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马克思经济政治学

　　论文关键词：经洛政治学　政治哲学　劳动价值价
　　论文摘要：马克思通过分析经济的政治性质，开创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经济政治学，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描述和批判的统一，有效地沟通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实然和应然的张力。因此，经济政治学既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质，也显示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对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优越性。
　　晚近，马克思政治哲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这不仅与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对西方’普遍认为马克思没有政治理论的一种回应。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什么?这关涉到马克思独特的理论品质，即从现实个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揭示出现实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运动规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现实存在于经济生活‘卜。马克思正是通过深人到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领域和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如同列宁评价《资本论》是小写字母的逻辑学一样，它同样是以潜藏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它揭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因此，这种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它实现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水乳交融，是经济政治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学传统
    在经济学和政治学场域分离的今天，经济政治学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却是一种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学术传统。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经济学才开始祛除政治色彩，即自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去政治”转向，这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直接结果。因此，要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有必要探讨马克思出场的理论背景口
    在18世纪，将经济政治化，或是以经济来取代政治功能最为激进的是重农主义。他们认为人类是通过实物来统治的，因此，他们创physiocratie(垂农学派)一词，来取代政治和政治经济概念，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只是人类野蛮状态时期的一种残余。而现实中的政府则应该适应自然秩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越少越好。他们把政治归结为经济，归结为重农主义，实际就构想了一门比经济理论宽泛得多的经济科学，“这种经济科学甚至超出一门科学，它实际上成了一大类科学，也就是波图一首次提出的‘伦理学与政治科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重农主义将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布坎南认为，“英国经济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果(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它把每一个人设定为自利的“理性人”，通过交换理论，依靠需求与利益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市场型的社会就可以自行解决自主的社会体制问题。这使得人们把市场型的社会组织看作政治的新形态，政治权力从上帝、君主的手中被转移到资本家的手里。把社会看作市场、把政治拒之门外，治理社会不再靠政治这个“看得见的手”，而是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斯密是占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国富论》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即分工和交换奠定了斯密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层次。经济学上的“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问的分工以及彼此相关联的交换关系所构成的，没有哪个特权阶层拥有对这个“社会”的支配权。斯密指出，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来说，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人与人在利己心的引导下参与市场交换，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经济本身就能实现社会秩序的有序，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政治成为多余的因素。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具有的这种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青年马克思深陷人本主义逻辑的泥淖，一度欲拔不能，而直到他把目光转向现实，特别是转向经济学研究，发现经济的政治性质之后，方得以脱身但马克思并没有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即在私有财产作为事实的前提条件下，主要从交换领域来论述经济社会的和谐。他没有陷人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意识形态陷阱，而是质疑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合理性，并深人到生产领域，揭示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从而使占典经济学的和谐经济社会构想落实到现实中的阶级分离和斗争的存在中。马克思在继承占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化倾向的同时，实现了对他们的超越。

    二、经济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优越性
    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性质，我国有学者将它定位于规范性政治哲学。这种定位将马克思康德化，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做的深人剖析。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主义。但这种理论在十月革命的浓浓硝烟中已经破产。相对于这两种理论，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定位于经济政治学，显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它能够沟通马克思思想中实然和应然的张力，实现描述和批判的统一。
    政治哲学之作为规范理论与认知理沦相区分，是一种当代哲学现象。在古代知识体系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是没有分别的。近代以后，哲学与科学逐渐分立，随之作为哲学之思的政治哲学与作为科学认知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渐趋明晰。斯特劳斯曾把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分离归结为现代性的间题，他认为这种分离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胜的政治观;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这是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同时也说明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区分:从道德伦理来理解和分析政治生活，即具有价值预设的政治理论和完全排除掉价值预设从经验来分析的政治理论，因此，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而政治科学则是一种描述和分析的理论。
    虽然斯特劳斯强调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差异性，但现实中这二者井非是绝对对立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学者阿兰·艾萨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政治哲学家往往先提出一种终极目标或价值，然后再描述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手段，霍布斯就是先指出和平(没有内证)应当是政治系统的目的，继而又讨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即建立绝对的政治统治—利维坦。前者严格说来是规范活动，而后者则是科学判断”。即政治哲学是从应当到现实。我国有学者根据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长线索，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符合这种逻辑。马克思早期所进行的政治哲学论辩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理论，他关于人的解放和未来社会的设想，实质卜就是一种建基于规范理论的伦理预设。这一伦理顶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而这恰好是符合从伦理预设到现实活动的逻辑。
   假如这种解读能够成立，那么问题就会产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他的同时代人赫斯、卢格等人的区别在哪?马克思反对的正是这种从抽象伦理分析现实和透视现实的做法，他对蒲鲁东的批评就说明了这点。蒲鲁东以“平等”理念为标尺，来逐一检验现实的经济范畴，从而机械地区分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这被马克思批评为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贫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无疑具有追求人类解放这样一个价值目标。但是，他不同于蒲鲁东就在于，他将这种追求融合到严格的科学分析中，让现实自己说出需要解放和实现解放的话语，而不是让这样一个追求时时刻刻都打着是马克思个人信仰的烙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反映了马克思经济政治学批判性的真谛:“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和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比较对照。即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不是从应当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实还具有从价值出发批评现实的倾向，还没有实现人本主义和对经济生活历史分析的统一。但是，假如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开来看，他的思想并非是铁板一块。在“笔记本”，他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进行了叱骂和谴责，然而在“笔记本班”，他已经能够客观地论述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它是人类对象化力量的反映，是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这说明，当时的马克思已经初步具有从价值预设的彼岸世界回归现实生活此岸世界的意识。后来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他在批判了哲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后，终于通过人类社会实践、生产活动这个桥梁回归到了现实，从而提出了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的现实运动这一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深化和具体。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无产者三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解蔽了资产阶级关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幻想;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承盾运动，预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将走向自我扬弃的趋势。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既具有事实描述和分析的向度，同时也是对所分析事实的批判，它实现了规范和科学、描述和批判的统一。通过;种统一，马克思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三、经济政治学的合法性源自商品经济的公共性
    经济学和政治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古希腊，经济属于家计学，那是一个不自由的领域，而政治则属于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人通过言论和行动，让自己在城邦同伴面前显露出来，从而使自己获得人的本质，达到个人的善与城邦善的统一。这个传统一直作为暗流影响着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例如，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中通过把人的活动区分为劳动、制作和行动，指出劳动和制作都不能使人成为人，只有行动，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在劳动中，人作为物欲的存在物，受着自己动物性的支配，是不自由的存在。因此，她把劳动划分为私人领域，认为这个领域构成人的一个黑暗背景。这种将经济归结为私人领域的传统，在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中也有影响。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中对此做了分析。政治自由主义通过将经济领域划分到私人领域，反对将自主权利应用到经济领域。他们通过两个命题来进行论证。第一个命题是劳动商品命题，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和其他交换一样是私人性，因此，这两种交换中的权力支配相等的。第二个命题断定竞争的资本市场把对经济活动的实际支配与资产的所有权分离了开来，因此，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而是竞争生存的命令决定了经济结果。即资本是中立的。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对此进行了反驳。

    首先，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市场仁其它的普通商品。其它商品可以和劳动者分离而存在，但是劳动力不能分离。劳动者之所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受到了强制，即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在市场的地位并非如诺其克所认为的可以在有意义的工作和高工资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工作，或是饿死。因此，劳动力的出卖，就表明了经济领域并非仅仅属于私人偏好的领域，它存在有社会权力。
    其次，资本也并非是中立的。资本通过三种手段来产生社会影响，即影响生产过程，支配资本的投人方向以及影响国家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权力因为流动性而加大。工人并没有机会获得资本从事经济活动。因为，资本的本质是盈利，它在投人时需要考虑到工人的返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