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如何刺激我国居民消费拉动内需
　　如果说经济是承载着国家前进命运的列车，那么消费将是这辆列车的新引擎；只有当消费活跃有劲的时候，经济这辆列车才能加足马力向前发展。2009年国家已针对汽车、房产、家电等消费领域陆续出台了多项“扩内需、保增长”的优惠政策，有效推动了居民消费。统计显示，在扩大消费“一揽子”政策作用下，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率先摆脱危机困扰，从2009年2月份达到阶段性低点之后，二季度持续走稳，三季度逐月加快。10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创下年内新高。在扣除价格因素后，社会消费的实际增速也已接近金融危机之前的高点。
　　只有切实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坚实的基础。除了延续已有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外，从长远来看，归根到底是需要解决“无钱可花”和“有钱不花”两个问题，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第一，改变不合理的国名收入分配结构，切实增加居民收入，解决居民“无钱可花”的难题，以进一步扩大内需。收入分配问题，实质是公平与效率问题。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收入分配的调整是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颇具有实施难度的问题，但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破题的时刻。
　首先，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问题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我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症结所在。必须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甚至应略高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实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完善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其次，着力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有很大上升，财产性收入总量从1993年的211.84亿元增长为2007年的3002.34亿元，增长近14.17倍，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亮点。但是，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很低，仅占1%左右，相比发达国家约20%的水平，潜力巨大。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居民共同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消费市场（内需占GDP比重达80%以上），对应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中超过65%的股票及基金的比重；我国扩大内需，同样也需要大力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中股票及基金所占比重（目前仅为20%左右），实现居民收入的财产性增长。
　　再次，着力改革目前的个税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经济学家建议降低个税税率、提高起征点是有效增加居民收入的是一剂良方。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我国现有的个税60%来自工薪阶层，真正的富人逃税问题很普遍，没有起到纠正贫富差距的作用。俄罗斯以前也与我国一样，个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也存在富人逃税问题。它的税率原来分为12%、20%和30%，改革后，统统降为12%，同时提高了起征点。结果改革当年税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5%，第二年又增加了21%。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把目前的税率从5%-45%降到0-15%。不仅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且调动居民的缴税积极性，可以大大减少偷税漏税行为。
　　最后，着力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缩小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从消费倾向分析，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且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高于高收入组。由此可见，可以考虑针对农村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城镇低收入户的消费鼓励措施，如增加补贴提高收入、扩大消费信贷等，将对消费产生直接拉动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促进消费增长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