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所得税实际税率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摘要：所得税实际税率及其影响因素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章重点针对上市公司ETR与资本结构做具体的理论分析，建立实证模型，最终得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实际税率（ETR）；上市公司；名义税率；资本结构
　　
　　一、所得税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概念上的差异
　　
　　所得税实际税率，即所得税实际负担程度（ETR），即当期企业实际负担的所得税费用占当期税前利润总额的比例。ETR不同于公司所得税名义税率，后者更多地强调了税法对公司纳税的要求，而ETR则反映了在执行特定名义税率的情况下，公司计入报表的所得税费用如何对公司业绩产生实际影响。尽管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相当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企业所得税负担程度，但是，由于存在执行过程中的各种税基调整（如税收优惠），使得名义税率往往难以真实反映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此外，不同税制下税率之间也不具可比性。与之相比，ETR直观地反映出各种税率优惠、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事实上，ETR在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分布一直是税收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ETR在税收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为所得税名义税率是国家法定的税率，所以本文不对其做研究，但它是本文中一个重要的分类依据。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和内容是通过名义税率（一般是15%或33%）给上市公司分类，然后针对某一相同名义税率，来研究使上市公司ETR与资本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密切联系并做出相关分析。
　　
　　二、上市公司ETR与资本结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一）初步假设
　　由于税法规定利息费用可以在税前抵扣，但股利却不能，这使得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会直接影响公司ETR，换言之，不难得出由于债务税盾的作用，公司财务杠杆与ETR呈负相关，所以本文得出一个实证研究的初步假设即：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则ETR越低。
　　（二）样本来源
　　本文选取2004—2006年为样本的最新数据窗口，并在计量各年ETR时剔除有以下情况的上市公司：（1）数据有缺失的上市公司；（2）利润总额小于等于零或所得税额小于零的公司；（3）以前年度发生亏损，且在本年度尚未弥补完的上市公司；（4）为避免样本数据极端值的影响，按样本的1%进行剔除；（5）选取法定税率同为15%的上市公司。经筛选最终得到沪深两市共260家公司连续3年总数为780个样本观察值的面板数据。
　　以上数据来自于来源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上市公司系列研究数据库系统中的《CSMAR年报财务数据库》与《CSMAR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数据统计分析软件使用SPSS11.5。
　　（三）变量描述及实证模型
　　1、因变量描述。实际税率（ETR）Y=当期企业实际负担的所得税费用占当期税前利润总额。
　　2、自变量描述。资产负债率X=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3、实证模型。根据上市公司ETR与资本结构两者的初步假设，可以假定他们之间是存在线形关系的，下面来建立一个回归方程：Y=α+β1X+ε（其中ε为随机变量，a为常数项）。
　　下面对这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表1：
　　
　　表1中常数项的t显著性概率为0.000<0.05，表示常数项与ETR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常数项应出现在方程中；资产负债率的显著性概率为0.020<0.05，表示资产负债率与ETR有显著性差异，所以资产负债率也应当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
　　所以回归方程为：y=0.145-0.107x+μ
　　这与前面所做的假设是一致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则ETR越低；并且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三、上市公司ETR与资本结构相关性实证研究的结论分析
　　
　　通过上面的实证结果，资产负债率与ETR呈显著性负相关，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反映了债务性税盾对降低ETR的实质性作用；在间接融资问题上，运用税收政策调节甚为必要，而这正是这么多年来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领域，具体说，“忽略”的是债务的税收收益问题。如果企业的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比例失调，债务利息大于资本收益过多，资本就会弱化。依国际惯例，权益资本是以股息形式获得的报酬，不能从所得税额中减除，只能在企业所得税后利润中分配；而支付给债务资本的利息，却可列为财务费用，从应纳所得税额中减除，其结果当然是减少了企业所得税的缴纳，企业等于“额外”获得了一笔收益。而分配给权益资本的股息，一般要征税两次，一次是分配前作为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被征，另一次是分配后作为权益交于所有者即股东的股息收入，又被征收个人所得税，俗称“股息红利税”。在没有实行税收抵免制的国家，这种双重征税的现象，是难以消除的，这就会促使投资者宁愿以从银行贷款投资，而不愿以权益资本投资。

　　所以，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债务性税盾来适当降低ETR的做法是可行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有很多公司只顾眼前的利益，把最大化的压缩所有税费用为最重要目标，过分利用债务性税盾对ETR的作用，严重背离了债务性税盾的积极意义，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和长远已经造成的极其消极的影响和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为主；股票、债券等证券的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结构，两者的比例大体维持在10：1左右，个别年份曾达到15：1。显然，这个结构过度依赖银行，导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持续处于高位。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曾一度高达80％以上，目前仍然在65％左右的高水平上徘徊。这样的资本结构固然是能充分利用债务税盾的作用来最大限度的降低所得税费用，降低ETR从中获得最大的短期利益；把风险间接转移到银行来降低公司自身的投资风险；但长远来看对公司自身的发展和持续经营是极为不利的。归根到底，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造成公司自身融资方式及资本结构极其不平衡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股权结构中，国有股等非流通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经营者等内部人实际控制着公司的经营决策权，而流通股股东势单力薄，根本无力争得公司内部的发言权，也无法通过投票方式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在国有股控股占大多数的背景下，一方面，企业管理层凭借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优势获取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继承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历来是一家的“优良传统”，这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也是对银行贷款的债务性融资模式有极大偏好的。本来应该是“亲密债务”的硬约束于是也就变成了起不了什么实质性作用的软约束。国企又常常以不良资产为“质押”，迫使银行继续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滚雪球式的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抑制。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在10万亿元人民币，呆坏帐占银行总资产的23%左右，即2.3万亿元人民币。巨额的不良资产已经滋生出巨大的风险，而银行空握着“债务约束”的治理之剑，面对公司频繁的投机行为却一筹莫展，无可奈何；长远看，公司渐渐失去活力，债务庞大无法解决，最后面临破产。
　　从上述分析看，资本结构对上市公司ETR的作用是利弊两面性的；针对其弊端及其对公司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换一个思路，在硬化贷款约束、强化破产机制的同时，积极运用税收手段，给企业从银行贷款融资“泼一盆冷水”。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调整相关所得税税收政策后，企业将不再对如何更多地获得银行贷款的问题感兴趣，而是转而从其他渠道融资。首先，预计2008年25%的所得税法定新税率的即将实施是个很好的契机，这个政策可以减少企业的债务利息扣除收益。既可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能促使企业降低债务水平。其中的道理是，税率与债务率通常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降税企业所得税税率，其结果将是减少债务融资的税收收益，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此外，还可以考虑限制一下银行贷款利息的税前扣除额，比如，规定部分企业的新增银行贷款利息只能得到税前的部分扣除，或不得扣除，也可以提高企业持续增加银行银行贷款的积极性、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改善企业治理机制的效果。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ETR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极为密切。资本结构的债务税盾固然可以降低所得税费用，降低上市公司ETR；但过分利用这点会造成公司内部运行上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反过来，好的所得税税收政策既可以使上市公司的所得税费和ETR能长期持续保持合理化，又可以促进公司的融资方式和资本结构的平衡，极大地优化改善企业治理机制。总之，在健康良性的发展模式下持续性的使ETR合理化才是上市公司的最终追求，也是上市公司的最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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