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浙江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研究
制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广泛分布的小城镇为依托,人口转移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农村劳动力普遍是亦工亦农的兼业农民。农民兼业化的普遍存在,不仅使农业规模经营受阻,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难以走上正轨,农村工业的产业层次、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也难以提高。
3.大量离农人口处于游离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和种种不稳定状况。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已经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基本上脱离了农业。但是,由于种种制度约束,这种转移没有纳入正式渠道,是一种暂时性的体制外转移,导致形成一个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游离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造成诸多不容忽视的弊端。如他们对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也不愿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经营中短期行为严重,甚至片面追求利润,不求质量和信誉。
由于不少“两栖”人口在农村和城镇占有双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设施,在宏观上微观上都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农村工业的粗放经营,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工业受发展条件的限制,其产业主要集中于造纸、食品、纺织、印染、化工、建材及采矿等行业,而这些正是相对高污染的行业。由于农村工业在生产工艺、监测技术和废料处理等方面的落后,其污染强度明显高于城市企业。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布局过散,不仅加剧了资源浪费与污染蔓延,也影响了生态投资效益,使污染物集中处理难度加大,造成污染面的扩大。据统计,乡镇工业污染损失值占全部工业污染损失值的份额1978年为6%, 1988年上升到20%,预计2000年将超过50%。
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环境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可以说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
高度分散的农村工业布局,还造成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省有关部门统计,农村工业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地约0.1052公顷,远高于全省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职工人均用地0.0261公顷的水平。从单位土地利用效率看,农村工业用地每公顷的产值仅及城市工业用地的1/10。同样是工业用地,我国城市工业人均用地为55平方米,而农村工业则高达每人555平方米。据有关方面测算, 1979—1984年,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推进,已经使我国付出了比城市化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价,到目前为止农村工业化已花费了近700万公顷的耕地。
5.基础设施利用不经济。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工业发展所需的供水、供电、供气以及交通、通讯、仓储等设施,几乎每个乡、村甚至企业、农户各搞一套,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据有关方面估计,农村工业仅仅由于布局分散和封闭,资源利用率降低40%,基础设施投资增加20%—30%,行政管理费用增加80%,人力资源消耗增加1%—2%,最终表现为资金利用率降低20%左右。不仅如此,由于布局分散导致产业组织规模不足,由此引发重复投资与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损害着社会的经济总效率。
(三)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造成农村工业布局分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发展初期受客观条件所限,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主要还是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政策和体制造成的。
1.认识方面。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初期,由于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对农村工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引导,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企业分布过散、规模过小。另一方面,在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先行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民资民力,过分依赖农民建设小城镇,导致小城镇数量多、档次低,形成“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2.经济利益方面。由于农村工业在发展初期都是一定社区内各要素的组合,与社区在经济利益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政企不分时,社区领导对社区内的农村工业有很强的支配权,在用人、用地甚至管理和财务方面具有硬性指挥权,这导致当地领导和农民不愿进行企业异地搬迁。此外农村工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固定资产和设施达到一定规模,若搬至城镇,必须支付一笔迁移费用,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3.户籍政策方面。我国自1956年就开始实行城乡高度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迁移。这种制度尽管在近年来有所松动,但许多条件仍然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入,使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福利、保险等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目前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而进入门槛又过高,现行的土地承包、宅基地和计划生育等政策,使农民觉得留在农村比进入城镇更合算,启动城市化和促进农村工业向城市集聚发展的难度加大。
4.行政区划方面。现行的行政区划大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有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不适应。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浙江不少地方存在一城多府的现象,如宁波市与鄞县、金华市与金华县、衢州市与衢县、绍兴市和绍兴县等,因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其它利益问题,县政府与市政府在城市的规模、建设、管理上难免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既不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功能发挥,也不利于县级中等城市的发展。
5.财政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行县市直接对省的财政体制,采取一系列鼓励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县域经济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浙江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取得了阶段性发展优势。但与此同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不少地方出现地级市的经济实力低于所管辖县市的“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从1997年GDP看,绍兴市区69.94亿元,而绍兴县、诸暨市分别达到173.81亿元和121.6亿元;金华市区45.16亿元,而义乌、东阳两市分别达到110.28亿元和83.4亿元。从1997年财政收入看,绍兴市区7.05亿元,而绍兴县达到8.65亿元,去年已突破10亿元;金华市区2.9亿元,而义乌市达到3.61亿元。此外,嘉兴市和所管辖的海宁市、桐乡市,台州市和所管辖的温岭市等,也有类似情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现行财政体制,也是造成浙江区域中心城市成长缓慢,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不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6.投资方面。资金的投入和集聚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浙江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省份。在1952—1978年期间,浙江国有投资人均只有41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列全国各省市最后一位。国有投资不足,不仅使浙江的重工业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浙江城市化进程。同时,80年代以来浙江实际利用的外资数量也较少,迄今全省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累计尚不及一个苏州市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广东省的1/10。
利用外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二、尽快构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关键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建立有利于二者联动发展的政策机制,促进农村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一)市场配置机制
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是由农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要素市场发育,就难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化组织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提升工业化,按城市化发展要求调整经济布局。
合理发展大城市,突出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