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业经济结构转型——日本的经验

关键词：农业结构 转型 经验
论文摘要：日本从20世纪初以来，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持续性变体，在保证国家食品安全的同时。适应国家的化进程，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从而为资源约束型大国创造了农业经济结钩转型的经验。
从经济的流程来看，当一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并使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时，农业经济结构必须作出积极适应，以保证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益水平达到或接近社会上其他产业部门劳动者的平均收益水平，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日本从20世纪初以来农业经济结构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发生了持续性变化，在保证了国家食品安全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转型本文主要分析这一进程的实质性含义及其创造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农业经济结构转型的经验。
一、农业就业率的变化趋势与
农户结构的长期变化农业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包含了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数量关系的变化，也包含r_农业内部各种关系的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能够通过多种指标反映出来，其中就业率和生产率结构、农业组织结构的变化是最主要的指标。
直到l9世纪末，El本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大国。农业就业率高达70％以上。但是，进入2o世纪以后，农业就业率发生急剧变化，就业率从1900年的70％下降到1980年的13．9％，下降幅度达到56．1个百分点，成为农业就业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就业结构高度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分析Ft本农业就业结构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导致农业就业率下降的原因，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一方面，隧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著增加，劳动力的收益水平明显提高，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横向转移另一方面，农户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农户结构由过去单一的农业经营逐步向兼业化方向发展，从而在农户内部形成一条由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劳动力转换的过渡通道。因此，研究日本农业经济结构的转换，不能不研究农户经济结构的变化。
日本农业经济结构转换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这就是在农业就业率急剧下降的同时，农户总量却只有小幅下降。1950年至1975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期，在这一时期农业就业人数连年持续减少，1955年农业就业人数是1，489万人，1975年减少到670万人，共减少了819万人。但农户数量的减少幅度要小得多，1950年的农户总数为618万户，直到1978年尚且有479万户，在这28年中仅减少了139万户。为什么两者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偏差?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农户的兼业经营趋势。
农户可分为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两种类型。专门从事农业经营并获取收入的农户，我们称其为专业农户；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其他产业，或者农户家庭中有部分成员从非农产业中获取收入，我们称这种农户为兼业农户。1950年专业农户与兼业农户的比率为50：50，1955年为34．8：65．2，以后年度中这个比率发生了更大的变化，1798年专业农户下降到12．9％，兼业农户上升到87．1％。
兼业农户具体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要依靠农业经营来获取收入，其他收入仅处于补充地位的农户；第二类是农业外收入占主体地位，农业收入处于从属地位的农户。5O年代以来，日本兼业农户结构总的变化趋势是，第一类兼业农户呈下降趋势，第二类兼业农户呈上升趋势。1950年第一类兼业农户是175万户，第二类兼业农户是134万户，二者之间的比率是57：43。1950年至1955年的五年间，第一类兼业农户的总数有一定的上升，达到228万户，而后开始下降，1960年为204万户，1970年为181万户，1798年为88万户，同高峰期相比，大约减少了1／3。第二类兼业农户则呈相反的变化趋势，1960年增加到194万户，1970年增加到274万户，1798年进一步增加到328万户。
农户结构中兼业农户的增加，为农业就业率的下降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一方面它能够有效缓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就业风险，使农户家庭即使在不能从非农产业中获得收入时，也能够维持其基本生存条件，从而使农户家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一种内在动力和安全感，产生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放大效应。另一方面，在特定社区范围内，首先进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农户家庭一旦取得成功，必然对其他农户产生示范效应，形成农户经营兼业化和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潮流。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农业就业率下降与农户总量减少相背离的原因。
日本农户结构中兼业化经营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渡通道，与日本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租赁的限制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战后在美国的指令下开始农地改革，规定不承认不在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在农村的地主土地保有限度为1町步(其中北海道为4町步)，自耕地的保有限度为3公顷，土地所有者出租的土地不得超过1公顷，同时还取缔了土地的买卖。通过农地改革，佃农的比例从1950年的5％下降到1970年的近2％。1952年的“农地法”进一步继承了农地改革的精神，强调保护佃农和自耕农主义，充分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农地的流动，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扩大了农民和其他产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但是，也恰恰是这一政策，促使农民不得不从事兼业化经营，从其他产业劳动中获得收入，以熨平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客观上造就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渡通道。
二、农业生产率结构的变化
日本是一个人口大国，要在农业就业率急剧下降时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必须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战前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1880年至1940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其主要原因是不断扩大的非农业部门顺利地吸收了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使土地劳动比率不断上升，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此期间，由于品种改良、化肥的广泛使用、灌溉设施的建设，土地生产率也增长了70％。品种改良早期主要是“老农品种”的选定和推广，如大米优良品种“神力”、“龟尾”在神户和山形选定后，分别以东日本和西日本为中心进行推广和普及，使大米产量大幅度提高。19世纪末，政府开始在各府县设置农业实验所以开发适合各地环境的优良品种，从而使选种和育种从经验型转向型。
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化肥产量增长很快，化肥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大幅度下降，1930年的化肥价格仅是1880年价格的1／4，这就使得农民有能力使用化肥以增加产量，1940年的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与1880年相比增加了9倍，土地产出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灌溉设施建设起步比较早，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大规模进行了灌溉设施建设。1899年制定的“耕地整理法”规定，在预定建设灌溉设施的地区内，只要有1／3的地主同意，就可以修建。1923年又制定了“排灌设施改良事业补助事项”，对于府县建设的排灌设施改良工程给予50％的国库补助。大规模的灌溉设施建设和灌溉率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品种改良的效果。
战后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提高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农业实验所利用科学的方法不断开发出新的优良品种并加以推广；化肥工业的发展，使品质更为优良、肥力更为显著、价格更为低廉的化肥被不断开发出来，化肥的使用率得到很大提高，1970年的肥料与土地比率比1950年增加了近2倍；60年代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包括排灌设施、农村道路、土地平整、农地格子化等方面的农田基本建设。但在生产率结构中变化最大的是劳动生产率，1920年至1940年的2o年中资本与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都只有20％，而1970年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比1950年增加了5倍，劳动生产率增加了2倍。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最直接根源是农业机械化，到1985年，日本农业中拖拉机与土地的比率达到每千顷耕地44O．4台的水平，这比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高出近5倍。但是，日本的农业机械化有自己的特点，农业机械以中、小型为主，主要是适应狭窄的农地状况，这同欧美国家开发、推广和普及大型农业机械的状况极为不同。
尽管战后日本劳动生产率提高最为迅速，但由于人口众多，耕地面积狭小，所以日本始终把提高土地生产率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日本的土地生产率是非常高的，位于世界最前列，世界平均粮食产量1985年是每公顷2557公斤，而日本则达到每公顷5847公斤的世界最高产量。
因此，考察日本的生产率结构变动趋势，我们不难发现，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是连续的、不问断的。劳动生产率则以二战为界限，战后提高的更为迅速。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资源约束型大国农业，提高土地生产率应该是农业结构转换的永恒主题，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大力推广和普及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农业组织结构的变化
农业就业率的下降与农户结构的变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都与农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本世纪以来，特别是5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组织结构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一是与土地改革相关联，战前长期存在的地主农业和租佃制农业完全解体，代之以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场。这种小农场尽管规模狭小(平均仅有1．3公顷)，但由于产权归农民自己所有，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精耕细作农业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也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这种经营组织方式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一条过渡通道。二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农协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对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分析农协组织对理解日本农业组织结构的变迁乃至农业结构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意义。
日本的农协全称为农业协同组合，成立于1947年，其前身是战前的农业会，而农业会则是以1879年和1900年法制化了的农会和产业合作社为中心，合并各种农业团体而成立的。农协组织与以前的合作组织既有相同的地方，但区别也非常明显。相同点是它们都是互助合作组织，都是为了推广农业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获取农业发展资金，抵御市场风险。不同点是前者为地主主导性的，而后者则完全是自耕农自己的组织，以保护自耕农的利益和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为目的。
日本农协的建立，不仅是农业组织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且对整个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具有很重要的影响。首先，从农协的组织层面上看，农协具有参与面和受益面广泛的特点。每个市町村都设有农协，每个都府县都组成联合会，各个联合会共同组成全国联合会。几乎每个村庄的所有农户都进入了农协，除了农户户主为农协的成员外，连妇女和子女也分别加入了农协妇女部、青年部组织。这样的农协组织既保留了农户家庭经营决策的自主性，又切实把千千万万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使小规模农户经营与大市场达到有效对接。其次，从农协的运作层面上看，农协的业务范围非常宽，对农户的生产、销售、购买、信贷、保险以及农业的机械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服务。在生产指导方面，平均每个农协有6．2个农业经营指导员对农协成员的品种选择、栽培技术以及生产者组织的扶植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指导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此外，农业经营指导员还负责制定本地区农业的长期规划。在销售方面，农协承担着农协成员所生产产品的销售任务。1993年，农协销售的农产品价值总额相当于同年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57％，统购米和自主流通米的95％、蔬菜的53％、瓜果的52％、鲜牛奶的6o％、牛肉的47％。在购买方面，农协通过生产资料的购买活动来降低农协成员的农业经营成本。农协占有国内市场肥料92％、农药70％、农机53％、石油57％的市场分额。在信贷方面，农协一直是农协成员获取农业经营和发展资金的最主要渠道。农户向农协的贷款占到44％，高于向银行贷款39％的水平。当然，农协贷款资金主要是农户向农协的存款。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农协是日本农业机械化、化的最主要的推动者，农协为农协成员购买个人无力购买的农业机械和设施，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大型现代化粮食和统一选果场等供农户使用，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四、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出日本农业经济结构变迁的基本路径和截面特征。日本人口众多，可耕地面积较少，是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经济。所以，日本农业经济结构转换的成功，对有类似资源特征的发展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发展中的农业经济大国在推进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的任务，不仅要为国家提供基本的食品安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而且必须提高农民的收入以熨平农民与其他产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在制定农业经济结构转型政策时，必须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组织结构的设计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考虑各个方面的内在协调、相互促进，切不可单兵突进，畸形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农业组织结构设计应考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日本以土地改革为基础而建立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体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体制在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较好地克服了农民在其他产业就业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风险，能够形成一条现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道。这种体制也有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小规模家庭经营能够促进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但是，日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很难自动走向现代化农业的，而且一旦有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生，就很难保证粮食总量的稳定增长，国家的食品安全将会出现问题。因此，建立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并且，这种组织化必须是强有力的，能够承担起把农户与大市场联接起来和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任。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真正起到了这种作用。同时，在运用小规模家庭经营与组织化有机结合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时，也应考虑建立能够发展规模经营的机制，不能让小规模家庭经营成为规模经营的阻碍。日本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以至于60年代着力引导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收效甚微，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农户人口老龄化和骨干农业劳动者的减少才有所改变。
第三，促进兼业化是在小规模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降低农业就业率的根本出路。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地区经济条件差距很大，发展水平各有不同，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措施，促进兼业化经营的发展。对于经济条件较好，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要大力发展第二种兼业农户，适时适度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对于经济条件较差，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引导农户走向兼业化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