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经济学逻辑休系的新探索

二、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研究的十大新进展
　　　　(1)世界性学术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寻找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尤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颇为盛行，其特点是强调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完整解读，崇尚文本的原创性。欧洲多国学者和专门机构正在合作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国际版。日本搞《资本论》研究的学者已逾千人。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默斯Amherst分校开设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就主张通过阅读《资本论》原着着重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2)关于“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两大逻辑结构的地位和关系之争。这是在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史上争论已逾百年的问题，即两者孰重孰轻以及“互补论”与《资本论》“取代论”之争。加拿大学者M，A，Lebowitz(《(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2003年)指出：作为六册计划第1册的《资本论》是以资本和人格化资本为主体和发展主线来阐述资本的本质和衰亡的历史总趋势，但由于没有完成其续篇尤其第3册的《雇佣劳动》篇，因此导致关于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主线的缺位。
　　(3)西方出现了一股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潮。对于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有两种思路。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该学派还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才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斗争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直接诉诸黑格尔”，力图表明黑格尔《逻辑学》及其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
　　(4)恩格斯对《资本论》出版和写作的新贡献。1994年负责《资本论》第三卷(MEGA2第1I部分第12卷)马克思主要手稿编辑的福尔格拉夫(Vollgraf)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根据该书的《附属材料》卷所收录的揭示恩格斯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三个附录，恩格斯并没有践行他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内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概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等。这不仅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并且，这将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及其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5)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假设基础上，首创“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即转轨(型)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体系、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路。 　(6)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受到挑战。
　　(7)俄罗斯学者自由学派的一个新动向是提出“晚年马克思放弃论”。其理由是马克思在从1873年起，完全中止对《资本论》和六册结构的研究，并且直到生命的结束即整整11年都没有再重返这项工作，而编辑出版《资本论》2—3卷则由恩格斯又花费11年直到生命的终结才完成的(列·格列布涅夫，2005年)。
　　(8)罗莎·罗森堡的总体性方法论。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持批判态度，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莫菲等从她的思想中吸收不少理论营养。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述的总体性方法和阶级意识就是以罗森堡着述为蓝本的。卢卡奇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总体性方法。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因此，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等着作中所运用的总体性方法，以及她在同机会主义的经济宿命论和伦理反对派进行论战时，所阐释的总体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历史考察之问的本质区别，“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
　　1克思主义的复归”，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再生”。
　　(9)J.Piaget和G.Garcia的“新范式”热。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构筑学说而采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新范式”提倡者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GarEia语)。
　　(10)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多元化趋向。如出现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筑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
　　因此，总体思路是“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其次是“发展马克思”。该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是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三、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框架的若干新设想
　　　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1.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应该强调指出：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鉴于用范式理论构筑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因此，尤应提倡从属型“3E补论”，换而言之，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是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2.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重要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就是植根于中国水土的发展经济学。斯密的《国富论》虽然貌似古典经济学大百科全书，实际上凸现发展为主题、主线和轴心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建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区分发展与增长尤其怎样区分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值得研究。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如何走出诸如“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或者“不带来好运”一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或瓶颈：诸如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无情的即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增长(mthless)，无声的即没有发言权、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增长(voiceless)，无根的即没有文化根基的增长(rootless)，无望的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增长(futureless)，低头的即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的依附型增长(Independenceless)，以及失控的即鼓吹市场神话和公共品市场化的增长(Controlless)。国际经济组织和西方有识之士提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性增长”(smart growth)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Growth)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即能够显着减贫、穷人获益而同时能够改善社会机会不均等从而使增长成果为社会共同分享。
　　这就为新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科学发展必须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这种科学发展就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