中介到金银一统天下形成货币而在纸币形成以前。这一阶段间接交换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市场以间接交换为主，并向直接交换回归。货币一旦形成统一的价值尺度，虚拟价值尺度就具备了产生的条件，标签价格能够代替货币实价，就发生了不通过货币实物交换的可能性。一座房子值十两黄金，一件玉器也值十两黄金，则两样物品就能直接交换，并不须把黄金拿来拿去。只是由于这种恰好等价的交换是偶然的，实际仍需以货币中介为主；

    第三阶段：纸币出现之后，电子货币出现之前。这一阶段价值虚拟化达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除非战乱和经济动荡，都是以虚拟货币中介的直接交换为主，金银货币的实体则相当程度退出流通。不过由于这一阶段建立在不稳定和缺少经济统一性的虚拟价值尺度基础上，往往还需要金银货币在一定时刻来稳定市场，正是这种必要性产生了货币“储水池”的功能。经济稳定时，金银退出流通储存起来，经济不稳定或需要国际交换时，金银重新进入流通，储存减少。当前阶段，由于全球经济统一化远未完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也未根本克服，所以尽管经济信息化产生了电子货币形式，但仍然将长期处于这个阶段；

    第四阶段：是指在全球经济统一化完成后，经济的完全信息化和标准化使得电子货币从形式到内容都得到统一，虚拟货币价值尺度一致而且稳定，以电子货币为基础的完全直接交换就能够实现。在这一阶段，金银失去货币职能转变为普通商品，以间接交换为本质内容的货币数量理论因为失去了存在基础而走到历史尽头，货币政策则转变为市场标准化与信息化政策。当然，这一阶段既是理想状态，也是理论推论的必然。在其最终实现之前，金银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即表现为“压船石”功能。虽不参与流通，其价值尺度作用却无可替代。这也就是“储水池”和“压船石”的差别。现实的生活中，美国借助于美元的硬通货地位大量发行纸币大举国债，自己花钱别国买单却没有出现财政危机，正是利用了货币“压船石”的特点。

    由上可见，在现代的直接交换与原始的直接交之间，其差别不仅在于时代形式，更在于历史形态。现代的直接交换得以建立的市场标准化信息化的基础是原始交换所没有的，也正因为此，市场的直接交换回归作为历史发展的反映，对于全球统一市场、统一经济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三、直接交换率及其动变率：货币数量方程的修正

    为了弥补既有货币数量方程对直接交换部分的忽略，我们需要相应引进反映直接交换的参数，即直接交换率，用Z表示，其含义为不使用货币或纸币而利用货币或其他虚拟价值尺度形式完成交换的价值量(包括直接对换部分)占市场交换价值总量的比率；相应地，也就产生一个间接交换率，即使用货币或纸币完成交换的价值量占市场交换价值总量的比率，用J表示。由于这两者共同组成市场交换，其间存在一个关系：

        Z=1-J或J=1-Z

    如果以经典的货币数量变易型方程(MV=PT)和现金结构分析方程(M=KPY)为基础，根据其货币间接交换的学内涵，把直接交换的部分以直接交换率Z联系考察，则两方程分别修正为

    MV=JPT=(1-Z) PT  (M代表流通的货币数量，V代表流通速度，T代表商品总量,P代表平均价格,Z代表直接交换率,J代表间接交换率)

    M=JKPY=(1-Z) KPY (M代表货币需要量，P代表价格水平，Y代表总产量，K为持有货币数量与总收入之比，Z代表直接交换率,J代表间接交换率)

    由上面新公式可见，直接交换率Z越大，间接交换率J越小，则货币需求量越小；反之，则货币需求量越大。

    另一方面，作为市场标准化、信息化进程的直接反映，市场的直接回归现象及其直接交换率也就成为经济化特别是信息化的基本指标，因此也可以称为信息化参数。在一定的国民生产水平下，Z越大，就意味着市场信息流通顺畅，价格适当；Z越小，则市场反映迟钝或者有垄断存在，或价格脱节，或经济动荡。同时鉴于这种联系，考察直接交换率的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幅度，就可以发现经济动荡幅度而加以控制和预防。由此又引出一个参数即直接交换动变率，用D表示，若用h表示时间，则

        D=Z/h

这就是直接交换动变率公式。

    一般的关系是，动变率越大，直接交换率变化越大，则经济动荡幅度越大，“压船石”功能突出，货币需求量增大；动变率越小，直接交换率变化越小，则经济越稳定，货币需求量减小。直接交换率及其动变率由此可以作为考察现代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

    四、结论与建议：货币政策的反向制动与预势制动的结合

    所谓反向制动，是指根据经济问题趋势采取相反方向的控制措施以消除其消极影响的经济学管理方式；

    所谓预势制动，则是指按照经济问题发展趋势采取预防性的控制措施以防止经济问题恶化的经济学管理方式。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地得出了反向制动的结论，比如经济过热就要提高利率，经济紧缩就要降低利率，通货膨胀就要减少货币发行，通货紧缩就要扩大货币发行。应该说，反向制动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经济心理活动的存在，很多时候，反向制动政策一旦出台，就等于宣布经济问题的实际存在，由此发生的避祸心理很容易引发社会性恐慌，甚至导致经济危机。上的每次经济动荡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机制的作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反向制动才是有效的而不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呢，这也是我们研究直接交换回归现象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即预势制动的可能性问题。

    引进直接交换率修正之后，货币数量关系不再单纯技术性地与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水平相关，而变成了一个与生产、需求、经济结构、经济稳定程度等各方面紧密相关的综合方程。基于这种联系于经济全面性的综合关系，政府的货币政策也不应该单纯地从商品量、价格水平来决定货币政策，单纯技术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应对措施而不是控制措施或预防措施。若对动变率作一个定量性研究，或者从经济实践的经验当中或者按照经济心理得出一个系数D0，此时的动变率代表不至于产生经济恐慌的最大的经济动荡幅度，如果超过这一幅度，则任何反向制动都将意味加剧经济动荡导致形势恶化，我们将此称之为经济动变支点系数。在D＞D0 时，经济首先求稳定， D≤D0时，经济政策才可以适度调整或运用反向制动措施。这一系数还有待于经济学界逐步加以解决。

    当D＞D0 时，就意味着经济动荡幅度过大，这时候应该求稳定而不急于反向制动，否则便可能加剧经济动荡。例如1997年东南亚危机中，欧美日国家为了应对危机局势采取传统的反向制动措施，纷纷把货币贬值以保持产品价格优势，这主观上加重了危机国家紧张情势，客观上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反地，政府保持了货币价值稳定，这一政策对于危机缓和并重新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也因此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尊重和感激。很明显，中国此时的货币政策不单单是决定，更有经济学内在规律考虑。

    当D≤D0时，就意味着经济相对稳定，可以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例如发生在近年的人民币汇率之争。美国把贸易逆差扩大归因于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挂钩政策，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并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热钱纷纷涌入对人民币投机，中国经济因而暗波汹涌起来，直接交换动变率D因此变大。如果此时中国对人民币采取升值政策，则人们的信心指数将出现变动，国际热钱也会乘机兴风作浪，轻则经济动荡，重则如同日本一样地陷入经济萧条。由于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客观上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国际热钱渐渐失去投机耐心，经济稳定度明显增加，动变率D也变小，中国适时地推出了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虽然人民币同样地有一定幅度的升值，但它不但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明显冲击，相反进一步稳定了经济发展的强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保持着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在这里得到的研究成果应该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这种区别于西方经济理论结果的预势制动不但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思维特色，而且具有更全面更的优越性。

    除此之外，我们支持当前学术界基于货币迷失现象的研究成果的对策性建议，包括：第一，在增强中国人民银行独立性和权威性基础上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第二，加强对货币政策运行情况的监控，主要采用预势制动的货币政策；第三，加大对金融经济监控力度，加大电子货币实用化问题的完善力度，从根本上消除货币迷失的现象并加速经济信息化进程。

    主要:
裴平，熊鹏：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渗漏”效应[J] 《经济研究》2003(8).
裴平，韩贵新： 迷失的货币与突发性通货膨胀 《新华文摘》2005(6)
周小川：“积极推进外汇体制改革，稳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国际金融研究》 1997(1)
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