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
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调动一切有利因素，需要全社会从不同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传统文化已深深地融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甚至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的强大力量。因此，如何摆正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的关系，就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传统文化对建党及党建初期党的建设的影响
传统文化思想中没有政党方面的理论，但是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并非毫无意义。我们可以从党的成立和早期党的建设的过程看出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的客观影响和党的建设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努力。
通过学术团体影响，是传统士人阶层从事政治活动所采取的普遍方式。如先秦的儒家和墨家学派就兼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性质，孔子率徒周游列国，企图以自己的德治主张影响当政者。墨子学派更是纪律严明的组织，并且直接干预政治。其后各种学术团体也有直接参与政治的，如明末东林党的活动等。
传统学社的文化特点可以为：从学术探讨入手；以道德修养为内容；以参与政治为目的。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和政治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互质张知。所谓砥砺品行，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所谓改良人心风俗，就是要通过学术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成立。
以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为代表，陈独秀的“新青年社”，李大钊、恽代英等参与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的“平民团”，周恩来的“觉悟社”，恽代英的“互助社”等学术团体都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方针，因而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而这些学术社团大多具有中国传统学派、学社的性质。如都注意品格修养，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制定了互相督促的条文和纪律，每天检查；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以“思想改造”为口号，主张“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又都是从学术研讨入手，探寻救亡图存、治世救国之路，具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双重性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怎样搞好党的建设成为突出的问题。毛泽东早期的建党思想以着重思想建设的原则和党的三大作风最有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我们党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努力。
（一）着重思想建党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学派、学社浓重的学习风气和注重学风的特点。毛泽东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pp.532-533)毛泽东要求党员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强调学习学习再学习。他还特别强调不重视理论学习，天天搞事务，就会思想僵化迷失方向。学习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延安整风的基本方式就是学习大量的材料，联系实际，整顿学风。
（二）着重思想建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实事求是”最早出现在《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原意是指河间献王刘德在做学问时注意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毛泽东则赋予了新的理论。把它提升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2](p.109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的批判继承。如东汉的王充，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言之必可行”[3](p.134)，“言必信，行必果”[3](p.140)等言行结合的思想，提出了“学贵能用”的观点。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4](p.280)宋明清时期，又形成了“经世致用”、“实用”的“实学”。黄宗羲认为，学问以用得着为真，主张“经术所以经世”，力倡将“六经之旨与尘世之务”结合起来，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毛泽东的《实践论》，明显受王夫之的知行关系的影响。王夫之提出了“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结合论，并最后归于“实践”，即“知之尽，实践之而已”[5](p.16)。
（三）着重思想建党的政治标准与处事原则在于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p.1095)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孔子主张“爱人”、“爱众”、“重民”。孟子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p.111)。唐代柳宗元主张统治者必须重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提出了“生人之意”的历史观，白居易也认为“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才是贤明的治世之道。历代帝王也常常以体察民情、顺乎民意为荣。唐太宗李世民就把君民关系比喻为舟与水的关系。对民贵君轻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发扬，就是要把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
（四）着重思想建党的主要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继承了传统学派、社团重视伦理修养的优良作风，孔子认为“正身”要靠“修己”，具体途径是“自省”、“改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p.39)。“自省”要自觉地、不断地进行，要“吾日三省吾身”[3](p.3)。宋代王阳明提倡“反己”与“责善”，相当于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对别人的批评还要注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7](p.482)。不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原则也见于传统文化中。
二、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已经深深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要搞好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对此有所认识：
（一）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民本”“重民”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墨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孟子曾反复阐述他的“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8](p.295)所以，他告诫国君们，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长治久安。荀子讲得更为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p.152-153)西汉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10](p.149)“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10](p.152)唐太宗对民重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1](p.358)魏征则引用荀子的话进而申述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pp.358-359)大凡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对民本思想都有论述，并能够体察民情，关心民众，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这种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当作统治手段的，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人民的真实利益出发。所以一旦他们的统治巩固了，或者只顾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横征暴敛，盘剥百姓，以致最后自取灭亡。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不再有阶级的利益冲突，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而成了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和出发点，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思想。中国共产党不像封建统治者那样担心政权受到民众的威胁，因为它把为人民谋利益当作党和国家的根本目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得以跳出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我党要求共产党员的言论行为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政策和领导工作，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从传统的理想人格到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在理想人格标准方面，中国古代各家思想都把改造社会、治国安民视为人生的最高归宿，都认为人生价值是在“济世”、“治国”、“安民”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大学》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便是这样，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国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奉行不悖。修身就是要培养极高的道德修养，即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有无私为他人为社会尽责任的思想、意志和能力。孟子还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p.304)是一种进退自如的为人立世的态度，也体现了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历史上，这种理想人格的影响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的英雄人物。这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对此有很深的理解，并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共产党人修养的一部分。毛泽东一代领导人，不仅从理论上批判继承了这一思想精华，把它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之一，纳入了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此有亲身的实践。
（三）从修身、内省到我党的思想道德和自我批评。儒家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自己的思想信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志、知识等修养，用先人圣贤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3](p.3)儒家的出发点有两个：如果思想品德不端正，能力意志不强，就无法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进而付诸实践，这就是孔子“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p.138)”再就是儒家在上认定“性本善”，努力向内心寻求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13](p.17)如果不对人进行教育，不启发他反省自己、自我解剖，那么，人本有的“善”性就会受社会邪恶的影响而变恶。儒家虽然主张通过教育，进行外在的灌输，但这种教育是以“性本善”为理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修身是封闭自足式，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种注重修身、强调“人性本善”的思想，对毛泽东实际信奉的无产阶级性善论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党政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所以他强调我党在思想建设中要重视思想教育、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内自省”思想的扬弃。所谓自我批评，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省，就是自己自觉地时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不仅仅是“内自省”，而且还依靠集体，依靠组织的帮助，每个党员都是他人自省时可相对照的镜子。要加强党性修养，不仅要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互相监督。
（四）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对于任何政权来说，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贪官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刑法，对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制止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能否真正惩治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贪官的措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14](p.1)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城，其用一也。”[15](p.9)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济、教刑并用的思想作过明确而详细的表述。精通的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主、以刑为辅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党中央就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6月发布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决定。同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坚决肃清恶霸作风》中严厉指出：对于为非作歹的干部，“除进行严格教育外，对于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应该立即撤销他们在政府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交付审判，以法治罪。如果是共产党员，还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基于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的警惕和愤慨，建国以来，我党一方面连续不断地发动群众政治运动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对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搞“不教而诛”。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党中央对犯有腐败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传统文化与执政党思想建设结合的现实需要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除了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外，要强调思想素质教育。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历史，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反思，对于我们传统的思想文化，我们不能够完全追随“五四”的反传统态度，割裂历史将无法成就永久的事业。必须反思“五四”传统，重新关照我们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我们整个民族心理思想结构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应该考虑用传统文化来补充我们传统的思想教育的规范和模式。
中国共产党产生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其主体也就是全部党员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尽管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起来的，尽管在理性上可以用理论武装起来，但在无意识层面上仍然潜在地显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党员主体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意义所在。
（一）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系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时代延续，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承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思想建设不能置身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外，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p.603)我们党进行思想建设，也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创造活动，传统文化则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传统文化制约着党的思想建设，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
共产党员也是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环境中，根据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情感模式、价值观念来界定自己行为取向的。当社会化过程中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时，便赋予了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性格、感情和倾向性。所以党员也不能避免带着一定的倾向从事活动，其自身的文化素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并熔铸于活动的结果中，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支配着党员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价值取向，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党的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党的思想建设赖以进行的现实基础，那么，它必然影响着党的思想建设，这种影响是通过党员个体的中介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有意识的继承与无意识的渗透的交织。有意识的继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引起党员的主观意识活动而被其意识所掌握，形成新的意识，这种影响是通过教育和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达到的，其特点在于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无意识的渗透，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一定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党员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发生作用。生活在文化传统中的党员，其思想意识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是间接的、不知不觉地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影响的结果就使党员在活动中无意识地遵循着一定的方式、习惯及行为模式，这些方法、习惯及行为模式，有的可以变为清晰的意识，更多的则仍然是无意识的。
第二，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为和心态文化一旦形成，就深深地潜藏于人们的灵魂深处，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党的思想建设长期产生影响。但是，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并不排斥其变动性的一面。从纵向透视，传统文化又是不断凝聚、不断被否定、又不断创造的一个动态系统。因此不同时期，将会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作用于党的思想建设。
第三，积极效用与消极效用并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两面体，本身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色调也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它包含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刚毅奋进、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意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含着一些消极和落后的因素，尤其是等级服从心理、家长作风、小农意识、宗法观念，这些将阻碍党的思想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党的思想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二）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6](p.51)这就是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面对而且要“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其中包括传统文化。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利用，一方面是“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即继承传统，发扬传统；而另一方面这种“继续”又是“在完全改变了条件”下进行的，条件完全改变，那么继续、继承、发扬，也就不会完全一切照旧，而会“走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党的思想建设之所以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因为：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党员、武装党员的头脑，而马克思主义要为全体党员所接受、所掌握，就必须把它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使之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气质。马克思主义是开创人类新时代的崭新文化形态，它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地区，而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新文化，简单地把它归结于西学是不恰当的。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从西方传入的，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艰巨任务。早在1938年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p.534)。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自己内容上更加充实、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博奥精深的理论学说，必须带上鲜明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质，才能为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气息，使人倍感亲切。这种做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有利于群众更好的掌握理论，并运用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向深度，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指导中国的革命活动，最重要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上的内在联结。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生根、开花、结果，才能达到党的思想建设的预期效果。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是深植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必须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者和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继承者，才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都不可能不考虑他们原有的社会文化制度，不可能不考虑原有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而不同的社会文化有不同的历史个性，它就像社会有机体的基因一样，延续为各个民族独特的个性和有特色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基因也必定会注入该民族的政党组织，从而赋予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以独特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世代延续和发展，而且曾经抚育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和气质。今天它仍然是民族团结、社会统一不可缺少的纽带，是创造社会主义化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党的思想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客观要求。党的思想建设如果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就会失去历史的依据，脱离本民族精神的依据，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力，成为一种外来的“移植物”。
再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净化党的思想建设外部文化环境的需要。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引进、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学术理论著作，介绍了不少在西方各国具有影响的学术理论思潮，这对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氛围，加强学术理论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党的思想建设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现代西方文化毕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产物，作为资产阶级的意志形态，无不体现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性。然而，在过去一些时间，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出版界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时，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予以鉴别、分析、研究和批判；客观介绍较多，但也存在介绍“精华”时面面俱到，涉及“糟粕”时轻描淡写，追求新、奇、怪，对自己介绍的东西生吞活剥，一知半解，消化不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上述不良倾向，对少数党员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也不同程度地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导致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政治观点的倾斜。一部分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党的理想、宗旨，而强调自我，推崇个人，奉行享乐主义，用“一切向钱看”衡量一切，为政不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要抵制和克服西方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消极影响，除了强调系统的、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之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一条重要途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足以抵制西方文化消极影响的积极因素，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意识、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艰苦奋斗、节俭不奢的传统，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功利取向、悲观主义、享乐主义的否定。所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去抵御西方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设法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设法解除落后的传统文化。小农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以及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和专制主义文化，养成了中国民众许多根深蒂固的陈旧习惯和腐朽作风，这些陈规陋习随着历史的进程也逐渐积淀到人们的心理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阻碍作用，也将有形无形地影响党的思想建设。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今天，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影响党的思想建设的落后传统文化尤其要进行严格和认真的清算，这是因为：
第一，落后的传统文化将使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扭曲和变形。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要在中国传播，必须经过中国文化的重构，这就可能混进杂质，造成原来思想体系的扭曲和变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它的封建伦理本位、缺乏竞争和中庸观念、缺乏民主传统、以及重直觉体悟、轻逻辑论证、宗族血缘的乡土依恋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起着扭曲和变形的作用。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7](p.406)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基本原理。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对经典的解释，当马克思主义传到我国后，有些人便习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经典”，当作教义，搞“注释”、“解说”、“浅说”，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阻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丰富和发展。又如，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物质利益的。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8](p.537)，马克思也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8](p.103)。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义利分离，重义轻利，把讲“利”的统统称为小人，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便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原理来重释，结果把讲物质利益斥为“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资本主义复辟”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或变形，有的人对此看得很严重，并因此而悲观失望。其实按照解释学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正常的，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人，在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之前，头脑都不是一块白板，因而它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都不免要受到由头脑中本有的东西所决定的“视界”的局限。因此，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影响。
第二，落后的传统文化将不利于党员接受新思想，实现观念更新。恩格斯曾经说过，传统有时表现为一种惰性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而且本能地排斥新思想、新观念。传统文化毕竟是过去的、历史的东西，与今天党的思想建设的要求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和矛盾，如等级观念、家长作风就会阻碍民主意识、民主作风的形成；保守心理、中庸观念将阻碍竞争意识、进取精神的形成；因循守旧、不求变革的心理将阻碍创新意识的形成；狭隘排外、妄自尊大的心理将阻碍开放意识的形成。因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将不利于党员接受新思想，形成新意识，从而实现观念更新。而当今世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思想文化的潮流不断涌现，党员要紧跟时代步伐，适应时代的要求，把握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弄潮儿，就必须不断地更新观念，接受新思想。观念更新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党的思想建设要注意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第三，传统的价值观有助于克服落后的传统文化对党员思想道德素质的不良影响。党的思想建设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同时还要注意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参照体系依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判断，甚至直接源出于传统的价值观，如位居庙堂则“清正廉法”、“克己奉公”，身在江湖则“位卑忧国”、“匹夫有责”，对待同志“与人为善”、“信守诺言”，对待生活“居安思危”、“勤俭节约”，对待名利“取之有道”、“舍利取义”，对待邪恶“疾恶如仇”、“伸张正义”，报效国家“以身殉国”、“杀身成仁”，坚持原则“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追求理想“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等等。同时，也应该考虑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自足的思想体系，反思其对于我党的思想建设的意义。传统儒家文化的治道是一种教化形成，它也包括法治、刑政，但主要是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一个人的人格。以礼节民，以乐和民，礼乐刑政，相辅相成。通过礼乐教化提高百姓的素养，纯洁人心，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达到理想的胜境。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天、地、人、物、我之间相互和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互尊的资源。其化常之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和规范化。
四、警惕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不良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培植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糟粕和民族文化的不良传统形成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同时，还要特别警惕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不良影响。
（一）“官本位”观念。“官本位”的等级观念，是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形成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至今，“官本位”的等级观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还在顽强地表现着。一些官员和领导干部由于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等级观念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现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现了。而要铲除“官本位”的等级观念，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提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二）封建专制。我国传统文化漫长的历史是伴随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很深的影响，对一些根深蒂固的陈旧习惯、腐朽作风和错误观念，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9](p.332)封建专制主义残余产生了特权现象，某些干部脱离群众，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搞特权，特殊化，腐化变质，堕落为人民的罪人。某些干部，所到之处，迎送吃喝，封锁，大肆宣扬，不可一世，这些都给党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要用传统的廉政思想、民本思想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同时也要完善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等程序和制度。
（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封建官僚政治的重要产物。“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20](p.327)挖掘官僚主义在深层文化和机制方面的成因，警惕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影响，是一项重要工作。与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要健全干部正常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制度，要赏罚严明，精简机构，避免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除了这些制度上的硬控制外，还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
（四）人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化的特征。许多政治、、道德、审美等观念的产生，都是以“礼”为起点和轴心的，它要求人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注入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力维系平衡和谐的秩序。其价值观念，也有伦理化的特征。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农业——宗法”式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古代社会中，血缘宗法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并且通过深层的心理积淀，仍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党的思想建设。重血缘关系产生了“任人唯亲”的封建官僚政治，并且各种环境都有这种血亲关系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于是，产生了“裙带”关系的复杂人情。因此，昏庸无耻、贪赃枉法的人，也可以混迹官场，还造成了腐败之风的猖獗和宗派主义的流行，行贿受贿、拉帮结派，以至践踏、公然违纪。而“看面子”、“拉关系”、“走后门”则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太重人情，以致情大于法，以人情治而不以法制治。中国这种人治文化的主要精神，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各种干部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贵贱等级、亲疏关系就成了其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人治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要搞好执政党的思想建设，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以法治国，以法治党，克服人治文化的不良影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否定之否定，溶思想、伦理、知识、科学于一体，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极强的生命力。我们共产党人所宣传的思想、所提倡的价值原则与经过数千年的批判继承保存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有相通之处的。中国共产党要搞好思想建设，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不能忽视传统文化。要促进思想建设的有效开展，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的习惯力量。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且要不断创造新文化，以健康、科学、向上的姿态，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