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物史观是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

l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批判》一书的中心。马克思认为，在考察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必须从经验事实出发，这个事实就是：单个人以其各种原因和方式组成家庭和市民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又组成国家。因此，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国家的公民，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是政治国家的“天然基础”和“人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政治国家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总的看法是：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这个思路开始把我们的眼睛从天国引向人间。
　　1844年4—8月，马克思为了解剖市民社会，在巴黎系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以下简称《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资本、工资以及利润、地租的形式和本质特点，第一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和社会的基础在于劳动，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很重视黑格尔的劳动观，认为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就表现在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严正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说他“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的神秘外壳，使人、人的活动、人类历史恢复了作为客观存在和现实发展过程的本来面目。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通过异化劳动不仅产生出作为异己的、敌对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生产出他同他人的关系。马克思通过有异化劳动的分析，从人与物的关系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指出：“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论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揭露了劳动者与剥削者的阶级对抗关系。马克思还用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手稿》中，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从而加深了对市民社会本质的认识。认为生产决定社会的一切方面，决定国家和各种意识形态。“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指出：“我的普遍认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还说：“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这就是说，人们的类意识即把人作为类的观念，无非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反映。
马克思这时的异化劳动理论关于“人性复归”、“人类解放”的思想还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异化劳动理论还带着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是不成熟的社会历史观理论。异化劳动理论以承认有一个理想化的不变的共同的“人的本质”为前提，并把这种“人的本质”作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标准。但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却不象黑格尔那样，讲的是绝对观念的异化，也不象费尔巴哈那样讲的是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异化，而是基于对“经济事实”的分析，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的存在物”的提法，赋予了它完全崭新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类的存在物，不是在于他们自然属性的共同性，而是在于他们能从事生产劳动。他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既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马克思抓住了人的本质在于生产劳动这个根本观点，把观察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从混沌的“市民社会”转到了“物质生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