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夫妻的姓名权问题浅析婚姻法的私法性质

　另外，尽管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但在实际生活中，改名一定要慎重，因为改名后会涉及到自己的毕业证、银行卡、社保、医保以及产权证等等一系列权属证件的变更及证明问题，导致申请人在使用相关证件时，时常需要办理其它业务（如公证业务）来证明其合法身份。若处理不好，不免会产生许多麻烦。再加上实践中公安机关内部形成的对十六周岁以上公民更改姓名“从严掌握”的不成文规定，所以申请姓名变更需要权衡之后再决定如何行事，以免在给自己增添不便的同时，增加姓名变更的成本。
　　三、从夫妻姓名权问题的公法规制到婚姻法性质的思考
　　婚姻家庭法关涉夫妻之间，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在给予人们更多“意思自治”自由选择的同时，其具有强烈的身份法色彩，是典型的私法。具体而言，其特殊性就在于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存在和发展需求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2］
　　当今社会人类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世界极大丰富，促使其不断为争取“权利”而斗争，大到整个社会小到每个家庭，特别是作为社会组成细胞、承担着经济与人口繁衍职能的后者，对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突出体现在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内容包括夫妻姓名权、夫妻人身自由权、婚姻住所决定权、生育权、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等问题。
　　随着个性思潮波及人们的思想领域，夫妻人身关系中的姓名权问题引发了较多热议。即是否传统私法领域的婚姻家庭法在当今公权干预较多的情况下，其法律属性正在逐渐被侵蚀，发生了向公法演变的趋势。对于此，正在引发人们对婚姻家庭法的法律属性更深层次的思考。然而从本质上探究，婚姻法是源于民法的，并且因其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而具独立性，也就是说在民法之外，对婚姻家庭关系发挥其独特的调整作用，其私法属性是确定无疑的。回到夫妻姓名权问题上，我国《婚姻法》第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以上规定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基本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对私法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执行。通过给与夫妻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决家庭问题的更大空间，以达到家庭和谐则社会和谐的目的。
　　正如卢梭曾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必然伴随着限制，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命题。从来没有无限制的自由。在任何历史阶段，自由都是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只是其表现形式和效力范围不同罢了。所以，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绝不是无边际的自由。就如反映在夫妻姓名权上的限制一样，由于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的各项功能和家庭文化传统受到很大冲击，所以为了保障优秀文化的延续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有让公法介入的必要。例如我国的《户口登记条例》和《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内容主要是为表明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家族和血缘关系而限制姓名权的范围、限制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办理名字变更登记的，以一次为限或者规定姓名中不得含有自造字、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和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者误解的字等。由此可见，只在私法无法兼顾公益时，公法才发挥其保障规范作用。当然，公法若无完善的规范机制、价值指导，必定会侵犯个体利益，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产生不和谐之声。如《姓名登记条例》中第十三条对姓名不得使用已简化的繁体字的规定，就已构成对公民姓名权的过度干涉。故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如何衡平两者关系，仍需进一步深究。
　　法律虽然有滞后性的缺点，但其生机在于能反映社会现实并及时制定规范进行调整。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作为私法的婚姻家庭法，其在功能指向上，力求“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但却与市民社会的利益法则不同，其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兼具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因此，婚姻家庭法在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的同时，坚守着自身固有的特质，即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四、结论 婚姻家庭法因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人类的两性关系和亲属血缘关系）而具有独立性，并在社会发展中越发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另外，由于其在功能指向上，力求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再加上公权力的广泛介入调整，时常引发人们对婚姻家庭法的本质属性的质疑；从根本上说，这是只注重客观存在，而忽略本质属性的表现。婚姻家庭法既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坚守自身固有的法则。不能因为现代立法精神普遍指向社会本位，外加过多介入的行政干涉而认为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属性受到侵一、夫妻姓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