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妻制的古代传统与现代法的应对
中国过去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与现代香港法的应对
前已提及，在中国古代，形式上为一夫一妻制，实质上则实行多妻制。古代社会，但凡官宦殷实之家，男主人大多纳妾。于是，中国古代家庭内的称呼是异常复杂的。以《唐律疏义》为例，《名例》篇涉及“母”名号的地方，有“亲母”（生母）、“继母”（嫡母死亡或者被休，父亲再娶的为继母）、“嫡母”（父亲非生己身的妻、庶子称父之正妻为嫡母）、“慈母”（妾无子女，或者妾的子女失去母亲的，父亲指令他们成为母子，称为慈母）、“出母”（被休弃离家之母）、“养母”（无儿，收养宗族内人的儿女，称养母）。以女子名号区分，则有“妻”、“妾”和“媵”（唐五品以上通贵之高官，有资格在妻之下、妾之上增加媵）。
中国人讲究等级有序的礼制，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为了让成群的妻妾有序，法律于是规定了妻妾不同的法律地位。法律等级既定，妻妾地位则不许僭越。《礼记》载，夫妻为“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妻是娶的，妾则是买的。《唐律疏义》解释说，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辈类；妻讲究门当户对，夫妻平等。《说文解字》说，“妇，与夫齐者也”，妾则讲究男女恩爱；妻只有一个。《唐律疏义》解释说：“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妻，本不成妻”，妾则无定数。
妻子只能够有一个，因此，法律禁止一女两许，更禁止有妻再娶。《唐律疏义》第175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辄悔及更许他人”规定：悔婚者，杖六十；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第177条“有妻更娶妻”规定：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妻妾不得乱位。第178条“妻媵妾乱位及以婢为妻”规定：以妻子为妾，以奴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地位高于奴婢）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唐律疏义》解释道，乱位者，亏夫妇之正道，亵渎人伦法则，颠倒上下尊卑，混乱了经典礼制。另外，婢虽放良，也不得为妻。
同理，发生夫妻媵妾打斗的地方，刑罚的处罚也是不一样的。依唐律《斗讼》篇第325条，夫殴妻致伤者，减凡人二等，致妻死亡的，以凡人论。夫殴妾者折伤以上者，减妻二等。妻子殴伤杀妾，与夫殴杀妻同。夫过失杀死妻妾的，多无罪。第326条规定，妻殴夫者，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人斗伤三等。致死者，斩。媵及妾犯夫者，各加一等。过失杀伤夫者，各减二等。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妾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犯媵者，加凡人一等。杀者，各斩。
1949年前，中国婚姻制度一直保持着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传统。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大陆地区的严格一夫一妻制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妾”，法律上并无规定，实践上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势。国内学人对此的法学探讨也鲜见于法律文献。不过，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司法实践，倒是反映了西方现代法律对东方多妻制的应对。
西方人在东方殖民之后，适用了西方的法律。在财产制度方面，按照西方人的理念塑造东方人的生活，不在话下；而在人格身份方面，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却困难重重。多妻制的问题，尤为突出，因为总不能够让妾携子流落街头，滋生社会问题。在香港，一夫一妻多妾婚姻称为“旧式婚姻”。黄海如博士写有《香港法律对旧式婚姻妇女权益的保护》一文，详细地分析过旧式婚姻在现代法律体系下的应对方式。总体的原则是，法律维护婚姻上的一夫一妻制，不过，过往既成的妾类，其法律上的权利应该受到人权法的保护。
这里，以黄海如博士所引用的一宗发生于2007年的继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香港人如何处理妻妾的财产纠纷。死者被继承人为一医生，他的妻子先于他死亡，且无子女，也无遗嘱。被继承人有两位母亲，一为被其父休出之生母，一为妾升为妻的慈母，被继承人对慈母有养育之恩。被继承人死亡后，慈母为遗产执行人。生母为了得到财产，状告了慈母，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法律的问题是，二位母亲如何继承死者的遗产？依据香港1971年《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第7款，无配偶及无子女者，父或母可以继承财产。该法为现代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母有妻妾的问题，而现代法律精神则只承认子女只有一对父母。本案中，原、被告都是死者的母亲，就当初的身份而言，一为妻，一为妾，前者生了被继承人，后者养育了被继承人。但是，现代法律却不承认“妾”作为死者的“母”的身份，因此，二级法院都没有支持这位被告“妾”。被告上诉到了终审法院，援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她要求提供慈母继承的权利。终审法院仍然不支持被告依照《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继承死者的遗产。法院认为，只有一位母亲可以继承财产，也就是死者的生母，即原告。不过，被告对死者有养育之恩，因此，被告仍然可以按照1995年《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第三条第1款和第4款，从死者的遗产中获得经济的给养。
历史上讲，多妻制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后来多存在于亚洲和非洲，但也特殊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以西欧、北欧和北美为代表的“文明”社会，多妻制被视为野蛮和邪恶。在那里，多妻制因与现代平等和民主原则冲突，受到法律的强力打压，而在东方社会，现代法律则保持了宽松和变通的方式，那就是：在推行一夫一妻婚姻的前提下，对历史遗留的多妻制所涉人群，适当予以人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