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房共居”“处分效力”“占有与物权”三个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三：关于“占有事实”与“物权保护”顺位关系：

被告刘维曾经起诉刘畅的占有返还纠纷，经东城法院审理后，以（2011）东民初字第03635号民事判决判令刘畅给付钥匙，刘畅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改变了一审认定的事实，（2011）二中民终字第13967号民事判决第3页上标第四行“对王女士、刘歌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王女士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内，刘维的二女儿于1999年9月搬入，刘维亦将自己的物品放入该居室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刘维的二女儿于2009年结婚后搬出此房，与其丈夫共居生活，刘维一直长期在外有住房，再将物品放入此房，妨害了刘畅结婚用房，此前刘维女儿的居住也仅仅是寄住，并非拆迁部门安置的法定权利。
刘媛曾经居住，结婚后搬出此房，刘媛婚前的居住，仅仅是亲属之间的寄住，并非拆迁人确定的被安置人口，其搬离此房后，腾出的房屋原告有权优先使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指导2010年第3辑“公有住房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标准”）。
刘歌一家人起诉的是“物权保护纠纷”，刘维起诉的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原有判决确定的内容是返还原物，该判决对物权保护纠纷不具既判力，“占有返还”请求权依据物权法245条规定，本案系“物权保护”请求权，适用物权法第33条、34条、3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11页），当“占有保护请求”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的，应当根据物权优先的原则处理。
占有保护请求权只确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的关系，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的效力不同，占有保护请求权不问占有背后有无占有的本权存在，直接针对占有的事实，与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无关。
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请求保护权之间有区别，法律基础不同、功能不同，物权保护请求权是基于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而规定的一种防卫性请求权，其请求权基础为物权，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效力或权能的自然体现，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而非基于确定的权利，不涉及占有物的权利归属问题。物权请求权的功能表现为物权园满状态的恢复，物权效力得到维护，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互不妨碍，各自独立，当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时，最终应依据占有人与本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物的归属，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事实上的支配关系。

利益衡平及风险评估：

刘维一直在外居住生活，从未在诉争房内生活居住过，仅在刘媛搬出诉争房时，趁机将物品搬入，拟强占房屋，既给本来就很小面积的居住环境造成更加的拥挤不堪，也破坏了平静的家庭正常生活秩序，极易造成不家人矛盾的加剧和社会不稳；刘畅是法定被安置人，遇到结婚的人生大事，有理由主张此房的使用居住权。

原告的要求及意见：

原告一家三口人与王女士共居使用的房屋，使用面积不足五十平米，按照北京市人均居住十五平米的标准，我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远远达不到易居标准，我们已经退休，收入仅够生存，无力改善居住条件，刘畅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条件不好，因刘维抢房问题，已经激化了矛盾，我们渴望法院充分体谅我们的难处，支持我们的诉请。刘维一直在外居住，为了抢占房屋，借口“王女士为承租人，王女士有权安排刘维进住”，这样的借口缺乏法律规定，我们居住的是公租房，并非私有产权房，当初拆迁安置时只有原告一家人为法定被安置人，只要拆迁人当初未将刘维作为被安置人口，刘维就无权居住，刘媛的居住也并非拆迁人的安置，仅仅是王女士以亲属身份的寄住，刘媛结婚搬离此房后，刘维借机放入物品的行为，妨害了原告的合法使用权，刘维的各种理由圴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