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现实的挑战面向理论的创新——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评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人民大学中文系和《文学评论》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人的全面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院及全国部分高校的著名学者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中国文学的境况下，当代文艺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现实，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与时俱进，开拓研究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任务。这几年来，文学理论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多样，它们既涉及当今文学理论所处的语境问题，同时又关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议题，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议题并非旧话重提或空穴来风，而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人文理想精神对现实发出的提问，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人文理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人的处境及其现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转轨进入了市场。一方面，物质逐渐丰富起来，极大地开发了过去被压抑的个人的潜力。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又危及人的生存，而且由于信仰的空白与缺失，形成了人们对物的追求。物的拼命追求与物的挤压，使人的精神转向颓废，不少人变为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加上这样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更是培育出了大批大批以追求物欲、权欲、性欲为目的的钱性权式的人物。
在如此残缺的现实面前，要重新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有何价值意味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认为，人的存在是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或受动而能动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的"受动－能动"性，使人不再像动物或其他物种那样只是接受或适应一种给定的生存境域，而是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人为自己创设生存境域因而以自己创设的生存境域为存在对象是由于人自己，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当然可以是"自由"而非"他由"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人的"富强"、"正义"、"和"、"真"、"善"、"美"、"圣"等价值之维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展示，因而也正意味着人对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文化诸多领域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
要达至这种"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是人的未来的追求。钱中文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身是以走向完全的自由、人的全面解放为条件的，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理想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伟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渴望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人始终存在于"去存在"之中。如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本质的、先在的，并按照这个观点去规定人的话，就是一种倒退。现在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解成开放性的，始终处在实现的过程中的，非现成性的。
正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如此艰难，才需要精神的践履，需要人文知识分子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认为，全球化语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如何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片断化的状态转入知识分子的对话化，非中心的的圆桌化，文化语境的清洁化和知识分子的前瞻化，实在是全球化语境中仍能保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２、把"人"与"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命题来讨论时，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命题来作一番谱系学的考察，看看是谁在谈论以及怎样谈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牛宏宝认为，在上有三种谈论"人"的话语方式。一种是"园艺师"的方式。"园艺师"对"人"进行修剪。其二是"立法者"的方式。"发展"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人"发生了本质性关系。其三是"编码者"的方式。"编码者"把"人"看作是一套符码，并给"人"编码。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是在"立法者"的话语中被言说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对此命题的言说中，却只是取此命题的召唤力，谈论的话语却遵循的是"园艺师"的话语逻辑。这样，学术界就可以获得最高权能的授权，但也就失去了这个命题作为"立法者"话语的独立性和自明性以及它的全部内涵。一个由"园艺师"谈论的"立法者"的话语，在今天却遭遇了"编码者"的话语逻辑的结构，这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幸和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吴琼认为，要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必须先确定自己的知识平台。性话语提出要通过激活人的感性力量以对抗启蒙理性的单向度统治，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话语产生的知识机制，而现代性则是此后人们讨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平台。但是，随着后现代时代的到来，随着后结构运动对人、主体、精神、历史等传统概念作的根本性解构，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后现代性。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只站在一个知识平台上来讨论问题。我们同时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杂语境中，这构成了我们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真实平台。因为只有在这个平台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才能与当下的中国经验发生联系，我们的文艺学建设才能找到其现实的生长点。
当我们从后现代的知识平台上来讨论"人"的"发展"问题时会发现，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进行质疑的理论。但在中国的后现代论述中（特别是那些批判后现代的论述），似乎后现代话语是反人性、反人道，似乎反对一切人文关怀。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晓明提出了"后现代的人性"的命题。他指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只不过去除那些虚假的、人为的面具，恰恰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例如，福科的《疯狂与文明》、《诊所的诞生》、《性史》等一系著作，难道不是对人的命运极其深切的关注吗？德里达也并未放弃对人的真实命运的关切。特别是他最近几年的论说，明显加大了人文含量。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显然是把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后现代建筑、后现代文学，明显是把人的主题放到一个解除了历史重压的更加真实的语境加以思考和表现。
同样是在"后现代"的话语平台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则从"后现代神学"对当代社会的参与和批判出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学与神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介入"全球化"问题，所能展开的论说几乎必然是批判性的。这一基本特征，与基督教群体在"全球化"的世俗语境中所必须持守的自我诠释有关。然而，正是通过这种相对艰难的自我诠释，显示出一种较为积极的神学态度，即：基督教神学不再仅仅是借助批判而有所持守，也更直接地参与着当代西方的世俗文化。当人文学研究行使其社会批判的职责时，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分析了席勒对现代性的理解，认为在席勒那里，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甚至矛盾的关系。现代的发生就是对前现代的反动；现代的发展就是对前现代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现代自身的批判和纠正。席勒的"现代断裂论"首先表现在他对于神圣与世俗的理解上面。席勒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用以对抗全能的上帝（超验之神）和独裁的君主（世俗之神）。如果说，从现代性批判角度来看，席勒反对神圣是"破"的话，那么，他弘扬世俗，也就是弘扬人性，则是"立"。席勒"立"的关键在于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来作为他的现代性理解的主导范畴。
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文化转向
１、当代的人文学术乃至文艺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是具有转折性的变化。不同于８０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以及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原有的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在一次有深度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这次"人的全面与文艺学建设"研讨会所展示的，恰恰是这种转折性的变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钱竞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新意的"旧话重提"，也展示了与时俱进的学术格局。而且，这次转折所伴随的必定又是一次学风的变化。与８０年代的急促、幼稚和浮躁相比，今天的学人更讲求理论--范畴--逻辑所沉淀的历史内涵，而不是狂放而空泛的宣言。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与会者对发言的回应，都证实了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注重"言有物"以及"言有序"的学术倾向。
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心。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指出，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学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和正统的学院文艺学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偏见，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如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与身体文化等。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工作的程序。金元浦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１８世纪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的。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因此，他的发言集中讨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他指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日常生活中心的，已经不再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等。陶东风认为９０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之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也提出要重新认识和构建文学理论：（１）文学曾经是文化教化的中心，也是审美文化的中心，这是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的：一是语言与理性的关系，黑格尔就是以此赋予了文学在艺术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二是印刷文化中文字的主要地位。小说与印刷时代和化有一种共生的关系。（２）在电子文化出现，特别是电视普及、机普及使文学在文化中的读者份额和支配中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文学理论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体系和艺术体系中的定位。（３）文学与人的关系首先是文学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一个人有多少时间来读文学，其次是文学在人的发展（美育）中起了多大作用，审美感受是来自哪一种艺术门类。（４）文学理论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变化了的环境，才能重新认识自身。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许明认为，文艺学是一门中介性的学科，其特征是实践性、性和开放性。目前，文艺学的发展面临着八个方面的关系：（１）意识形态与文艺学的关系；（２）社会制度与文艺学的关系；（３）经济全球化与文艺学的关系；（４）市场经济与文艺学的关系；（５）高科技、互联网与文艺学的关系；（６）艺术实践与文艺学的关系；（７）生态与文艺学的关系；（８）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的关系。文艺学的发展必须要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回应。文艺学正在走出书斋，它应当充分关注现实，充分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的进程问题。社会有理由把沉湎于书斋的学者抛弃。文艺学是一个开放性、实践性的体系，这是我们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真正获得与国际同行对话的立足点之所在。
许明的发言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有些学者对"走出书斋"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有一些学者对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关于跨学科研究，钱竞认为，在文艺学与友邻学科之间、与远邻学科（如生态伦等）之间、与突发事件之间，不能过于功利地生硬整合，而必须思考和寻找那些过渡、中介环节，注重"间性"的互动对应关系，让多学科知识成为真正的思想资源、又生成能力的思想资源。
与上述诸位学者的观点不同，上海师大文学所教授余虹提出，文学的自主性是一种尚需努力的文学现代性工程。文学自主性问题仍然是当代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或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必须联系"生存自主性"来思考"文学自主性"和"文学现代性"问题。文学自主性问题是生存自主性问题在文学活动领域的展开。如果我们还认同"生存自主性"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文学理论对"文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保卫文学自主性"。黄克剑认为，人生有审美这一独立的维度，对于这一维度的自觉是审美自觉。从审美价值是人生价值祈向中的独立的一维这一点，可以大致确认审美在人生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而审美之维所提供的审美视界却又可以摄受整个人生。进入审美视界的种种人生题材被措置在一定的审美形式中，于是便有了所谓文学艺术。
２、文化研究仍然是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而且正在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我们有可能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有所作为吗?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王宁指出,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往往从一种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正越来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联网的作用。因此重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对于弘扬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的主观能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宁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本质的前提下,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通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全方面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另一方面则对西方学术界的固有思维定势产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建中从概念、历史和理论三个方面对当代欧美学术界的流行文化研究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西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已不是传统的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取向，而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取向，其研究对象是现代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一样，一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及其批评，历史，心理分析，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建平的发言指出文学艺术的评价要从文化性和国际性两个方面考虑。在国际性的术语下，他对"世界文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不管歌德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只说了单数的"世界文学"。今天，后殖民时期的"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这一新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人立足于自己文化立场的对人类各民族优秀文学的各自解读、接受，也意在表示他们之间在此基础上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对６０年代电影进行了文化考察，指出作为"文革"中硕果仅存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之一，电影不独构成了一代青年的娱乐史，而且重组了他们的精神史。程光炜指出，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的当代文学史上，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实际还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然而，电影院实际就是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博物馆，它不仅珍藏着对文学史而言弥足珍贵的各种，也把当时许多文学的构成方式、话语方式和审美经验尽可能地收纳了进去。因此对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在今天也不应该形成任何障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孟繁华对１９４２年以来大众文学的演变进行了描述，认为４０年代以后的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学培养了读者崇尚暴力的审美趣味；８０年代以后置换成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同样充满暴力倾向。电子传媒的产生重塑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学遭到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两方面的攻击，被视为"带菌的文学"，需要不断被"除菌"。诚然，大众文学是带菌的，但大众已经有了免疫力。苏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子平对民国转型时期的大众通俗文化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近代通俗文化研究中还没有找到与大众通俗文化相适应的研究思路。大众文化非要被拔高到与精化可以对话的地步才能被研究，而无法与精英文化对话的部分则没人关注。
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金元浦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组个案分析包括对《大话西游》现象、"脱口秀"、《黑客帝国》、韩东等《断裂》问卷、苍蝇乐队、"校园民谣"以及老照片系列现象的文化解读。其中对《大话西游》现象的分析采取了课堂讨论的形式，带有一定的实证性质，在方法上更接近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而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研究。
人论建设与文论建设
１、人的全面与文艺学建设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和文艺学的建设"这个议题，实质上是人的建设与文的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认为，有什么样的人学理论，便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建设，不仅应当有利于作为文艺服务对象的人--广大的读者群众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更要强调作为创作主体、批评主体和研究主体的人--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文艺队伍的建设是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学者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主要是应当努力拓展、深化和优化自身文论的知识结构和学理结构。他认为，文艺理论领域内存在着几大有影响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只有比较完整、深入地掌握了这几大文论学理结构和文论学理系统，才有可能进入文学理论研究的相对全面和自由的状态，推进文艺学的全面建设和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才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就是说，文学本体必须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从本体论出发看文学，它就不仅仅具有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而且具有解放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本性的意义。因此，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就不能停留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还应当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
在当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后的人性化的文艺学是一个当代理论建设迫切的课题。新的文艺学如何关怀人本身？陈晓明认为首先,应该把人从历史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人不再只是历史寓言化的象征之物；其次，回到人本身的文艺学――通过回到文艺本身，也就是人性化的文学本身，文艺学转向批评化，也就更接近人性化的言说。南开大学教授刘俐俐则从文化身份意识的介入，提出切断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逻辑轨迹，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概括中国现代性追求中文学发展的现实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的设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恒达在题为《主体性人论与当代西方文学》的发言中对多元主体性、开放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与当代西方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深入分析了这三种主体性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及文艺实践的影响，对我国当代人论和文论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山东师大教授李衍柱指出，人论是中西文艺学共同的理论基石。因此，对人本身的研究和认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认识，就成了我们打开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探索文艺活动的特点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的入口处。四川大学教授冯宪光认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中，可以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人类学模式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思路。他认为，与模式、意识形态模式和学模式相比，人类学模式的文艺学理论视野更为开阔，在学理上超越一般功利目的、特别是超越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功利目的，具有强烈的文化价值特征。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忠厚以"人的发展论和当代文艺思潮"为题作了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潘天强向大会提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卢铁澎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人的发展与文学思潮的历史形式》。这些论文或从马恩原典出发，或以文学思潮史为对象，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２、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人论和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成复旺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一种生命论的文化。这种生命论文化把天（宇宙）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生命大家庭；把人理解为与相统一的生命主体；把文理解为物我一体的生命意象。这种生命论的文化无疑属于前现代文化，但是对于矫正现代文性的弊病、在新的形势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却具有重大的意义。怀特海指出，"除非我们把物质自然和生命融为一体，否则二者都是不可理解的。"作为典范性的后现代科学的生态学就把宇宙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生态系或曰生命圈。而后现代的基督教也考虑用宇宙大生命这个"神圣实在"代替作为人格神的上帝。总之，就是走向生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从过去投来一束照向未来的光芒。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金惠敏在题为"孔子的仁学：一个后现代性的阅读"的发言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来理解，那么它所处理的问题及其思维方式则是亘古就有的。他不想把孔子说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认为孔子也曾处理过那些被后现代主义所放大了的主题，如主体性、他异性，也就是说，孔子曾经"后现代性"地思维过。与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孔子的"仁"的解释完全不同，他尝试从一个后现代的视角重新阅读之。他承认在中国史上"仁"有一个被本体化的历史，但在作为中国思想原典的《论语》那里，"仁"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性的和无限开放的哲学范畴。它体现为一个不懈的德性追求，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 "仁"的运动性或过程性意味着"仁"不是一个本体性的目标，它是一个无终点的过程，无确定目的地的力。"仁"是儒学中主体建构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中华人格建构的重要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袁济喜对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文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说,传统美育作为一种美学观念与文化范畴,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表现出我们民族文化中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对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当前，中国人对物欲的极度追逐，迷失自我，同"文革"中的政治迷信一样，都是在外物的蛊惑下失去自我，是人性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格的建设与精神的升华，就成为中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而传统美育在这种人格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与任务。
德里达断言中国文明处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国内外学者对德里达这一判断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周荣胜分析了德里达这一观点的自相矛盾之处及其对中国文明的乌托邦幻想，认为中国传统文明依然处于追求始源、始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并在古典文论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此外，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詹杭伦在会上作了题为"人的修养与赋的品格"的发言，冷成金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诸葛忆兵提交了论文《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王燕提交了论文《传统与社会转型中作家的职业选择》。这些发言和论文都从某一个方面都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当代人论与文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