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货币财产出资登记：立法冲突及制度构建
（一）出质登记制度的效率和安全价值
1、效率价值。出质登记制度允许非货币首次出资人设立公司，较之于限制其登记的做法，显然前者创造的产出大于后者，满足了效率[15]的要求。公司登记是“生产”公司的规则，公司是现代社会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公司创造的财富总和即社会财富的总和。因此，出质登记制度从一定意义上快速地为社会“生产”尽量多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公司。
2、安全价值。维护交易安全是法律首要的价值功能，正如霍布斯所说：“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尚的法律”而庞德又从历史的角度将人们对安全的认识概括为四种：原始法阶段的安全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维持一定社会的和平；古希腊的圣哲们则将维持社会现状视为法律的安全；文艺复兴之后，安全的着眼点集中于如何保障个人权；现代的法学家不再停留于个人自然权利或自由意志的水平谈论安全，即安全不再是自我主张的最大化，而是需求满足的最大化。[16]市场中人的主体层次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团体、国家，因此制度的构建应同时兼顾个体和群体的安全，兼顾个人的安全和社会整体的安全。出质登记制度正是秉着这一思想，在充满投资风险的市场环境下赋予公司以准物权的效力，可以使社会交易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减少欺诈，为交易主体和市场上的利益相关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保证。
（二）出质登记制度的实践价值
对上述探讨，或许有人认为股东或发起人可以通过分期缴付或变更登记实现自己非货币出资的权利，即依据《条例》规定首次登记可以不以土地、房产、知识产权等非货币出资，待所设立公司登记注册后，再通过分期缴付或增资变更登记以非货币出资，《条例》的规定并未影响其实质权利。这种“曲线救国”论看似合理，实则毫无道理。一是这种迂回反复有违《公司法》立法初衷和立法理念，如果说“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那么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成了“打了折扣的权利”也是法律执行上的不公正。二是违反投资人自身意愿，是否想分期出资或以变更登记方式将非货币财产作为出资是投资人自决行为，不能因为行政程序规定强行篡改其本意，同时这种篡改也增加了股东或发起人设立上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三是增加了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成本。另外，《条例》仅规定设立登记需要提交非货币财产已办理转移手续证明，对变更登记是否需要提交办理转移手续证明则没有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则无需为之”，如果说变更登记不需要，那么设立登记中要求提交的意义又何在呢？
从竞争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竞争机会平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主体独立、权利自主。出质登记制度，充分尊重和体现多样化投资主体的投资自由，使得更多的人有资格、有能力去设立公司，以更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刺激和鼓励了非货币出资进入市场领域，真正建立起了以多样化资本为血液的现代企业制度。出质登记制度完善和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允许非货币投资者首次出资登记，使其能够像货币出资者一样，公平地参与到市场环境中。不同出资形式的投资者才有可能尊重其他私主体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营利的功能，所有的投资者能够充分地参与竞争，有效地配置资源，有助于市场环境的公平和有序。
从营利的角度来看，公司是投资者进行营利的工具，投资者欲通过具体的业务活动以获取利润，它根植与投资者的投资欲望和动机之中，投资者在把资金转为生产资金时都希望资本增殖，而增殖的实现有赖于公司的成立，从这一角度来看，公司的存在对于投资者而言具有工具意义。限制首次非货币出资登记就是限制了这部分投资者进行营利活动的权利，剥夺了其创造财富的工具，压抑其投资欲望和动机，此外商业环境复杂多变难以透彻认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投资人为抓住商业机会往往必须迅速作出经营决策，但是对于未出生的公司来讲，这种决策的做出，因为公司没有成立拿不到营业执照，会阻碍公司的经营活动，延误商业机会，抑制经济活动，从而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设立出质登记制度就是给了所有非货币出资者进行投资创造财富的工具，释放其压抑，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质登记制度设计还体现了“鼓励投资，鼓励创业，促进发展”的思想。“公司”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将志趣相同而能力各异的个体集中起来,通过公司的内部制度—章程来实现个体间的分工与协作，完成单独个体难以完成的工作，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因此，只有当“公司”这一工具更容易为个体所利用时，个体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17]增设出质登记制度，放宽对股东出资方式的限制和无形财产出资比例的严格要求可以让更多的潜在有商机的主体进入市场。能够使得各种投资主体投资行为得到鼓励，肯定和鼓励对各种投资资源充分利用，对各种投资形式和投资渠道的开拓，达到对运营效率的追求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用，“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法和科技法的立法分析，非货币资产股权占比有扩大的趋势和遵循交易者意愿的趋向。”[18]该制度的确立是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结束语：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制定得好,修改得好,更需要执行好。对非货币财产登记的探讨，无论是从公司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还是从对工商登记困惑的解决，都意义重大。但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笔者仅是原则和概括地提出了概念和效力，进行理论上的粗浅解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或是引起大家的共鸣，使得该领域的理论不断发展完善，从而解决我国司法实践的一些难题。
借用公司法修改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旭东的一句话：“在全球经济竞争的背景之下，各国经济的竞争不仅是产品和市场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竞争，就是谁必谁的规则更优，谁的制度更佳，谁能为企业发展成长和经济发展提供最广阔的空间和优越环境”。我们要做的不仅在实体制度层面，为鼓励投资设置一张有足够张力的弓体，同时要在程序操作上配套设置一根弹力十足的弓弦，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增进社会财富为目的,以适应社会注意市场经济需要,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出发点,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发射经济强力之箭，以更快速度缩小与国际经济靶心的差距。
注释:
[1]《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2]法律规范是一种可能的规定，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使法律规范真正落实到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中,这就是法律的实现问题。
[3]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4]将主体资格登记与营业登记合二为一的登记模式，使得在对营业能力进行监管控制的同时，不恰当地限制了工商自由，侵犯了个人的工商活动自由权。
[5]朱江主任刘兰芳主编：《公司法前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40页。
[6]我国台湾地区，对公司除由“经济部”，发给执照准予成立外，尚须由市县政府发给营利事业登记证。营利事业登记证的目的在于使公司取得一个税籍，作为征税依据和目的事业控制的途径之一。在香港，公司的登记注册首先由公司的创办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向香港公司注册宫提出注册申请，然后由公司注册官将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登记备案并发给公司注册证书后，公司合法成立。
[7]2004年5月在苏州召开的入世与商事登记立法研讨会上，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就商事登记立法的建议中也提到，“不妨把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分开。”以便于理清商事交易中各种复杂的关系，有利于市场主体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8]就公司设立本身而言，实践中就经常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象。
[9] 王保树：《转型中的 公司法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65页。
[10]如《公司法》第26条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11]马克思思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页。
[12]I美』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1-82页。
[13]蒋大兴：“公司股东取得资格之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3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36-437页。
[14] 对于非货币出资中的不动产，不存在善意恶意之分，因为处分不动产，需要登记，而登记过程中可以通过登记簿查阅到该不动产已经出质登记。
[15]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效率是指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率。
[16]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张辉：法相宜则事有成浅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改思路及主要内容，载自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1月。
[18]姚掌宏：《谈无形资产的股权问题》，《法学》200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