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今观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金欣 时间:2014-08-22

  论文摘要 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复杂无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伴随着思想、经济、政治领域急剧变化,人们对社会的发展变迁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本文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各个领域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

  论文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古今观 玄学 道教 佛教

  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的总体特点为:儒、玄、佛、道各大家思想互相影响,交相渗透,趋于复杂化、激荡化。这一时期,玄学的建立、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大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舶来,各利益集团的分化、改组,社会人口空前的大流动,民族关系的大变动等社会现象无不冲击着思想文化领域,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汉文化同域外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给思想界吹进强劲的新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社会的无序、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又给思想留下大片空白,刺激着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诞生和裂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究竟怎么产生的,症结在哪里?无序的社会应如何整合改组?理想状态的社会模式应是如何?理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模式及关系谱图应是怎样?这些问题困扰着、刺激着社会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关心、思索、探讨、论证和解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最终促使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呈现出多元、绚丽的奇观。

  一、玄学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强权割据,最终导致儒家经学,丧失了“独尊”的社会条件和基础。儒学既已难以独尊天下,必将出现思想活跃,百家会通的社会局面。道家思想出现另辟蹊径的跳跃式发展,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玄学思想早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的主要观点既是“无为”,现象后的本质就是老庄的道家学说,何晏、王弼变通的手段,拉上儒家的旗帜,目的仅在于减少前进发展中的障碍和曲折。到稍后出现的阮籍、嵇康这一时期,则公然打起老庄的旗帜,向儒家思想亮出了底牌、宣战了,发展到向秀、郭象时期,更进一步而以注疏《庄子》为其核心是想观点的表达方式了。这就是著名的魏晋玄学。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玄学家大多抱有今不如古的相对思想,对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源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的思索和探讨。提出了几点主要论题:

  二、名教致乱论

  生活在魏晋之交的嵇康,从社会形态、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社会问题彻底进行了清算。《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中,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问题,文中提到:当今世风衰颓,世家大族凭借祖宗资产之助、地位之尊,不讲朋友之情,不论师长之谊,宰割天下,已奉其私;为了一己私利,矜威纵虐,以邢胁贤。人们追名逐利,尔虞我诈,完全泯灭了人的自然善良天性。嵇康将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定性为名教的制定。他认为,在“鸿荒之世,大朴未亏”的时代,人们“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在上的国君质朴无华,在下的人民没有竞争,社会秩序安然,“物全理顺,莫不自得”。而自从“大道陵迟”,人为地造作名教以后,束缚了人们的心志;制定了等级名份之后,约束了人们的言行举止;办学、讲经,神话了统治者的德治教化,所谓的天意、民心都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运动模式;所有这些引诱和刺激着民众违背本性去追逐功名利禄,最终破坏了社会的自然和谐与人性的纯朴率真,社会道德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挑战。

  三、君臣致乱论

  阮籍也在《通老论》、《大人先生传》中表述,在“太素之朴”未散的时代,没有利害斗争,没有是非善恶,没有君臣名份,只有人们各得其所,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自从有了君臣以后,与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使得民众处于灾难之中,“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君臣各为私利,贪图享乐;大臣竭力将天地万物最美好的事物,不折手段的拿去满足君主无穷的声色之欲。为愚民,他们“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言行相悖,“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最终造成了社会风气败坏,虚伪之道盛行。强者横眉竖眼,盛气凌人;弱者心力憔悴,服侍他人。这种种社会丑陋之行,都根源于君臣的设置,等级名份的划分。统治者要维系君臣之尊,但又怕老百姓了解了真相,于是加以重赏或严刑。当行赏失去效力之后,亡国、戮君、溃败之祸便接踵而至。

  四、君主制度致乱论

  东晋鲍敬言更为尖锐地分析:“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君主制度建立,远古时代以来人们自然、朴质的生活品质就被破坏掉了,至此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的意愿。人的天性是不愿受到任何束缚与压迫的,乐于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君主制度之所以不合情理,是因为它违背了自然之理,不符合人性之性情。君主制度产生之后,人民不仅没有得到安居乐业、幸福小康,反而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君主的贪得无厌,聚玉如林,积金成山,荒淫无度,耗费了无数民力,以至于民不堪命,遂铤而走险。君主通过采取种种手段,预使天下得治,结果是越治越乱。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君主造成的,各种人间邪恶与黑暗皆也是由于有了君主而日日滋生。
  (一)道教
  魏晋时期,一批崇尚自然反对名教的士人们,往往持贵古非今的复古主义,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幸福和谐的理想状态,古代社会一切都胜于今世。代表人物之一葛洪看来,这种复古主义实质上是“重所闻,轻所见”。只有用辩证的方式去看待人类社会才有科学性,社会是不断发展变迁的,古不如今,今胜于古。远古时社会秩序尚可安定,社会关系和谐,并不止是因为当时的人们都能“知而不为,欲而忍之”,重点是由于当时“民尚童蒙,机心不动,譬夫婴孩,智慧未萌”,人们都还处于蒙昧之中。社会的等级差别和社会规范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进化,无可非议的。当时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社会进化、变迁的罪过。人民“衣食已剧”、“饥寒并至”、“冒法犯非”的一些列问题,都只是因为“富者无知止之心,贵者有无限之用”所造成的悲剧。不能因此而一慨否定等级制度,否定一切社会规范,更不能因为出现了桀纣之类的暴虐君王而主张不要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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