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冲击/财政冲击/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摘 要〕本文使用同时带有长期约束和短期约束的SVAR方法，识别了中国经济波动的三种冲击源，即供给冲击、财政冲击和货币冲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是供给冲击。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率为90%左右，对通胀波动的贡献率为65%左右。以财政冲击和货币冲击为代表的总需求冲击虽然不是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但是我们发现了货币供给冲击在短期内产生产出下降和通胀下降的宏观经济异象。
　　〔关键词〕冲击；中国经济波动；SVAR方法

　　一、引 言
　　什么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最主要的原因？是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理论上，它可以作为标准之一来衡量RBC理论和凯恩斯理论在经验上哪个更接近中国现实，为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的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模型提供一个方向或评价方式；在实践上，它可以使人们根据不同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力度来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更有效地熨平经济波动。然而，对此问题学者们显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来自总需求冲击。Zhang和Wan［1］认为，需求冲击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而供给冲击在一段时间后则显示出更大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需求冲击的不同部分对波动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在1985—1990年间，需求冲击的推动力是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但在1991—2000年间，推动力则是固定资产投资和世界需求，而宏观经济政策在引发或阻碍周期性经济波动方面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在经济波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观点与Brandt和Zhu［2］的观点类似，他们强调投资在中国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林毅夫和龚刚［3-4］认为，过度投资引起了中国经济的波动。过度投资不仅在未建成生产能力前创造了过度需求，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而且在建成后突然增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所以当政府通过需求管理采取反通胀政策时，生产能力就会过剩，从而产生通货紧缩。此外，刘金全、范剑青和刘志刚［5］-［7］以及郭庆旺和贾俊雪［8］等人也都认为，中国经济波动与投资相关。宋国青［9-10］认为，利率在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是对名义利率的控制导致真实利率的大幅波动，而中国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利率的变动都很敏感，所以真实利率变动引起总需求的大幅变动，进而引起产出的波动。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总供给冲击才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龚刚［11］认为，总需求冲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波动，但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总供给冲击。卜永祥和靳炎［12］的研究表明，技术冲击可以解释76%的中国经济波动。龚敏和李文溥［13］的经验研究表明，1996—2005年间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是总供给。他们认为，高储蓄导致的快速资本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微观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近年来针对生产者的一系列减税政策产生的对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激励等，是供给能力扩张的重要原因。刘瑞明和白永秀［14］研究发现，由于政府保持着经济的控制权，政府组织中晋升激励体制的周期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因，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晋升体制周期”和“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
　　已有的文献对理解中国经济周期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起点。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可能存在多种对其进行解释的内部逻辑自洽的模型，这些模型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相互排斥的，但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找到解释力最强的模型和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某种理论并不能解释相应的经济现象，就应当进行修正或舍弃［15］。
　　本文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方法，该方法是在对Sims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的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VAR方法通过使用经济理论对VAR模型施加约束来识别结构冲击，在国外被学者们广泛地用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中，如Bernanke［16］、Blanchard 和 Quah［17］以及Gali［18］等等。我国学者Zhang和Wan［1］、龚敏和李文溥［13］以及徐高［19］都也使用SVAR方法来识别不同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对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第一，本文识别了三类冲击，分别为供给冲击、货币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而已有研究只识别了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同时识别三种冲击的好处在于可以更明确地区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本文发现了中国经济波动中的“产出之谜”和“价格之谜”，并对此进行了初步解释。第三，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本文不但对SVAR模型施加了与已有研究相同的长期约束，而且还同时使用了短期约束，这是对中国经济波动源识别方法的进一步完善。第四，本文使用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后经过调整的季度数据，不仅数据更精确，而且比年度数据有更大的样本容量，增加估计的准确性。
　　二、模 型
　　SVAR方法是在对VAR方法的批判性发展中建立起来的。VAR方法产生于Sims（1980）开创性的研究。VAR方法在建立之初主要用于预测，由于缺乏经济理论基础，所以受到了Cooley 和 LeRoy［20］等的很多批评。作为对这一批评的回应，Sims、 Bernanke［16］、Blanchard 和 Watson［21］以及Blanchard 和Quah［17］将VAR方法发展为结构VAR方法，即SVAR方法。SVAR方法通过施加长短期约束来识别经济波动的不同冲击源，并确定各个冲击源的相对重要性。

　　本文在一个4变量的系统中研究4个不同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4个冲击分别为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供给冲击和货币需求冲击。变量的选择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在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中这些变量是内生变量；二是要非常有助于识别结构冲击。
　　可以把包含上述4个冲击的SVAR模型写为：
　　A0ZtA1Zt-1+…+At－pZP+et（1）
　　其中，Zt（yt，it，pt，mt）′为内生变量的向量，变量yt、it、pt和mt分别表示产出、利率、价格水平和货币供给，A（L）是4×4的矩阵多项式，L为滞后算子，et为4×1的矩阵，包括4个不可观察的结构经济冲击，e（eas，ef，emd，ems），eas为技术冲击，ef为政府支出冲击，ems为货币供给冲击，emd为货币需求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