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

　二、客观方面 
　　触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定情节为“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和一般渎职罪一样“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定情节表述也较含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严重后果”的确定对认定是否犯罪相当关键，在行政监管部门的规章中或许有相关标准，但是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没有找到相关参考标准，鉴于相关部门规章的可修改性，如果没有相关明确的司法解释出台，实际上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还是落回了行政监管部门手里，于法理不合，同时给检察机关查处该类犯罪增加了难度。 
　　食品安全事故具有一定“潜伏性”，可能后果在短期内显现不出来。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一段时间内看不到“严重后果”。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监督渎职犯罪可作为一种危险犯来认定，即因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将公众安全置于危险状态，虽未产生个体或者群体的危害结果，但是涉案金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即可以认定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渎职行为，甚至是渎职犯罪行为。这样有利于加大打击力度，因此期待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和立案标准出台，以便于新法的实施。 
　　三、法定刑期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最高刑期设定为十年，成为渎职罪最重的量刑。”这是网络上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量刑标准的评语。事实上又要重提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量刑标准，相对于普通情节的一般渎职犯罪来说，“严重”和“特别严重”两个量刑幅度确实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要重，说明人大立法委考量增设该罪名时所表明的态度，该罪名产生的社会震慑效果应当重于一般的渎职犯罪。 
　　但是比较“徇私舞弊”情节时，“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一般渎职罪的量刑有明显的不同。“徇私舞弊”在渎职罪系列中有一定争议，因为其功能不统一。对于一般渎职犯罪，“徇私舞弊”是作为加重情节，也就是提升量刑档次；在特殊渎职犯罪中，“徇私舞弊”却是法定的犯罪情节；而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中，“徇私舞弊”仅是作为量刑的从重情节，既非法定情节，也不是加重情节。 
　　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一般渎职犯罪的最高刑期同样都是十年，“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处罚标准是参照一般渎职罪的量刑标准从重处罚。笔者认为，在其量刑比较恰当，但是“徇私舞弊”情节又产生了新的作用，可能又会引发一定的争议。 
　　四、食品安全监管渎职侵权犯罪的查处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有着环节多、涉及部门多、监督的覆盖程度受概率影响等特点。食品安全由卫生部门负责综合协调监督，农业部门负责地里的食品、服务业委负责动物屠宰、生产环节由质监局负责监管、流通环节由工商局负责监管、餐饮服务环节则由食药监局负责监管。因此，在查办渎职犯罪时可能存在以下情况：第一，相关部门职能有交叉或空白，导致权责不清，难以认定；第二，调查环节多、相对调查时间较长，证据容易灭失、伪造；第三，涉及相关部门利益，查办阻力较大。 
　　对于食品安全监管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认定，即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判断是否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关键在于犯罪主体的主观故意、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行为，以及有无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等情节，与造成危害后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看起来较为容易判断，但是除个别重特大食品安全事件外，在食品安全监督领域，要确认其是否渎职有相当难度，监管部门一方面可以借口检测技术限制、抽样概率问题、监督体系标准滞后等因素进行辩解，另一方面部门之间责任的推诿更是让司法管辖无从下手。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以后，每个部门经调查都是恪尽职守，没有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现象，最终只能把发生事故产生损害的原因归咎于现有的监管体制，相应的责任人仅接受行政上的处罚，使得司法介入流于形式，难以彰显法令本身的威慑力。 
　　因此，要使食品安全监管渎职侵权犯罪的查处落到实处，还要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一，进一步明确各个监督部门的职责范围，建立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监管责任和行政权利没有交叉和空白，将责任细化到实施监管行为的个人；第二，完善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确保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在生产、销售、流通环节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各个环节的监管行为进行专门调查；第三，要建立专案调查协调机制，确保调查和追究责任不受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利益集团的干扰，保证该项法令切实有效的推行下去。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渎职罪的设立可以说是广受欢迎，使公众对今后的食品安全监管充满期待，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具体落到实处还有多方面的问题，实际处理问题时也还需要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督体制来支持该条款的应用，新法条的出台很可能是促使我国建立完善食品监管体系的前兆，在法的实施和应用过程中还有更多探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