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产品内贸易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机制分析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 Causality 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 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着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着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着。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 1.528*△SUR(t-1) +1.47*△SUR(t-2) +1.388*△SUR(t-3) + 1.340*△SUR(t-4) +1.276*△SUR(t-5) +1219.606*△LPRO(t-1)+ 647.696*△LPRO(t-2)+ 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 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