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的自组织特性与内生缺陷

　　三、内生的缺陷
　　1.人格化交易
　　人格化交易主要是以阿夫纳•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学派”中所用的一种现象，即马格里布商人在远途贸易时，往往只从马格里布商人中挑选代理人，并以联盟内部的多边声誉机制来维护这种交易制度。后来为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及其学生所引用，用来分析浙江经济尤其是温州经济模式中的一些情况。他认为，温州人格化交易兴盛。并以此为基础，对温州经济中（可以作为浙江经济的代表）的几个现象加以分析：1、产业的“代际锁定”；2、政府与企业一起织成一张不可知的网，阻碍投资者的进入；3、温州人满世界跑，不得不通过大规模海外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有一些分析并不妥当，产业的代际锁定方面，虽然人格化交易使后来者进入传统行业更为容易，从而出现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但是浙江现在与外界交易很广，对产业的选择路径依赖并不是很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这几年也在不断地向相关的行业扩展，永康几年之前还只有几个传统行业，想在已经有八大行业数十个小行业了，义乌产品的创新速度更是让人惊叹。相关行业的集聚很大程度上是产业集聚、信息交流所引发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降低引起的。而温州人通过海外移民来撒开生意网，其中有人格化交易的原因，但更多的，我认为是俱乐部经济的原因，他们相互照顾，因为俱乐部经济内部存在更高的收益，甚至是规模报酬递增，加上积累循环效应，俱乐部经济就会越来越大。这一点王春光对巴黎温州街和北京温州街的考察论述得很清楚。
　　然而，政府和工商界相互联合，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阻碍外来投资者的进入与人格化交易关系很大。这种相互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对于经济社会利益的一种博弈的结果。但是一旦这些战略中对各种关系的不同的预期形成以后，他们就变为“文化信念”并且超越了他们所得以产生的博弈。“他们超越了原来的博弈在于他们可以影响对于游戏规则和组织发展过程的外部变化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们成为和游戏相关的一个文化因素。即我们所说的关系，族亲、同乡总是好于别人，总要相互照顾，这是超越经济利益的。这种人格化交易，在改革开放初期，使得当地政府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默许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这种人格化交易的发展，更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沦陷”为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是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区域性的“不可触摸的网”， 阻碍着浙江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看，政府官员介入人格化交易方式，在产权保护等等方面，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本地人和非本地人、甚至区域内有关系和没关系的人上亲疏有别，导致外来资本无法进入、民间资本大量外流。
　　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1）人格化交易中，政府对待民间资本的亲疏有别是有很深的文化根源的。尤其是族亲氛围很盛的时候，对于同族或者同乡的照顾要远远高于外族或者外地的商人。这种照顾往往是超越经济利益的。这样一来，就会超出经济的边界，最终是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有这样一张网，本地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各种关系，从而在本地立足、发展。这里所获得的利益就会大大超越市场经济规则中所应得的利益，同外地资本相比，他们的利益就大大超越了。这样一来本地资本所获得的利益就会高于外地资本，资本就不再是自由流动了，本地收益率更低的资本投资之后也能获得同外地收益率高的资本获得相同收益，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当地的资本收益率。更多的外来资本不会在本地投资。本地没有关系或者累于关系的人也不会在本地再投资，最终引起本地资本不足和资本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