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政治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引 子
经济学尤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源配置的研究。认为界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一有限性是相对于人类的无限需求而言的，因此研究供给和需求成了经济学的主题。然而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关于需求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关于供给的研究则主要的是限于对生产理论的延伸。有效需求对于熟知经济学的人来讲是个平常的概念，但是有效供给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胡老师关于有效供给的研究是对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供给的产生源于需求，但需求分为有效需求和意愿需求，后者不一定具有可实现性，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实际的购买力。因此由需求导致的供给自然也不一定都是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矛盾主要集中为两个方面：宏观上表现为资源有限和产品过剩的矛盾；微观上，表现为购买力有限和欲望无限的矛盾。前者暗示了经济供给中的无效供给，后者暗示了人类需求中的无效需求问题。显然如何协调好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是经济学永恒的一个主题。笔者在此想谈的是关于学术的供给和需求的问题。
学术无效供给的根源
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形式，主要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主，其中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样功不可没。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人类进步的文明史，都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极大繁荣，技术革新导致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自然科学的成果正在逐渐的改变这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在大大的提升着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与此对应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向人们预期的那样合理的实现均衡；相反，供给和需求失衡的问题却似乎前所未有的严重。
这一现状或许要归于两个原因：1.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专业化；2.自由市场主义的蔓延导致的功利主义复辟。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中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在于，高度注视人类社会的一般的实际的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1)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们是学者，所以他们比任何一个其他的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2)
费希特的命题固然是崇高的，但学术研究是否真的如此呢？不妨然我们看看现实中的社会科学的学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自然就心知肚明了。
看到这里，您也许已经意识到，我在下文中不会再去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歌功颂德，大报喜讯了。我必须声明，只有以一种严肃的、负责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学术界中的问题，才会真正的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所以我是严肃的，我声明本人的立场是中立的，我本人一贯坚持学术与和权力的分离以及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即学术研究必须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从中立的立场出发才可能得出一个科学结论。而不是让学术屈从于某种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匍匐与政治和权力之下的“十足的奴才习气”。因此，我不能阻止别人给我戴上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帽子（这种可能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社会还远没有发展到一个在学术界可以完全消灭――那些被意识形态教化的顽固的政治奴隶式的――“学术警察”，或者可以叫做“学界的狗仔队”的时代。这一点在，尤其如此。
但是学术的研究，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
“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价，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都是多年诚实探索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
因此，学者特别的承担着这样一个社会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费希特），而且必须肩负起特定社会所赋予的时代使命，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光荣的、崇高的、严肃的，的也是社会的甚至是世界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学术界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赤旗的阵地”，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独立的战争刚刚结束，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了我国革命的理论就被作为整个民族、国家、政党甚至一切行动的指导理论。政治上的一党集权制，经济上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导致了权力等级制和泛意识形态在几乎所有领域的蔓延。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其特殊的作用，更是如此。尽管我们党一直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甚至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但我们必须承认，改革之前的学术研究不是自由的。
尽管承认这一点对于无数如我的导师胡培兆教授一样的老学者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值得贡献毕生精力的目标，他们都曾经奋斗过，付出过，然而今天存在于我们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却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描述。(4)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学术中，自然科学由于不存在阶级性，基本上仍然是自由的，但是社会科学则由于内生的阶级性，不可避免的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在不自由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样不可否认，当时的学术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因为人们没有对除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术的需求。那是一个完全沉浸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时代，是一个群体意识极端统一于领导意识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群体无意识”的时代。5 正如米什莱6 所言是一个“人民与一个领袖的心心相印”的时代，政治只是被复兴的宗教。
这一时代的觉醒，最终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破产引起的。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一开始就因为国情的差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列宁通过证明苏联已经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取得胜利的理论，选择了城市暴动这一革命形式；而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指出在中国不存在一个已经发展了的资产阶级，提出了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的理论，最终选择了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得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不可避免的到来时，又一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苏联在抛弃了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霍尔瓦特的称谓）7 之后，采取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在改革方式上受西方激进主义思潮影响，采用了萨克斯的激进式“休克疗法”的处方，希望通过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复苏，但基本上，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是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则表现的更为慎重，基本方向和前苏联是一样的，也希望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但在改革的方式上则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点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观察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和人民生活水平在改革以来的变化，任何负责任的评价都不会对此给予否定。
那么改革以来，学术研究领域的情况如何呢？应该说，学术界的活跃也是空前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和社会科学的贡献以及理论界的贡献是紧密联系的。比如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贡献是分不开的，比如理论界及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纠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错误、经济市场化、股份制改革等重大的理论贡献，都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实践起过重大的作用。否定转轨阶段理论界的贡献是一种轻浮的，不负责任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的供给就是令人满意的。
改革以来学术界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驱利的心理传播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界也同样如此。面对市场的大潮，学术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学术供给的有效供给比例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大幅度上升，相反，从改革之初就出现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理论和实践的差距也是一个问题，但总体上不难看出这样一种表现：改革的实践总是先于改革的理论，而理论则明显的是在实践之后亦步亦趋的发展的，所谓的理论创新，更多的是对实践的理论化解释。一方面，改革的前进需要更新的理论指导，而这种真正能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一直未能出现；另一方面，“学术成果”大批涌现，学术繁荣较大层面的表现了一种虚假繁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责任并没有被坚持和贯彻，相反更多的学术成果都只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正如我导师所言，可谓“洛阳纸贱”。
但凡从事学术的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国内书市中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多是国外经典名著的汉译本，国内著作销量相比较少，个别优秀的作品当然不在此列。多数学术成果的选题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社科发展基金提供的选题进行研究的，自主选题的成果非常少，除了一部分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有此能力外，多数研究的进行和启动都是在靠课题费救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困难，此外，目前我国政府以外关注学术发展的机构和个人非常少，政府基金之外的可用资源极少，这导致很多有意义的选题只能搁置不谈，而着力从事政府课题的研究。
但凡学术界内部的人都知道，学术界也是有潜规则的。课题的结论如何来下，关系未来课题的申请；研究中要避免踩地雷，或者闯禁区等，否则要被扣帽子，打棍子；研究成果要请业内的元老审阅，不可冒进，乱提新观点等等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政府课题设置上的重复建设就更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却养活了不少寄生在学术躯体之上的庸才。很多学术供给基本上是为了拿学位、评职称、加工资、或者扬名立万。导师对学生选题进行压制，当然固然是为了学生的“安全和前途”着想，但是未免失去了学术应有的尊严和独立，这种方法无疑是教人一起愚昧，扩大氓民的数量而已。
造成学术研究这种现状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点：（1）学术研究仍然是不自由的，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2）学术研究中的有效供给过低，较多的“学术成果”基本都是应付课题的产品，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目的非常明显。 学术自由——进步的源泉
关于学术研究的自由问题，是个敏感的话题，很多老学者更有体会，象我这样刚刚进入研究领域就妄谈学术自由的人或许有些浅薄，但是我恳请各位原谅我的鲁莽和草率。我所说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因为所有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人说。似乎大家都是成人了，看着皇帝不穿衣服，也要“体面的”“理智的”“礼貌的”“尊敬的”“善意的”说：“这衣服真漂亮”，而只有我是那个懵懂的小孩子，失口说出了真相。但我知道，我是会遭到批评的。因为我破坏了一种气氛，甚至是打破了学术界近20年来已经养成的虚荣心。
看来我必须道歉了，否则我可能被逐出这个领域。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想在众多的人再找一个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如果没有，那我情愿被放逐，因为于我那将是更大的幸福，可以免受不自由的折磨。
导致学术不自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和制度。这一点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明显，其原因和来由，我在前文中有过交代这里不在赘述。我认为，对于政党而言，列宁式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管理的政党本来是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要求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成员构成发生变化。否则，政党也将是一种无效供给，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政党而言，可供选择的手段或者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民主，二是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在方式上明显的存在专政的偏好，这是有根源的，不承认和了解这一点，去抱怨不自由是肤浅的。这一结论可以从1920年7月，克鲁鲍特金给列定的信中获取支持。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党的专政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工具……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着重号是原来的）8 。托洛斯基对此也曾有过警告，但是列宁对此没有回应，也没有深刻的理解，他甚至武断的批评克鲁鲍特金说：“他已经太老了，他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的国家，到处都是战斗。而他除了合作运动之外找不到其他什么可以建议的。”9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在落后的俄国和双半社会性质的首先成功是先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预料到的，新的革命实践需要与此对应的革命理论，如何在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了，这是符合历史潮流和进步需要的，应该肯定。但是社会主义实践到今天，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历了深刻的教训之后，面临当前的问题和矛盾，提供一种利于实践进步发展的理论就是学术的责任。
然而，应该说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还没有给我们营造出一个理想的学术环境来。对媒体的控制，对舆论的压制随处可见。尽管，目前执政党已经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撕开一个言论自由的口子，但幅度十分有限，这和时代呼唤的理论诞生倾向是相背的。我个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初生的的制度，将无产阶级政党组建成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革命者的团队”是必要的；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大潮涌动，和社会主义向市场过渡的今天，这一组织同样有必要象她自己所提出的那样“与时俱进”。发展的时代需要的执政党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团队”，而不是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时代的那种“革命家的团队”。在我国，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全党乃至全国上下一再掀起学习这一思想的高潮，但是否真的对此有深刻的理解是令人怀疑的。就我所在的领域而言，我们更加强调执政党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意义，因为这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就是要让无产阶级政党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逐渐成为一个全民党，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团队。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任务吸引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10 从这一点经典的描述来看，无产阶级政党在和平发展阶段演化为一个全民党是一种进步。在发展的时代，继续用革命的思维去对待学术无疑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每个时代的先锋，他们由于掌握的知识对时代的认知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至关重要的。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其思想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及特有的怀疑精神。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是根源于其科学精神的，这一精神尤其地集聚于知识分子中的学者群体。这一点莱斯扎克·克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话或许是有启发的：
一种苏联式的制度的好处是它不必要向公众解释其行为的合理性：根据定义，它代表了公众的利益和愿望……然而，它也暴露了一种在民主制度下未曾存在的危险之中：即它对意识形态上的批评特别敏感。这意味着，在其他事务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种在智力上对制度合法性的威胁，或对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赞同，代表了一种道德的危险。11
霍尔瓦特在批判国家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指出：“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的任务比其它地方的都要简单。为了改变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削弱权利机构的合法性，他们不需要制定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已经存在着，它是在大革命产生的，但它的意义在后来被破坏了。知识分子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恢复语言的本来意义，描绘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剩下的工作由未被拒绝的革命的传统来完成。”12
很明显，要自由的进行学术的研究和讨论，前提就是恢复语言的本来意义。记得有位国内著名的学者在给《读书》十年纪念的文章中写道：《读书》在90年代基本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手淫的地方。言辞虽然尖刻，但是却描述了中国学术的现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留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阴影至今也没有消散，那种不自由的传统到现在也还在四处弥漫。这一点印红标在2001年的学界思想整合讨论会上对文革的分析我比较赞同，其观点如下：
“文化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党内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乌托邦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权力的矛盾。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要批判党内务实派。要发展生产就要务实，就要有科层制度或者说官僚等级制度，给科层制度的上层既得利益者一定的特权。理想主义乌托邦指出科层制度的弊病，有认识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付诸实施就只能造成灾难。对老百姓的物质利益来说，乌托邦没有任何好处。在当时的制度下，务实就得有特权问题。党内权力的矛盾，是具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凌驾在党之上，凌驾在党政官员或者说官僚集体之上。个人崇拜领袖的第一要务是驾御官僚，而官僚又与老百姓有阶层的矛盾，毛泽东直接调动党外社会力量参与党内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的，其条件就是 10 年严密的思想控制，培养了无限崇拜他个人的一代青年人。应该承认整个文化革命的主线是党内斗争。第二个层次是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是中上层。领导层与知识分子一直存在矛盾，在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党内较少分歧。毛泽东先是发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学术地位高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后来对青年知识分子失望，又发动工人批判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有两个自杀高潮，一是破四旧，二是清理阶级队伍，那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候。而两者中间是群众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高潮，当权派日子不好过，而为了打击“走资派”，中央规定不准在群众中间包括知识分子中间打反革命。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被两个矛盾困扰，一是担心中国出拉科西（激起群众反抗的官僚主义者），一是担心出裴多菲俱乐部（知识分子反对派）。 1957 年开始是要在党内整风，但是党内不断汇报说知识分子要反党，学生的言论激烈，就推动毛泽东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转向知识分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多人以为是第二次反右，是针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刘少奇领导工作组时采用类似反右派的方针，在周恩来和各级党委主持工作时出现了破四旧，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毛泽东下决心，不让 1957 年的情况重演，发动造反派，把解决党内矛盾放在第一位。当然，毛泽东也是要整知识分子的，只是放在第二位，是次重点。第三个层次是党政军领导与不当权的群众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激化了。毛泽东利用了当时的大中学生，后来调动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斗争“走资派”。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联合起来了。造反派比较复杂。大体是以往受到伤害受过打击的人，主要是文革初被整的人的集合。用今天的标准看，文革初对他们的打击多是不公正的。造反派是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的人们，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冲击政治和社会的当权派。”13
尽管执政党一再呼吁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但是学界似乎对此一直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不同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过。或许正如托洛斯基在被流放时接受了苏共中央赠与的400美元时所说的那样：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专制的政党，不服从就意味着死亡。苏共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和大清洗，中国在文革中对异己的迫害造成的恐惧，至今也让知识分子们所渴望的学术自由只能羞羞答答的、半遮半掩的流露着。尽管今天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但是精神上的压制仍然存在。以至于有人这样戏称：中国的学术研究，说出来的都是不关键的，没有说出来的才是最关键的。言外之意，或许要语言学家去解释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对这两种思潮的划分最初来源于香港，但令人奇怪的是国内两个流派的人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属于哪一派的）。但是相互之间明显缺乏些包容，观点上也难以调和，我本人对此的看法可以借用《顾准日记》中的一句话：“……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上对的，但是在回答娜拉出走问题上考茨基是对的……”。如果仅限于一个学术问题的对错与否，那么争论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显然学术的争论往往被政治权力介入，导致单纯的观点的争论被演化为政治立场的对错，学术的分歧被提升为政治路线的分歧。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中谁的言论空间更大？在我看来，似乎前者更有生存空间。一位《说不》的作者说，我们不能批评中国政府，所以骂美国政府。民族主义和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毕竟兼容性比较大。对于官方来说，新左派的反帝声音，比自由主义反对专制的声音，要中听得多。而这几年被停刊整顿的刊物，如《东方》、《方法》，主要倾向都是自由主义的，当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包括为中国社会弱势群体说话的民生派。这些刊物之所以失去发言权，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倡导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还有《南方周末》，虽然没有停刊整顿，但主编也下台了。
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我基本同意韩德强的观点，他在2000年1月国内学术界思想整合的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杨帆，王小东，张祥平，杨继绳，卢周来，丁冬，张陶伟，韩德强，温铁军，黎明，崔之元，顾海兵，孙宾）中做了这样的发言：“在我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铁链锁不住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但却可以锁住政治自由。一些激动人心的自由主义形象都是政治自由，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塑造了一个思想和政治自由的斗士形象。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自由主义人士常常把政治自由混同于经济自由。而一些老谋深算的“自由派”则借政治自由的高尚形象来为经济自由张目。事实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相互矛盾的。”
当然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只是中国思想界的两个分支而已，其实更多的人是保持中立的。我这里谈的是学术的自由，但是不管是学术的自由，还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其实质该是统一的。即自由必须要扛起" 公正"的大旗，如果自由不扛公正的大旗，不注意民生问题，就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没有思想魅力，不会在关键时发挥感召力。同样，失却公正的自由将不会成为我们呼吁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的有力武器。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信任的不对称
在我写下这一小节的标题时，我发现或许我走得已经很远了，在我前进的路上，已经看不到别人了，但是没有同行的人，不等于没有观众。在，现在最最流行的就是fans，多数人对各种新鲜的事物都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学术研究中也同样如此。一些观点有人顶着风险提出了，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有些人则在后来出来争功。说什么这个观点早在什么什么时候他就提过。在学术研究有点“洛阳纸贱”的今天，却是鲜有人去认真核对，但是这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公平吗？有些人反右时说自己是左派，反左时说自己是右派，两派都反他会说自己中立，这种人在新中国的上已经随处可见了。现在也不希奇。我提出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禁区，我不想标榜自己思维的前卫，只是不想阻止思维的进一步延伸。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就以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获取了中国最底层群众的广泛支持，在今天我也同样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这丝毫不能说明，我们的组织就没有缺点，或者不可以批评，尽管目前看来对这个组织的批评还不是自由的，但是抱怨其实已经不少了。我这里的分析是在一种纯粹的学理上的探讨。希望对政党的分析，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建言来替代非理性的漫骂或者是抱怨。
政党的出现其实是人类社会的晚近的才出现的，并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只是人类社会进入市民社会阶段后才产生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政党做过经典的描述：“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 政党是公民组织起来的、以获得国家政权为目的的、以反复的选举为手段的协会。“党”这个词，在中文中最早并没有政党这个含义，只是对有共同特征的群体的称谓，例如历史上的“朋党”一次，虽然已经接触了政治，但是仍然是指政治上的有亲密关系的群体。“政党”一词是由日文译入中国的，用来指代一种政治上有同样诉求的政治组织。通常指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政党是一定阶级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列宁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51页)。从政党一词的严格意义考察，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大致主要有两类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形成的阶级的政治组织，是各阶级的政治发展和它们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恩格斯指出:“这些事实形成了产生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5
无疑，政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趋于成熟的产物，做为特定阶级的代表，政党是由该阶级的精英分子组成，并代表着其所属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来说，还不是阶级的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它最积极、最活跃、最能代表其阶级利益、最能带领本阶级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一个阶级为了使自己组织起来，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就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政党也必须依存于一定的阶级，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没有本阶级群众的拥护，它也不能存在和发展。”政党与一般性的国家组织和有政治要求的社会团体是有区别的，政党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出于本阶级的利益而争取和实现对国家机器的统治权；（2）具有成熟的政治纲领，而纲领对于政党往往具有旗帜的作用，是其借以号召民众的政治武器；（3）具有明显的组织纪律性，政党可以通过成文或是不成文的纪律要求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4）出于一个或几个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一特征甚至在今天的政党活动中都明显存在。
不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政党的一般性上是没有差别的，在特殊性上的区别仅在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政党的存在首先表现为群众信任的结果，如果没有群众的信任，那么这个政党的存在是没有基础的。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号召力，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政党对于民众的信任程度。信任对称的问题旨在说明：在政党和她的支持者――民众之间，信任应该是对称的，即民众对政党的信任不应该多于政党对民众的信任。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看，二者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在委托代理的分析中，委托人很少例外的处于劣势，而委托人处于优势，在政党和民众之间，这一问题同样存在。而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这一问题表现的尤其严重。利益集团理论的发展对于我在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有帮助的。该理论认为：当权者由于彼此利益的差别会产生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每个利益集团只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行事，这种行事方式明显有悖于政府是个“仁慈的君主”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假说，于是，执政党和民众间的不信任问题产生。那种认为政党对其所代表的阶级群众绝对忠诚的观点无疑是浪漫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我建议这些人看看《毫无浪漫色彩的政治》（见his杂志，1979年第3期）。
政党首先是作为一种民众授权的组织而存在的，是由民众组织起来，以获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以反复的选举为手段的政治组织。16 民众对政党的信任是政党的生存前提，对执政党尤其如此。政党和民众之间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在政党获取政权以前并不明显，有时二者甚至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政党获取了政权后，政党更倾向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权，不同的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在多党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选择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获取最大政治支持，将自己幻化为全民党；而在垄断性的一党制下，执政党更倾向于选择把民主作为一种口号，而通过隐蔽的专政来维持统治。后者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较为明显。
政治上的一党制很容易造成对自由的侵害，在我国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写入宪法的言论自由，由于媒体的政府垄断性控制而无法实现。体制外的竞争性政党的产生并不具有可能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严格的说是个历史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应该从制度内形成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明显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参第五节《政治的正确性与学术精神》）。作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我们又责任公正地看待各种提供选择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在各种主义的支配下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它们。由于改革的这种内生体制性障碍，无法形成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只能在现有体制内寻求出路，即政党应该同等地给予提供支持的民众以信任，正如他们对政党的信任一样，而不是怀疑他们，或是压制他们。
社会主义改革到今天，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至少让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选举竞争作为一种制度，发挥着与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同等重要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市场竞争是崇尚消费者主权，但选举竞争中却无法清晰的看到选举者主权。因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竞争结果不同，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去除卖方控制权，而选举竞争的结果却是产生政权的控制权，这似乎于选举行为的初始愿望相背了。政党对民众的不信任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控制言论，而这其实和工人政党的使命本身就是相背的。霍尔瓦特在批判国家主义时收集了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恩格斯在给特利尔的信（1889年12月18日）中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的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吗？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同样，他在致左尔格的一封信（1890年8月9日）中说：“党已经太大了，在党内绝对自由的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5－436页）。此外，他在1891年2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3页）。17
显然，今天进入我们视野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行为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初传统是毫无关系的，他们无非是在隐蔽地宣传着卢梭的信条：“只有在完全屈从于集体的意志时，人们才能发现他们的价值”，而在宣传中，却又将这一信条改为：“集体的意志是由党来决定的，党掌握了历史，党单独被授权领导劳苦大众奔向美好的未来。”18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向政党授权的民众被理所当然的置于被领导的地位，而政党则理所当然的对民众进行领导和控制，民众对政党的信任被绝对化了，而政党却回避了对民众的信任。 学术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和良知
如果将良知和理论当成两种相互联系的价值，那么，良知无疑具有优先性，因为“如果良知泯灭的话，那么理论的拙劣便会暴露无遗”。没有良知或凌驾于良知之上的理论是虚伪的，“在这里，没有逻辑，只有利益，而理论不过是利益的工具”。19
如果说学术可以被作为第二性的客体，工具性地加以利用的话，那么良知则是第一性的，是本体的。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中明确的指出了，学者在社会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见注解1）。然而不是每个肩负这种责任的学者都可以理想的完成这一使命。学术研究的使命是以学者的良知为前提的。正如费希特指出的：“提高整个人类的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整个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责任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20 但是无疑如果一个人不是善良的人，那么他就无法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回答所谓曼德维尔式的命题（即正是私人的恶德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相反一旦人类具有了良知和善意，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不存在了）对我的结论构成了怎么样的威胁。因为，即使是出于同一种态度的探讨，也可能在结论上相互冲突，这是好不奇怪的，正如洛克和霍布斯对状态的分析结论不同一样。我请求读者注意我所分析的是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种对本阶级的反叛除了用良知来解释外，再没有其他途径。他们无论对权力还是资本，都以学者的良知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艰难的阻击。虽然在漫长的批判旅程中他们所渴望改变的图景一再推迟，所构想的图景遥遥无期，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批判理论所开创的、影响到了、文化、、、道德等领域，使任何研究社会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人都不可能不正视的巨大理论资源已经对他们的努力进行了安慰。这是"学者灵魂的安慰"。21
无疑没有良知的学者是可怕的。今天的学者有没有良知呢？我不敢下结论，对此我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到不是不敢开罪于谁（此文已经让一些人不高兴了），问题在于我前面说得学术不自由。政治上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是改变学术话语的重要原因。政治上不民主的根源我在第二、第三节做过分析，这里不再重复。政治环境的不民主导致学术研究的畸形，一方面，一些有良知和时代责任感的学者在政治夹缝中做着力所能及的探索；另一方面，一些人在学者的名义下进行政治投机，为当政者创造理论，为改革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辩护，却打着学术的旗号，实在是对学术的侮辱。就笔者所在的经济学领域而言，目前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今天，有一个大家不太留意的奇迹就是：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学家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
我的贡献只是在于“破题”而已，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恐怕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讲出口。或许我是有些多嘴了，成了学界的“长舌”。
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问题，如何解决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一个极有挑战力和诱惑力的大课题。北京有位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肯定有中国人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谁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无疑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我对此看法不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应该以诺贝尔奖来衡量，这显然有失偏颇。而且，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来解决，这是一种误解，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没有摆脱“英雄式的拯救”这种憧憬。当然，从数理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不该排除，但是告诉我们结果总是“好心办坏事”。
政治环境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给学术研究带来的阻力和压力是巨大的。民主改革进程推进的不同阶段，学术的自由程度同样不同。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学术的自由度也存在“领导周期”（这一点可以有两个例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我们还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还在探索中前进；二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需要协调的时间，作为执政党必须处理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在现阶段破除国家的权威是有风险的；四是学术界本身的独立性不强，完全放开容易丧失理论阵地。
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术的繁荣只能是有限度的，所谓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是不可能的。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是压制学术的重要手段。虽然一方面，执政党主张“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却又严格的控制媒体和舆论，尽管目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言论的自由空间，但必须承认，这些不同的声音是无法进入主流的，当然也包括本文。
学术环境的不自由，尤其是来自于政治专制的不自由，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只要在意志上违背了执政者的意图，是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主要的表现为自由和生命。理论上来讲，社会进步的成本，应该有社会来承担。然而，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即使在资本主义民主被写入宪法后，这一成本也还是被不公正的施加给那些曾经促进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先知们了。被焚烧的布鲁诺，被下狱的达尔文，被砍头的谭嗣同，还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马寅初等不是直到今天都活在人类的科学史上吗？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可怕的异端。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是一个实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据说这一民主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形式，但我们并不比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的人们更自由，这一点，现在已经找不到几个反对我的人了。但是目前社会科学的研究由于其特殊性，仍然是有禁区的。如果踩了雷，闯了禁区，还是要受到处罚的，虽然已经不再使用“革命或是专政”这样的手段了，但是仍然会给予一些党内的或是行政的处罚。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多数学者畏于这种“可能的处罚”，只能说些违心的话。这虽然有背科学的态度，但是也出于无奈。
学术研究是没有权威的，坚持科学是学术界唯一的权威，那种屈膝于权利或是匍匐在政治面前的奴才气十足的“学术”，只是对学术本身的玷污。真正的学术必然是批判的，理论是良知的在科学形态上的一种升华，其本质上是批判性的。这一点对于社会科学尤其重要。学者的良知和责任，是学术发展的真正源泉。任何思想如果不是自由思考的产物，就是异化的产物，就不可能是科学。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打破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但是回忆一下马克思一句话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2 我想，我无需将这里的“资本”换成“执政党”，这句话也足以提醒还在以马克思主义做为指导理论的执政党，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学术。同时这句话也足以提醒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工作。 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与学术精神
我对政治正确性的最早接触是通过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他在该文中写道：“在最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中文译作政治正确性。顾名思义，即一个公民有义务按照宪法规定，保持一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对于美国公民来说，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做到不能流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这根源于其‘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而且这种潜在的约束已经约定俗成，大有越来越严的趋势，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从政的人。比如在美国对黑人的称呼的变化就是一个证明：早期本来叫nigger（黑鬼）也无所谓，叫 negro则是比较正规的用法，现在则连这场称呼也完全可以打你耳光了，起码要叫 black，最文明的称呼应该是 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你不要嫌罗嗦，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确。这一类的变化词汇很多，比如主席叫做chairman,现在要叫做chairperson,否则就是侮辱女性，会引起鄙视，甚至仇恨（以为你蔑视他或她）。李光耀在一次美国演讲中宣扬“亚洲价值”时，说完了“美国人认为‘人生而平等’，其实不然”这句刺耳的话之后，还自我解嘲的加了一句‘这样，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政治正确性的重要由此可见一斑。”23
我在这里引入pc这个词，目的是在说明目前学术界潜在的这种相同的倾向。我国宪法在绪言中明确写道：“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农业、国防和技术的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24
从法理上讲，宪法序言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序言是对宪法的介绍性说明。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为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指导性精神。并依照此精神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在学术界更是如此。本来是学术性质的研究和讨论，时常被幻化为政治立场的问题进行争论。本来许多问题的学术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一旦涉及到政治立场问题就必须回避，无法采用学术中立的立场进行探讨，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有违学术精神的。
学术精神，首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而政治立场则明显存在非中性的偏好，从这一角度来看，政治立场与学术精神是对立的。但这不否定学者同样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即使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科学存在一个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学术精神也必然是中立的。马克思本人如果不是严格的奉行这一原则，其思想也不会被称为科学。其次，学术精神还表现为一种自由思想的结果。如果学者的不能自由的思考问题，学术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了。
我国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诸多问题都被追根到传统体制的问题，包括政治的不民主，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权利过大，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问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问题，一党专政与政治改革的矛盾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学术上必然要对现存的体制进行质疑，但这种学术上的分析，在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总是过于敏感，总是牵扯到“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似乎如果要坚持“政治正确性”，就不该对现存体制产生怀疑；或者，只要怀疑现存体制了，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了。这样一种思维既不利于改革，同样不利于学术研究。但社会科学目前的现状恰恰是既想创新，又想坚持政治上的正确性，所以多数成果都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我们不能批评学者们的这种处理方法，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正如托洛斯基所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25
曾几何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相对论、孟德尔的基因学说、现代社会学和控制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品。那种本来是正确的说法被颠倒了过来（阶级斗争的时代认为，科学家受其社会地位的限制，往往持有偏见）。正如霍尔瓦特评价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恩斯特·费希尔的说法是正确的 ：如果真理与一个阶级的利益一致，这个阶级就是进步的。而他的同事们却将其颠倒为：如果一种事物有利于‘进步阶级’，那它就是正确的。”26 尽管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但是在行为上还没有完全同步于这一理论。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还有很多没有被兑现的承诺：“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27 在一种泛政治化的环境中，所有的活动都服从于政治考虑。所谓的“党性”和“革命性”不仅适用于政治学，也适用于科学、、专业技术等一切领域。“大学职位的申请人也必须信奉官方意识形态，承认党的领导地位。仅仅学识渊博、正直诚实还远远不够。”28 尽管霍尔瓦特批判的是国家主义，但我们仍然可以隐约的感觉到自己的问题。如他所说：科学曾象特伦托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rent）于1563年决定的那样，是神学的婢女，艺术也是如此。在国家主义，它们成了政治的婢女。
显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学术现状是还是不是政治的婢女呢？如果学者的政治立场先于其职业精神，那么我们的学术是理想的吗？如果我们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性”而妄言我们的制度是更优越的制度，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那么我们如何再去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呢？我想要说的是：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制造了一个国家和政党的神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演化成为一个国家和政党的拜物教。其实质就是宗教在政治领域的复兴。任何人都不得怀疑或是反对永远正确的党和她所领导的国家，因为这不是政治行为，而是道德行为，是犯了道德错误，会被认为是对“神圣”的亵渎。“对个人信仰的公开忏悔一直是家常便饭。”29
某种程度上讲，社会主义的信仰被“加尔文化”了，马克思主义自从被当作工人阶级的圣经那天开始，就遭到了这种厄运，尽管马克思本人一再申明，他不是要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纲领，而只是一种方法，但是对他的著作的“原教旨式的或是加尔文式的”理解到今天，也还没有被破除。这不仅让我想起在美国历史上曾经记载的所谓“震惊世界的审判”（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30 。我以为我们真的有必要就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讨论了，学界中流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有真假的，但是真的马克思主义却往往不被理解，因为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不会单从马克思150年前的著作中为今天的问题寻找答案，他们往往是按照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进行研究的，但是却被怀疑“政治上不正确”（怀疑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不知道马克思当时就是一个的不同政见者，如果他对当政者表示了顺从，或倾向于保持‘政治正确性’那么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问世了）。与此相反，那些伪马克思主义者，却因为严格奉行马克思的教义，看上去更加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任意的篡改马克思的本意，将各种标签强行贴在马克思主义之上。这无疑于假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
于是呼，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非洲政治家裘力斯·尼雷尔就曾这样描述过某些社会主义者的信仰：“在某些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一种新宗教――社会主义本身的宗教――的倾向。这种宗教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成了圣典，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都要根据这些著作进行评判。当然这种教义并不表现为宗教：它的倡导者经常将宗教贬斥为“人民的鸦片”，他们的信仰是“科学”。然而，这些人的言行都和最僵化的神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谴责彼此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士们所决定的那些100多年前问世的著作的真实含义。实际上，我们正在迅速地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此，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关于圣经真实含义的争论比起那些声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阐释者之间的争论是小巫见大巫。”31 这也许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吧。
作为革命者的先知，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着重号是原来的）32 如果我们从学者的职业角度和科学精神来考虑，虽然的现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我们是否就可以放下学术的指责和科学的精神，对现实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进行批判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可以鉴别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宪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33 笔者不明白什么人的何种行为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是学者对现存体制从学术角度的考问、质疑？还是那些贪污腐败，亏空国家财产却可以换个地方继续作威作福的官僚？是敢于批评现实，敢说真话，敢对当政者质疑的学者？还是那些阿谀奉承、摇尾乞怜，或是嗅觉灵敏地为各种政策“制造”理论的文丐？这些问题都是不需要回答的。但是却做为问题存在着。 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语
之所以说，我得分析没有结论，是因为结论早就存在了，不需要我重新下结论。但作为学术研究的格式要求，我在这里应该有一个结语。
在人类文明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形式在今后都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使其成员能够接受和理解。这一点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无差别。甚至在专制主义国家出现以前，国家形态的转化中学术论说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是一个明证。尽管毛主席曾经坦言不要言必称希腊，但是对于古代文明的启蒙作用我们是不该忽视的。所落入的陷阱是带有国家主义特征的。按照霍尔瓦特的定义：“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信奉诸如消灭私人生产性的财产，解放被剥削阶级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但在国家的作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的做了改动，这个社会就是国家主义的。”34 “在国家主义之下所有主张国家和政党消亡和完全思想自由的思想都被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代替了。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所有的的和政治的权力都集中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这一组织公开宣传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35
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的将中国的政治形态称为国家主义，因为这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政治权力之所以集中，是因为意识形态在结构上是宗教性的。权力的集中不是出于高压政治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集体性意识的需要，权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这种集体意识发达。36
2、政治的宗教化必然导致学术的不自由。任何批判的企图都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冒犯，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卑鄙行为，冒犯者必将受到惩罚。
3、政治的宗教化让政党扮演了教会的角色，教会不会犯错误，党也永远正确。党员会错，但是党不会错。的错误被认为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但是从来没有追究到这个组织的原则是否被真正得到坚持和贯彻。
4、国家和政党都不该被神化。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工具性的，不是真正的主体，然而一旦这种“第二性的、人的创造物”获取了主体的地位，会造成对的主体替代和异化。其实质同样是“工具对人的异化”。
5、政治的被提升到了一个高于知识的位置，成了衡量人的标准，市场经济的对这种政治的等级制是一种突破，也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使个体意识复苏。
6、真理与神学真理无关。在神学的领域，真理只有一个：“信仰先于知识” 。而在科学领域，“实事求是”是唯一的真理和标准。
7、政党的构成分子需要进行改革。在革命年代需要把政党建成一个“革命家的组织”，而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主题的年代，则应当把政党建设成一个“社会活动家的组织”。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能爆发革命的。
8、作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思想自由是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源泉。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以及对学术的过多干预，只会扼杀了学术，消灭了真理。其结果只能象费希特所说的：“一个失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任何情感、感情和思维的各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呐喊，把它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鄙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
9、做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坚持一种逻辑一致，即：当我们告诉人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时，不应该告诉他们“按党的指示办事”，而是“党按照人民的指示办事”，然而这一逻辑性的原则现在似乎被改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党代表人民”。
10、个人不是国家的财产。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赋予我们自由言论的权力，我们必须去维护这种权力，如果放弃，那么其实放弃的是做人的权力。
11、学术自由是个文明时代不需要争辩的论题，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形态下，这一问题仍未实现。
12、执政党应该信任人民，正如人民对她的信任一样，而不应该打着革命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去压制他们的声音。自觉得坚持政党和国家权力在来源和使用上的逻辑一致性，是对政党的自救。
13、限制国家和政党的权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科学在认识上是一致的。群体的存在是以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群体的存在危机成员的存在，那么群体将不复存在。国家权力是一种一致同意的民众授权，其使用也由民众监督。
14、学者的政治立场不应该借口坚持“政治的正确性”而扭曲学术精神。
15、从社会科学的人文关怀来讲，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平等。我觉得，法西斯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国家主义也好，还是其他主义，都是政治层面的。学术的研究只有站立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代表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才是科学的。社会民主最根本的一点，是有一个基础，就是强调自由也好，强调平等也好，都是实践的产物。 注 释：
1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4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2 同上，第42页。
3卡尔．马克思：《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因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工人阶级革命和解放自救的“圣经”。而以往导致我们革命和建设中曲折的根源，则都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式的理解和应用。
5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p12，江苏人民出版社。
6米什莱，（1798－1874），法国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主要著作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等。
7参：<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8转引自：<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170，吉林人民出版社，原文出处：p.kropotkin,oeuvres,paris:maspero,1976,p338.
9参见：《列宁选集》，根据列宁秘书的记载。
10《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p679。
11转引自：<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586－587，吉林人民出版社，原文出处：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 vol.3 , oxford : clarendon , 1978 , pp.90-91
12 转引自：<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587，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13 ：2000年1月国内学术界思想整合的一次讨论会发言纪要（参加者：杨帆，王小东，张祥平，杨继绳，卢周来，丁冬，张陶伟，韩德强，温铁军，黎明，崔之元，顾海兵，孙宾），原稿见当代思潮网。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15引自：<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393，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转引自：<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397注释1，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7 同上，p397。
18引自：石勇《良知先于理论》，原文见学术连线网站。
19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4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20同上。参注释15。
2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1954年版，第17页。
22参见：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的文章》，载《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23以上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4i.deutscher,the prophet unarme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39。
25<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43，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7<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44，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8同上书，p46。
29john scopes: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 “monkey trial of 1925”, from reader’s digest ,july 1962.
30j.nyerere,freedom and socialism , dar res sala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 14。
3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6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33 <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p.24，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4 同上书，p.25。
35 同上书，p.38。
36 经院学派的奠基者，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瑟伦（saint aneslm , 1033-1109）向其信徒宣扬：为理解而信仰。 ：
1、<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苏联社会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38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胡培兆：《有效供给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2003年。
7、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8、《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9、2000年1月国内学术界思想整合的一次讨论会发言纪要，原稿见当代思潮网。
10、石勇：《良知先于理论》，原文见学术连线网站。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2、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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