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特性与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实证分析

　　摘 要：产品内分工的合理性依据及利益源泉，一是比较优势，二是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可以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国别结构和分工强度，但却不足以解释其微观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问题。学者们多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来分析跨国公司复杂一体化战略以及一体化和外包的选择战略。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将研究对象深入到产品内部，突破和完善了贸易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
　　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一体化；外包；微观生产组织模式
　　
　　一、引言
　　
　　国际分工既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动因，也是一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作用的最核心基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以及全球市场的融合，国际分工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或环节或价值片段被分散化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或价值片段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吸引了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成为目前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大量出现，许多学者分别以不同术语来概括这一崭新的经济现象。(注：如“分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 “分割价值链”（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万花筒式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非本地化”（Delocalization）、“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和“贸易一体化”（Integration of Trade）、“全球商品链” 或“全球价值链”(Global Commodity/Value Chain)、“国际生产共享”（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全球生产”（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外包”（outsouring）和“中间品贸易”（Intra-mediate Trade）等术语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及相关问题。本文会交替使用这些术语。)
　　卢峰（2004）8是国内较早关注和引进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的学者，他指出：“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其中的“产品”指最终产品或资本品，“生产过程”既可以比较狭义地理解为包括若干加工工序环节的制造过程，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从原材料到消费者”，包含产品设计、品牌管理、制造、物流等环节的大“生产”概念。Hummels 等(1998)指出，“垂直专业化”的生产贸易方式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第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第三，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由此得到的产出除用于国内消费与投资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出口。两者相比，Hummel等的定义更为严格，本文采用卢峰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较宽泛定义。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
　　目前，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研究并没有脱离标准贸易理论的框架。从现有看，产品内国际分工发生的基础和动因，基本上可以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理论来解释。
　　产品内分工的经济合理性依据及利益源泉，一是比较优势，二是规模经济。由于产品生产不同工序区段要素投入品比例存在差异，产品内分工能够通过利用不同国家在不同要素的比较优势效应带来利益；由于产品生产不同工序区段有效产量规模存在差异，产品内分工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来利益。比较优势因素对国际分工影响具有方向性，对产品内分工的国别分布结构具有解释作用，而规模经济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工。同时，卢锋（2004）39也指出不同产业和产品发生工序型国际分工的相对强度或密集度主要由五个因素决定：生产过程不同工序环节空间可分离性、不同生产工序要素投入比例差异度、不同生产区段有效规模差异度、产品及其零部件单位价值运输成本大小、跨境生产活动的交易成本。Jones 等（1990）也认为推动生产过程分散化进程的两个因素，一是比较优势因素，二是规模报酬递增因素。Ishii等(1997)也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由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两方面决定，前者决定了不同阶段国别分工结构，后者强化了这种分工。
　　（二）其它推动因素
　　除了上述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等，还有一些因素会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产生影响，如技术进步、运输和通讯成本下降、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等。Hummels 等 (2001)将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增长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运输和通讯技术进步，二是贸易壁垒降低。Jones等(2001) 强调了服务联系成本（service link）对于展开产品内分工的重要性，并认为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服务联系成本的下降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推动力量。Jones等(2005)认为随着服务联系成本的降低和经济增长，生产分散化和外包是必然趋势。市场规模或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分散化和外包程度，服务联系成本的降低推动了生产分散化和外包的发展。Cheng 等(2001)认为FDI自由化以及贸易壁垒的降低也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卢峰（2004）53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视角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推动因素，其中技术进步包括运输成本下降、信息交流成本下降、生产模式的改进，制度变迁包括贸易自由化改革、发达国家鼓励海外加工贸易政策、发展家鼓励出口加工贸易政策等。
　　
　　三、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研究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分工的主体，跨国公司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微观机制和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虽然可以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国别结构和分工强度，但却不足以解释其微观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问题（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给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即单个的组织选择模式问题，为了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相区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新新贸易理论集中研究单个企业的选择，研究的中心为两个问题：一是国际进入决策，即企业对国内生产、出口和直接投资的选择问题；二是国际化决策，即企业对一体化和外包的选择问题。）。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跨国公司为获得某种中间投入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既可以在一体化企业内部自己生产，也可以外包。公司内部生产可以在国内进行，也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生产并进行公司内部贸易。外包则包括通过契约获得某种特定投入与通过现货市场交易购买某种普通投入两种情况，同样，外包可以是国内外包，也可以是国际外包。跨国公司对生产组织模式的不同选择也决定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结构。
　　为了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基础，学者将贸易和生产组织模式结合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发生的微观机理，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来分析跨国公司一体化和外包的选择行为。从企业行为出发讨论贸易模式问题，这符合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大都以跨国公司全球经营为扩展路径的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研究的方向是试图建立完整的跨国公司理论，并把FDI、贸易、外包等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内。
　　（一）交易费用理论与企业组织模式选择
　　交易费用理论指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包括信息搜寻成本、不完全合同成本、资产专有性导致的机会主义成本、契约成本等。而企业内部的垂直一体化却可以避免这些交易成本。外包虽然可以免除内部一体化的管理成本，并使生产成本降低，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成本。显然，外包带来的交易成本会影响企业外包和内部一体化的选择以及外包地点的选择。Grossman等（2002）建立了一个框架来研究企业如何决定外包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他们假定一个产业中的企业必须将其某一生产环节外包，要么在国内，要么在工资较低的家。其模型的基本结构是：在差异产品行业，纵向一体化企业可以按特定要求和产量自己生产中间产品，但存在较高的治理成本和专业化劣势；独立供应商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中间品，但存在潜在的掠夺问题（hold up）。模型分析表明，企业需要顺序地考虑三个基本方面：（1）搜寻具有专门知识的供应商；（2）说服潜在的供应商去按规格定制专门的中间投入品；（3）必须在不完全合同下说服供应商进行专门化投资。通过对模型的均衡分析，作者得出对外包地点选择的几个可能的决定因素：国家的大小影响市场的“厚度”（thickness），市场“厚度”越大，越容易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搜寻技术影响搜寻成本和搜寻的成功率；生产专业化中间投入品的技术的难易影响供应商专门化投资的意愿；国家的合同制度环境越完善，越容易说服供应商进行专门化投资。
　　（二）产权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与异质企业组织模式选择
　　Grossman等(2003)在一般均衡框架内讨论了FDI与国际外包的选择问题。其基本结构是：企业出于成本和技术考虑，在北方设计和组装最终产品，但零部件在南方生产。国际外包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而直接投资则可以避免不完全契约下的特定关系投资不足问题。主要结论是：（l）零部件供应商与最终品生产商的技术距离是决定所有权类型的主要因素，国际外包容易在一方技术专长与另一方技术要求彼此接近的情况下发生，而直接投资容易在双方技术距离很大、供应商投资意愿和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发生。(2)当行业需求规模较大、东道国供应商的生产效率较高、契约环境相对完善、相对工资水平较低时，企业间的市场交易费用相对较低，企业偏向国际外包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低成本优势。相反，如果东道国的契约环境不理想、相对工资水平较高、本地供应商效率较低，同时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成本不太高时，企业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自己生产零部件。Grossman等(2005)以中间产品投资和生产活动可以被第三方识别的程度为测度，分析了特定关系投资的可契约化程度即契约环境对本地外包和国际外包选择的影响。给定供应商数量和两国相对工资，一国契约环境的改进会增加在那里进行外包的获利能力。全球性契约环境的对称性改进有利于国内外包；而南方契约环境的改善会吸引来自北方的外包，最终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国际外包。
　　Antras (2003)把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约和产权模型（注：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约和产权模型由Grossman等 (1986)、Hart等 (1990)发展而来。他们认为交易费用理论用固定的治理成本将纵向一体化的成本外生给定，这样的处理显然过于简单。一体化并不能彻底解决契约不完全问题，企业内部的不同代理人同样是理性有限的机会主义者，掠夺问题导致的关系特定投资不足同样存在于企业内部。他们将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内生化，从剩余控制权的角度对企业边界的决定进行了全新的理论解释，形成所谓的财产权理论或称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约理论。）加入到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的标准化贸易模型中，分析了不完全契约和要素密集度对贸易结构和企业组织型式的影响。其基本结构是：两个差异化最终产品部门、两个国家、资本与劳动两种要素构成一个2×2×2的南北贸易模型，最终产品的资本密集度因特定中间投入品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比例而不同。得出结论：（l）在资本密集部门(如化工产品)，中间投入品的可分担成本较高，通常以纵向一体化方式在跨国企业内部生产和贸易；相反，劳动密集产品(如纺织品)倾向于非一体化的外包生产和企业间贸易。（2）对任何两个国家而言，出口国的资本劳动比率越高，企业内贸易占进口国贸易总量的份额越大；相反，资本相对缺乏国家的出口通常是与国际外包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Antras等(2003)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注：新贸易理论假设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在技术上是对称的，这样的假定显然不能解释行业内不同企业在生产率和企业规模方面的差异。为了从理论上解释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活动的现象，Melitz (2003)建立了一个包含企业异质性的贸易理论模型。企业异质性的引入解释了一个行业内部国内企业、出口企业与跨国企业的共存状况；另一方面，直接投资理论也从两国均衡框架的知识资本模型(包括纵向和横向直接投资)，扩展至多国框架的复杂一体化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跨国公司复杂一体化战略的形成机制。）和Grossman Hart Moore的不完全契约模型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南北国际贸易模型，全面分析了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对直接投资、本地一体化、本地和国际外包的选择问题。不同于Antras (2003)，这里南方的工资水平（即可变成本）较低，但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较高，差异化产品在北方（本国）开发，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总部服务和零部件两个中间投入品。企业异质性和总部服务密集程度影响了企业组织的选择。得到如下结论：(1)在总部服务密集度较低即零部件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外包生产可以增加对零部件生产商的投资激励，企业不会进行一体化生产。基于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权衡，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南方进行外包，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北方进行外包。(2)在总部服务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同样出于对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权衡，随着生产率水平从高到低，企业获取零部件的方式依次为：直接投资、国际外包、国内一体化、国内外包。(3)不同于低技术行业（即零部件密集型行业），高技术行业（总部服务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以国内生产为主。并且，总部活动密集度越高，行业内生产率差异越大，进行一体化生产的企业越多。(4)贸易成本或南方工资水平下降，会促使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分国内一体化企业转向国际外包。
　　国内学者金芳（2006）运用空间区位、所有权、交易机制三维框架，分析了当代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形成机理。她将生产环节分为研究开发环节、生产制造环节、销售及售后服务环节，不同的生产环节在区位分布、所有权方式和交易机制方面各有不同。研究开发环节区位高度集中，所有权高度控制，一般采取企业内部一体化的方式协调；生产制造环节区位高度分散，所有权的控制程度中等，一般采取准内部、非完全的长期合作交易方式；销售及售后环节，区位分布相对集中，所有权高度控制，一般采取企业内部一体化的方式协调（详见表1）。 
　　 （三）跨国公司的复杂一体化战略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环境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除了垂直（纵向型）和水平（横向型）FDI，更多的呈现出混合的复杂一体化战略。Yeaple(2003)提出了一个复杂一体化模型，假定总部在北方的使用两种中间投入品生产最终差异产品，两种中间产品分别适合在北方和南方生产，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都面临着同样的冰山型运输成本。该模型包含了四种企业组织类型：纯粹国内企业；在南方生产一种投入品、其余活动保留在母国的纵向型跨国公司；同时在两个北方国家进行生产的横向型跨国公司；一种投入品在南方而其他活动在两个北方国家的复合型跨国公司。假设企业同质，在均衡条件下所有企业都采取一致的一体化战略，具体的选择取决于要素禀赋差异、运输成本以及在南方北方进行投资的固定成本。
　　 Grossman等（2006）将异质性企业引入三国分析框架，对跨国公司的各种一体化战略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表2）。其基本设定是：由母国N、另一个北方国家R及一个南方国家S组成的全球市场，只有一种差别产品X，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各国工资水平满足：w^N =w^R＞w^S。差别产品的生产需要总部运营、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活动三个阶段，后两者的直接投资成本分别为f_M和f_A。企业根据其生产率水平选择相应的一体化战略：低生产率企业倾向于固定成本最小的运营方式，尽量不进行直接投资；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可变成本最小的运营方式，尽可能通过直接投资以节约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母国不同生产率的企业，根据中间产品贸易成本、最终产品贸易成本、中间产品直接投资成本、最终产品组装直接投资成本以及三国的工资成本差别之间的权衡，决定中间产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活动的区位安排。如果最终产品的贸易成本为零或很低，不同生产阶段之间存在单位成本互补效应，中间产品生产和组装活动倾向于集中在同一区位。如果最终产品的贸易成本适中，直接投资成本较低时，中间产品在南方生产，组装活动和零部件生产同时在南方进行会带来更大的成本节约。当存在中间产品贸易成本时，企业倾向于在多个区位从事中间产品的生产活动，并促使最终产品组装活动向零部件生产地集中，形成集聚互补效应。如果中间产品贸易成本较高而最终产品贸易成本很低，f_M和f_A的下降将促使更多的企业在南方进行一体化生产；相反，当两种贸易成本都较高时，f_M和f_A的下降导致更多的企业在两个北方国家进行一体化生产。 

　　四、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突破和完善了国际贸易理论
　　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将研究对象深入到产品内部，研究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工序或价值片段在全球的分散化分布，突破了以往国际贸易理论以最终产品为研究对象的局限。传统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和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仍然适用于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发生的基础和利益源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引进强化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基础。在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分工和贸易主体的条件下，跨国企业微观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会对国际生产分工、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重要作用。从跨国企业角度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发生的微观机理使国际贸易理论的微观基础得到加强，增强了其现实意义，完善了其理论框架。
　　（二）进一步研究方向
　　目前为止，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基础——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基准和分析逻辑。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管等理论的交叉和融合，进一步厘清不同生产率跨国公司的一体化和外包行为的动机、选择路径和技术转移行为，将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各种不同方式统一起来，在微观水平上实现贸易、直接投资和产品内分工的理论统一，从而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目前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证研究多采用宏观数据，采用微观企业数据（获取比较难）可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的经验研究，增强其现实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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