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1）

    出版印刷业是明清江南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1] 。关于这个部门在明清时期的情况，学界已有颇多研究[2] 。这里不拟重复前人已做的研究，只想重点考察他们较少涉及的一个方面，即民间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这种出版印刷业主要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印刷物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江南在宋代就已在的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但还不是最发达之地。到了明代，情况丕变。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对手一直是福建建阳，但后者万历以后逐渐衰退。因此到了明末，江南出版印刷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3] 。而在江南，出版印刷业又主要集中于苏、杭、宁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4] ，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说：“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赵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5] 。如此说来，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十分之七，而且江南也因此而成为书籍的主要输出地区。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比明代更盛，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大体而言，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刷业出现了四个重大变化。

一、官营与私营出版印刷业的消长

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出版印刷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则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消长，对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这一变化，集中地表现在坊刻的兴起以及官刻与家刻的蜕变上。明清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称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则称为“坊刻本”。在明代，大体上官刻与家刻多是非营利的，而坊刻则完全是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两者的非营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渐演化商业化的出版事业。

明初南京因系全国中心所在，故有大量政治性及教化性印刷品刊出。这些印刷品主要由官营机构刊出，因此官营出版印刷业十分发达。例如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赐给他们大量书籍，其中仅词曲一项，就赐予每王１，７００本，二十余王共４万余本。这些都是在南京刻印的。洪武朝刊刻大藏经，刻板多达５７，１６０块，藏于大报恩寺，称为《南藏》。南京的宝钞局，更有钞匠５８０名，在局印制宝钞[6] 。

永乐北迁后，南京作为留都，还保留了一部分官营出版印刷业。留都各部门继续印刷各种书籍，如南京礼部嘉靖间刻《明伦大典》，万历间刊《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南京都察院、大理寺、会同馆各刻书一、二种。应天府（南京）刊《茅山志》、《南畿通志》、《句容志》、《文公家礼仪节》等１０种。但是印书最多的官营印刷机构，却是南京国子监（即南监或南雍）。南京国子监从成立之初，就不仅接收了元代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路书板，而且还从地方上收取书板。如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取元庆元路王应麟著《玉海》板；以后又差人往取广东布政司成化间所刻《宋史》板。永乐北迁后，这些书板仍然留在南监。至嘉、万时，监中所藏二十一史，板多漫漶，原板脆薄，剜补即脱落。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南监祭酒张邦奇等奏，以为“莫若重刊。又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共该用工价银一千一百七十五两余，刷印等费不在数内”。万历初以赎款重梓《梁书》。所以南监二十一史有宋、元旧板、又有重刻新板。宋蜀刻七史残板，至清嘉庆江宁藩库失火，几历七百年始被毁。南监汇编刊印二十一史，又刊印《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通鉴纲目》、《通志略》、《古史》、《南唐书》等，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等要籍。万历初又出版了《子汇》２４种。南监还出版了虞世南、欧阳询、赵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