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上）

　　从《证据规定》关于证据交换的规定看，它具有与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相同的功能，可以认为，在组织证据交换的诉讼中，当事人是具有相当充足的时间来向法院提供证据的，由于可以进行两次甚至两次以上的证据交换，当事人围绕着争点进行的证据交锋也是相当充分的。但问题在于，证据交换并非是每一案件都有的程序，非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般不实行证据交换，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也并非都实行证据交换。是否实行证据交换，取决于案件是否证据较多或是否疑难复杂，这一标准具有较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使是否实行证据交换主要取决于法官的判断。 
　　对于那些未实行证据交换的案件而言，举证时限的存在是有可能妨碍当事人充分举证的。我国未像法国和美国那样设置当事人自动交换的程序，当事人的证据都是向法院提交的，除非在开庭前实行证据交换.否则当事人往往不知道对方的“武器”是什么，而等到知道对方的“武器”时，举证时限已经届满。 
　　也许有人会说，不实行证据交换的案件都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而简易程序原本就用于审理那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全国的适用率接近70%，有些收案多的法院超过90%。这种状况与立法者的预期差距很大，对一审程序，立法者规定了普通和简易两种程序，普通程序规定得比较完整，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也较为充分，因而按照立法者的设想基层法院在审理第一审案件时，原则上应采用普通程序，只有简单民事案件才可适用简易程序。大规模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中可能包括一些事实并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也并非一目了然的案件。对这些案件原本是需要实行证据交换的。 
　　（三）证据失权与法官释明 
　　释明，又称阐明，是指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为了明了诉讼关系，通过就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向当事人发问的方式，促使当事人作出进一步陈述或者补充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指导当事人举证，是法官释明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规定举证方面的释明义务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具备律师强制代理的条件，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要求当事人必须聘请律师代理诉讼，在诉讼实务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由其本人进行诉讼。这样的当事人一般都既缺乏法律知识，又不熟悉诉讼程序，他们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的规则很陌生，如果法官不做举证方面的释明，很可能造成一些当事人仅仅因为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误解或者不知如何举证而败诉，其结果是本来应当胜诉的当事人只是由于不熟悉证据规则而未能获得正义。这样的结局显然是有悖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宗旨的。 
　　考虑到我国的这一现实国情，《证据规定》明确要求法官在向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在通知书中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等。《证据规定》还规定了法院指定和当事人协商这两种确定举证时限的方式。 
　　但问题在于，虽然《证据规定》设定了两种确定举证时限的方式，但实践中采用的多数是由法院指定。造成确定方式单一化的原因在于：首先，第一审民事案件大多数是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而基层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适用的是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一般流程是只开一次庭，[10]原告起诉，被告答辩，接下来便开庭审理，很少在开庭前安排一个用于确定争点、固定证据的审前准备程序，缺乏这样的程序，原、被告在开庭前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自然无从来协商确定举证时限。即便是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案件，法院多数也是采用指定的方法来确定举证时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证据规定》第33条的内容也使得法院倾向于采用法院指定的方式来确定举证时限。根据该条的规定，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除了应当载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外，还应当载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而对于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则是“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一个是“应当”，一个是“可以”，“应当”是要求调整对象做出积极行为的强制性规范，而“可以”则是一种带有授权性质的任意性规范，因此法院在具体操作时选择指定的方式解决举证期限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二则是我国法院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实行“立审分离”，立案工作由立案庭负责。受理案件后，向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是立案庭的工作职能之一，所以立案庭会随着举证通知书的发送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限。 
　　采用法院指定的方法，确定举证时限的时间便被定格在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之际。法院受理案件后就指定举证时限虽然可以使举证时限早日确定下来，但在受理案件的初始阶段就确定举证时限的合理性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在这一阶段，法院所能够获得的案件信息是非常之少的。法院还未收到被告的答辩状，而法院从原告的起诉状中所获悉的，只是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但由于被告尚未答辩，法院并不清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不清楚双方争议的究竟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具体地说，在这一阶段指定举证时限带来的问题是，法院在举证通知书中对当事人所做的举证指导只能是脱离本案的一般性指导，而不是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形所作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指导。例如，原告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所借的款项。法院在举证通知书中须载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和要求，法院在作这方面的指导时，只能根据这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情形告知原告应当对双方对借款意思表示一致的事实和原告将出借之款交付给被告的事实负举证责任，[11]应当向法院提供这两方面的证据；而对于被告，也只能笼统地告知他应当对答辩所依据的事实负证明责任，最多也只能大致地告知被告可以主张清偿、提存、抵销、混同这些引起债消灭的事实并负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被告的答辩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他可能主张原告交付给他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货款或租金，或是原告为履行合伙义务而提供的出资款，也可能提出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抗辩。 
　　争点是随着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诉辩主张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逐步明晰的。即使是情节相对简单的案件，法官也只有在认真阅读原告的起诉状和被告的答辩状后才有可能了解双方争议的案件事实是什么。情节复杂的案件，要在进人审前准备程序后，通过整理双方的主张，交换必要的证据，才能够将争点凸现出来和固定下来。所以，在向双方当事人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就同时送达举证通知书，并在举证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并指定举证期限可能是一种过早告知和指定的行为。法院在未了解本案的争点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指定了举证期限，多少带有无的放矢的意味。这种指导的实效性也会因此而减损。例如，假如被告提出的是时效方面的抗辩，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就会与法院原先告知的举证责任分配大异其趣。时效抗辩意味着被告已承认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因而该事实由于被告已作出诉讼上的承认成为无需证明的事实，原告不再需要为此提供证据。另一方面，时效抗辩使得本案的争点成为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被告的抗辩，原告可能会提出曾向被告催要过借款或者被告曾答应偿还欠款、被告曾支付过借款利息这些引起时效中断的事实。此际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已与先前大不相同。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事证据法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事证据立法》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1BFX025）。 
　　[1]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关于民事诉讼证据问题的规则》的过程中，对举证时限形成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将举证时限的截止期定在开庭审理前，要求当事人一般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证据请求变更或撤销一审裁判的，除非有正当理由，法院不予接受，视为该当事人在一审诉讼期间已放弃举证的权利，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种方案虽然也要求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但将举证时限的截止期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在此之前提交证据法院都应当接受，如因此而造成对方当事人增加费用，则应给予补偿。在二审中，允许当事人提出新证据，由此造成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一审裁判不算错判，提出新证据的一方应负担对力一当事人由此而多支出的费用 
　　[2]《证据规定》实施1年后，江苏省高院民一庭在全省范围内对《证据规定》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调研，并形成了《关于撮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调研中发现：各地法院普遍感到鉴于普通群众诉讼能力的限制，逾期提出证据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法院严格按照“新的证据”的规定来实施，那么很多案件的判决会与客观事实发生冲突，败诉方就会认为法院判决不公，到处上访，申诉；而如果法院迁就一方，对此证据加以认定，对方又会认为法院违反《证据规定》判案，是违法审判。法院处于两难境地。《调研报告》建议：考虑到目前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法官的整体素质及法院司法所处的大环境，对于逾期证据的把握应当从宽。参见丁巧仁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页。 
　　[3]这一观点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在研讨《证据规定》时提出的。这一观点具有合理性，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衡平，但有时候判断某个证据是否是关键性的证据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间接证据。 
　　[4]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载《法学研究》l999年第6期。 
　　[5]从l999一2003年的统计数据看，我国民事案件的平均上诉率接近20%，大约每5份一审判决、裁定中，有一份被提起上诉 
　　[6]王亚新教授认为，造成审判实务中适用证据失权宽严不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是否真正需要引进这样的制度、是否应该接受作为其基础的理念，至少在实务界存在着隐而不显却相当严重深刻的意见分歧。本应适用举证时限的法官中，有人的心里话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下并不该实行这样的制度。”参见王亚新：《修订民事诉讼法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载《法学家》2004年第3期。 
　　[7]在审判实务中，一些因证据失权而败诉的当事人认为法院的裁判不公，向当地的党委、人大申诉，党委和人大也不理解法院的做法，要求法院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公正处理。 
　　[8]黄松有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一187页。[9]参见周辉：《从本案谈建立强制答辩制度的必要性》和宋大琦：《从打事实到打证据到打规则》这两篇文章中的案例，载2003年5月13日《人民法院报》和《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3期。 
　　[10]在审判实务中，法官们一般都尽量通过一次开庭解决案件，绝大多数的案件也只开一次庭便获得了裁判结果或者达成了调解协议，所以，我国历来实行的是集中审理，与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实行的多次开庭的分散式审理是完全不同的。 
　　[1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由双方当事人对借款意思表示一致和借款的实际交付两个要件构成，故原告需要对这两个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