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帮助者的侵权责任认定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胡震远 时间:2014-06-25
    (四)服务商对侵权警告的反应
    《条例》为服务商设定了通知与移除规则,其主要原因是服务商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对网站上的海量信息进行系统地排查,并从中甄别出侵权信息。问题在于,当海量信息转变为定量信息后,这种责任豁免是否依然适用呢?《条例》第14条规定,著作权人要求服务商删除侵权信息时,须向服务商提供侵权信息的网络地址,这是否意味着服务商只要删除相应地址中的侵权信息,就无需对其余同名的侵权信息加以注意呢?在原告上海优度宽带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14]中,法院给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该案原告在迅雷影视频道中的“电影TDP50”栏目搜索到权利作品《伤城》后,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函,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然而,原告此后在迅雷影视中再次发现了附有电影海报、剧情介绍和评价资料的影片《伤城》。直至原告起诉后,被告才断开了《伤城》的所有下载链接。法院指出,被告在客观上参与和帮助了第三方网站传播涉案侵权影片,在原告代理人向被告发函交涉后,被告不仅未予回复,而且仍然继续提供该片的搜索链接服务,并改变了搜索链接方式。新的模式隐藏了其所链接的第三方网站情况,导致著作权人甚至无法指出第三方网站及其网址。据此,被告对原告发函之后继续就涉案影片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对于法院的上述判断,笔者予以赞同。该案的事实表明,当海量信息在具体案件中转化为具体的定量信息后,服务商完全有能力切断与侵权信息有关的所有链接,因此服务商在接到移除通知之后的反应与原告起诉之后的反应之间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有时候对于法官判断服务商是否采用鸵鸟政策至关重要。
    当然,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判断服务商注意义务的因素可能千差万别,本文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上述四个因素显然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它们将为行为人主观意识判断的客观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根据权威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前者指仅提供连线、接入等物理基础设施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后者指提供大量各类作品、新闻等信息内容的网络服务,包括电子公告版、邮件新闻组、聊天室等有关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等。根据上述定义,本文所相的提供网络存储空间、搜索、健接等服务的服务商都应该算作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从而适用该条规定。参见蒋志培:“人民法院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知何理解和适用最高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1日第3版。
        [2]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和第23条。
        [3]转引自王迁:“论版权‘间接侵权’及其规则的法定化”,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4]杨垠红:“一般注意义务”,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9辑。
        [5]同上注。
        [6]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7]薛红:“再论网络展务提供者的版权侵权责任”,载《科技与法律》2000年第1期。
        [8]同注[3]。
        [9]同注[7]。
        [10]同注[7]。
        [11]美国的“红旗标准”其实可以对应到大陆法系的间接故意和重大过失两个程度,由于在实践中,间接故意比重大过失容易把握,故本文主要围绕重大过失的标准展开讨论。
        [12]案情详见(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
        [13]案情详见(2007)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
        [14]案情详见(2007)浦民三(知)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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